赵树理(1906—1970)，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出生于农民家庭。其祖父略有文化，由此开蒙识字。1943年，在彭德怀亲自支持下，出版《小二黑结婚》；陆续发表《李有才板话》等，成为延安文学代表人物之一。其作品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思想性、艺术性。他的语言通俗、流畅，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被称为“当代语言艺术大师”。

■没有进城的内心

1949年前后，革命队伍开始流行一个词：进城。对于当代文学史来说，“赵树理进城”是不可错过的瞬间与现象。

细说起来，1949年他先后进了两座“城”。一座，是实际的有形之城———北平。一座，是虽然看不见摸不着而其规制井然照样一丝不苟的无形之城———文坛。以往，他虽被树为文学方向与旗帜，却并未走入“文坛”。从他自己角度说，他明确表示“不想上文坛”，“只想上‘文摊’”。现在不行了，赵树理可以不想入文坛，文坛却要来找他。

开国大典尚未举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第一次文代会———便于1949年7月2日在北平隆重开幕。会上，由茅盾和周扬各做一个报告，分别就国统区和解放区文艺的历史，做出充分反映官方立场的概括与评价。周扬报告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其中，单独谈论和赞扬了赵树理，称他的作品是“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在会议另一实质内容—————组织人事安排方面，也给予了体制上的确定。他得到的位置是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也即更名后的中国作协)常委。

显然，身入北平、上了文坛、得到一串官职的赵树理，正处在十字路口。及时看清方向，他就可以随历史一道“转型”。然而，他却像是遇到了障碍。入了城，却停在那里不动弹。

原因是他内心也有一座“城”。他走不出来，或者也根本不想走出来。他的生长环境与背景，地理特征较一般农村更闭塞，文化特征较一般农村更单一，这使他对这种传统形成过度依赖的关系。其次，语言、风格、趣味、精神资源，成为一种“方向”或者样板。受到激发与鼓励的同时，这可能让他背上“包袱”，认为有义务去终生维持那种形象。

但上述两点，尚非根本。他内心之城最重要的基石，我认为在于信仰。普通农民对于自己的生活和生活方式，没有信仰。赵树理特殊之处，在于既是农民，又是念过书的人。这种人，才是农民价值观的觉悟者，对农民价值观的坚持，往往比普通农民更“顽固”。普通农民倘有机会脱离农业成为城市居民，多数欢天喜地。赵树理则不然，“农民”概念在他心中情感化了。

■城不是他呆的地方

进城后，领导要求赵树理转变创作题材，从写农村改写工厂。赵树理也不感觉困难，以为只要深入工厂，与工人打成一片，自然可以写出来。一段时间后，他才发现不那么简单。在农村，你可以整天跟农民泡在一起，白天聊不够，晚上去人家炕头接着聊。工人8小时上下班，晚上工厂就没了人影儿。这个农民的知心朋友，在工人阶级当中却连个普通朋友也不曾交上。

1956年，刘少奇在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讲话，提出“只当一个土作家是不行的”。这话未必针对赵树理，但恐怕他是包括在里面的。然而，赵树理肚里会作何反应呢?我觉得可以替他回答：不以为然。赵树理对农民传统价值观，具体到文艺上，对乡村民间语言技巧、文体的坚持，是不会因时代发展而改变的。

他是纯粹的农民之子。由此，在某个阶段他与革命意识形态及革命文艺并行不悖，但当革命更向前发展了以后，他渐渐拉开一些距离，固执地停在他必须守护的地方。与知识分子作家搞不到一起去；在工人阶级生活中找不着感觉……赵树理进城以来的滋味，可不太妙。但是，既来之，则安之。于是，一头扎到曲艺里面———那是大北京中仅存的乡村文化的余脉。

泡天桥、创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办《说说唱唱》。《说说唱唱》创刊不久，第三、四两期连载了淑池的小说《金锁》，主人公是一个乡村流浪汉，后来参加了解放军。赵树理贵其“真正了解未解放前的农村……可使人了解革命势力来到之前自然状态下的农村具体情况如何”，予以发表。然而《金锁》却替赵树理招致第一次批判。《文艺报》第二卷第五期发表邓友梅《评〈金锁〉》，义愤填膺质问：“这是农民吗?是劳动群众吗?简直是地痞，连一点骨气都没有的脓包，只是地主的狗腿，旧社会的渣滓才有这样的性格。”

赵树理恰因主人公“特农民”，才发了这篇小说，但在文坛其他“革命同志”看来，这种人物不配称农民。“赵树理进城”的下场，被证明是彻底失败。于是他从“城”里出来、离开，回“乡”，返到他自己的天地。

■被批判的赵树理

返回太行山的赵树理，则宛然就是千百普通农夫中的一员，他加入了他们，消失在他们之间，体验着、承受着他们的希望与痛苦。

赵树理与革命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是值得但一直都不曾深入研究的问题。由于他被树为“为工农兵服务”的旗帜，人们对这个问题特别容易忽视。

到大跃进时期，他困惑并矛盾了。一方面，想看到农村摆脱几千年的旧生产方式，一方面，又对变革损害农民利益的事实不好接受。赵树理自己说：“我看到由于以上种种不合理的措施，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和给群众带来的灾难……日夜忧愁，念念不忘，经常奔上奔下，找领导想办法，但他们都认为我是一种干扰。”他本该想想，在土地革命时代，他与革命意识形态是多么和谐融洽啊。而眼下他何以在上下领导那里，都成为“干扰”了呢?

1959年夏天，他给《红旗》杂志主编陈伯达写了一份意见书，提出自己的忧虑。刚从庐山下来的陈伯达，一眼即知此文是何性质，立刻批转作协党组，摘录成绝密文件，开始批判。对“当代”文学史来说，赵树理遭到批判是一个真正值得深思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