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的一天，一位先生走出北大红楼，脱去灰长衫，换上短褂，熟练地驾着马车，载上一位神秘的客人，向东疾驰，直奔天津码头。他时而吆喝牲口，时而甩个响鞭，俨然是位赶车的老把式。月光下，驾车人跟车篷里的那位神秘的客人低声密语，议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成立中国共产党。那位赶车人就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神秘客人就是南下上海筹备共产党成立事宜的陈独秀。

对于朋友，对于亲人，对于青年，李大钊是那么的平易近人，一点名教授的架子都没有。他的品德高尚，为人正直仗义，为了事业和情义牺牲生命都在所不惜。

“为人又热情勇敢，有气节有操守。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李大钊，适其人也。”就连李大钊的敌人都不得不发出这样的佩服感叹之语。

1918年，杨昌济教授(杨开慧之父)领着一位高个儿青年来到位于北大红楼的图书馆，想找份工作。当时那个青年操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又只是一个师范学生，所以据他后来向斯诺回忆说，“大家都不理我”，“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然而在学界颇有权威并已名满天下的“守常先生”却唯独不同，一向愿意提携有志青年，他对这位助理员——毛泽东的态度却是例外的，对这位只有中等师范学历的属员经常登门请教，不仅有问必答，还经常推荐新书，并介绍了胡适等名师，给予了他极大的帮助，在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后来毛主席在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在新文化运动史上，作为青年的良师益友，李大钊始终关注青年问题，关心青年的教育和成长。“以青年之使命为使命。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青春中华之克创造与否，当于青年之觉醒与否卜之。”

因此李大钊非常注重向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他把北大图书馆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同时李大钊也非常注重青年的思想品德教育，注意对他们进行“人格教育”，他认为，“教育只是偏重知识，而忽于使用知识之人格，知识也不过是作恶的材料”。因此，他要求教师“至少于每小时授课之余，当授以三五分钟的人格教育，使人们相互之间，都能以赤裸裸的真面目相见，而知识教育的效用也因此增进。”

“青年呵!你们临开始活动以前，应该定定方向……若是方向不定，随风飘转，恐怕永无到达的日子。”这是李大钊在五四时期对青年的告诫，他希望青年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把消灭世间的黑暗、人类的苦难作为自己的目标，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而奋斗，要不图虚名，踏实工作，“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地去作，不驰于空想，不鹜于虚名，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状态作事，则功业可就。”

李大钊积极主张青年教育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尊重劳动，走到农村锻炼自己，他认为劳动能使青年解脱苦境，获得快乐，这对广大青年深入工厂农村，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许多青年深受他的影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其中有些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活动家以及后来国家的主要领导者，如邓中夏、高君宇、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是早期深受李大钊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

其实李大钊对青年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人格精神。1927年，李大钊被捕，在监狱受尽折磨却仍斗志昂扬。他的长女李星华后来在回忆父亲时写道：“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这是李大钊在被审判时的从容和凛然。他临刑时毫无惧色，第一个走上绞架。当敌人问他是否悔过时，他的铿锵之音“你们把我绞死，我的灵魂不死，革命不死”犹在耳畔，时年尚不足三十八周岁。正如陈毅元帅的悼诗所说的“就义从容甚，大节凛不辱。人民柴市节，浩气贯长虹”。

今天再次看到李大钊的雕像，去香山瞻仰他的墓碑时，不禁想到有人纪念李大钊的几句诗：念红楼播火，桃李天下；瞻万安公墓，激烈壮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