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事情看起来并不大，却蕴含着深沉而凝重的历史意义……

谁能想得到，蛇口招商大厦9层一个普通会议室1988年1月的一个小小风波，竟震荡全国，久而不息，甚至波及到了日本、美国、法国、挪威、澳大利亚……

1988年 8月中旬，挪威首都奥斯陆。一群学理工的中国留学生聚集在挪威理工学院的一间教室，读着8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的《“蛇口风波”答问录》，激烈地争辩起来。一位刚考取了博士资格的男生挥舞着这张报纸潸然泪下道：“中国有希望了! 有希望了!”

1988年11月21日，当人民日报评论员吴国光访问日本，来到风光秀丽的京都产业大学的时候，该校著名教授小岛朋之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听说贵国北京派了几个人到深圳特区给青年讲演却遭到拒绝，这是怎么回事?我们都很关注，请介绍一下。

从1988年9月起，到1989年1月，美国著名的新闻媒介从各种角度广泛地报道了“蛇口风波”。美国的读者们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新闻周刊》上读到了曲啸与蛇口青年就“淘金者”的辩论，读到了彭清一问发言的青年叫什么名字，读到了争论双方对特区发展的不同看法……直到1989年1 月23日，《新闻周刊》还刊登了该刊敏锐的女记者艾鼎德从“淘金者”的争论分析中国今后走向的文章。

海外的华文报纸，更是争相发表社论和通讯，评述“蛇口风波”的是与非……

9楼会议室这场即兴的对话到底说了些什么，竟引起全国的震动和世界如此关注?

风起青萍之末

笔者深知，要向不知内情的读者介绍一个即兴的、话题十分分散广泛的座谈会的发言，对写家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讨好的事。可是我相信不少人会饶有兴趣地看下去。

这不仅仅是由于本文首次披露这个座谈会的详情，更由于在我们这个激变的转型的年代，人们最为关心的，是思想的涌动和搏击所带来的一切。

这是1988年1月13日晚上。

会议室内外的海报标明了远道客人的身份：“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

三位专家均为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的报告员，他们是80年代初以来相继以有关青年教育的演说成名的。一位是“启迪青年心灵的灵魂工程师”——北京师范学院德育教授李燕杰；第二位是被称为“现实生活中的‘牧马人’”的某部调研员曲啸；

第三位是自称“我这个跟在后边的老兵”的中央歌舞团前舞蹈演员彭清一。

座谈会由共青团蛇口区委负责人主持，近70名蛇口青年参加。其中，有些人是看到海报以后自发前来的。

这个会议并没有什么中心议题。开始时，主持人先请三位专家谈谈来特区的观感。

三位报告员在观感演说中对蛇口青年是给予了很高评价的。

曲啸说，来深圳、蛇口感受最深的是特区的巨大变化。几年前，深圳还是只有 2万多人的边陲小镇，现在成为拥有50多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1980年工业产值是6000万元，而现在是57.6亿元。事实雄辩地说明了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英明正确。

他说：我所见过的青年，从总体上讲，深圳的青年是很可爱的，到了培训中心，看到青年人孜孜不倦地学习，非常令人鼓舞。这个地区毗邻港澳，经济又很活跃，可是在蛇口没发生一起重大恶性案件，这是很值得研究的……总之到深圳几天，给我一个总的感觉，深圳不是断线的风筝，而是一只腾空的雄鹰；深圳青年也不是断线的风筝，而是腾飞的雄鹰，正在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航道前进。

李燕杰说，1949年他随军南下曾到过这里，3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僻的乡野。近几年又来到深圳，变化实在惊人。他谈了在特区工厂、农村、学校、图书馆等地参观的体会，谈了与青年接触的感受，最后说：在这里，我看到了八个字：公正、热情、廉洁、高效。我想用一句话来概括对深圳的观感：“美的山河美的人，美的风光美的心。”

彭清一在发言中以激动的心情回忆了他在舞蹈演出中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并有幸握了毛泽东的一个手指头的场面。他强调说：今天虽然累点，但晚上见到蛇口青年，感到非常高兴。这里的图书馆外面有那么多自行车，没有丢过。在内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丢车，丢得还不少。相比之下，哪里文明呢?是这里文明。他说：我们在全国还有点影响，我要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向别的地方介绍蛇口青年。

至此，谁也没有对这个座谈会的正当与否产生争议。如果没有发生后来的对话，那么这个晚间演讲大概会成为三位报告员演讲记录中最新的一笔了。

对下面发生的事情，只好解释为是历史、是命运要在这个不那么顺利的“13”日夜晚安排一次观念的撞击。这，在感情上对所有的当事人都不免有点遗憾。但从历史发展的理性来看，这个偶然当中却包含着时代的必然。

先是一位青年站起来问了一个问题：在内地、在北京，市民也好，青年也好，他们对深圳到底是什么印象?

这是没有任何挑战性的问题，报告员们很乐意回答。

曲啸说：“总体来讲，人们的印象是模糊的，因为他们并不了解这里。他接着列举了内地一些老年人和青年人对特区的不同看法。提到青年的时候，他说，内地青年有很多人向往特区，想到这里来。但是这些想来的人中间有两种人：有创业者，也有淘金者。“在个别人的思想里，想到这里来干什么呢?淘金，挣钱，玩。真想到这里来创业的，有。……凡在人群之中，必定有先进的、落后的、中间的。有差异是正常的……就是在座的当中有没有淘金者呢?……到这里创业，这是大多数，有没有淘金者?有。……”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的青年，尤其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特区青年，对于十年动乱中惯用的把人分成“左、中、右”、“先进、中间、落后”、“ 95%”与“极少数”之类的做法，自然是反感的。再说，“淘金者”这个词本无所谓好坏，因为淘金不同于偷金、抢金，它毕竟还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曲啸把它作为“创业”的对立面提出来，加以否定，就容易引起误解。

导火索在这个敏感的问题上第一次点燃了。

据彭清一后来回忆说：“曲啸老师发言后，坐在门口的一个青年说：‘希望三位老师能和我们一起讨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不要讲些空洞的说教。你说来深圳的人有建设者创业者，也有淘金者，请解释清楚什么叫淘金者?’”

根据当时一位参加者自己的录音，还有一位青年问道：“我想问问，我们一些青年到这里承包、租赁，这些人是不是淘金者呢?三位老师对淘金者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是来挣钱、搞商品经济的就是淘金者吗?”

曲啸的回答是：我说的淘金者不是为深圳特区的发展来创业，不是为了创业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而是看上了这样一个经济非常活跃、利润很高的地方，为了个人利益到这里来，图这里生活好、工资收入高。如果钱少了，生活又艰苦，就不肯来。我把这类人当作淘金者，特区不欢迎这样的淘金者。

曲啸是把动机的纯正高尚、不掺杂一点个人打算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来考虑的。

对此，青年不同意。一位青年站起来反驳道：“我们来深圳、蛇口为什么不能赚钱呢?淘金者赚钱，但没有触犯法律，无所谓对错。淘金者来蛇口的直接动机是赚钱，客观上也为蛇口建设出了力。比如一个个体户开餐馆，他的目的是谋生赚钱，但他给国家上交税金，也方便了群众，这样的淘金者有什么不好?除了投机倒把、经济犯罪等等之外，凡是正常的经济活动，都是用自己的汗水和生命创造财富、活跃经济，对社会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曲啸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目前有一部分青年特别强调个人的价值，我认为，“天生我才必有用”，每个人都有价值这是肯定的。但是个人的价值如果不在群体的价值中去体现，个人的价值是很难得到充分体现的。青年人应该考虑到祖国的命运，而且应把这个放在第一位。到深圳、蛇口来，到底是为了享受还是为了创业来的?

为了创业而来，我认为是真正好样的，如果为了享乐而来的话，那是很危险的。

一位蛇口青年进一步反驳曲啸的意见说：情况往往是，创业和淘金，为自己打算和为社会考虑，这些东西在人身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大容易分得清楚。谁也说不清楚。这些东西从理论上没有解决。在一个人身上，为自己、为别人、为社会各占多少比例，在什么情况下怎样调整等，说不清楚。有的人他自己也弄不清楚自己，但他还要说，他觉得自己好像挺清楚似的……

曲啸打断了这位青年道：你认为你现在做的一切和你个人的价值都只属于你个人的吗?

青年：当然是这样的。

曲啸接着问：那你现在为什么做工作?

青年：为什么工作?第一是为生存，这是五个基本需要的最低层次；第二是安全；

第三……首先是为生存我得干活，就是这样。有些时候我觉得中国有些东西，挺虚的而且挺伪的，加起来就是挺虚伪的。

另一位青年说：其实，干就是了，做完之后我们看效果，你管他什么淘金不淘金、创业不创业呢?他创了半天业闹了个大赔本不也挺可笑的吗?淘金者有什么不好?美国西部就是靠淘金者、投机者的活动发展起来的。创业和享受这二者是不能分开的，二者并不矛盾，并不是我创业以后都得给别人，我也要取一部分。

彭清一对青年发言中举出美国西部开发的例子很不以为然。他认为：美国是美国，怎能和我们特区相比?美国姓资，搞的是资本主义，我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特区，两者没有共同之处，我们不能用资本主义开发西部的办法来建设特区。

蛇口青年对此则认为，这样僵化地划分姓“资”还是姓“社”，不利于改革的深入发展，不利于吸取全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不利于我国生产力的解放和提高。

在这次对话中，最出乎报告员们意料之外的是，李燕杰、曲啸、彭清一说的那些赞扬蛇口青年的话，并未在听众中获得他们三位期待的效应。蛇口青年不欢迎这样的赞扬。这是为什么呢?

一位蛇口青年发言说：刚才三位老师对蛇口人包括对蛇口青年作了高度评价，差不多是完美无瑕；内地的一些报纸、电台等宣传工具介绍特区，也是“创业”呀“巨变”呀什么的，十分完美。这些反映，大家觉得不够确切，有夸张的地方，说得不好听一点有歪曲的地方。其实，特区青年和内地青年一样，除了工资、大锅饭不同以外，也都是人，也是在这块土地上成长的人，因此有阴暗面，有痛苦。这一点也要实事求是，讲求实际，不要用空洞的词吹那么高。比如说几位老师提到的这里青年爱学习，我们的确刻苦，但唯一的压力就是我们在这里没有父母也没有兄长，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如果自己不努力的话，就有可能被淘汰。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工作，很难说明天还能不能再坐在这个地方。这就是我们学习的动力，这里说的是一个被动的学习动机。

当然，这里机会是有的，因此也有愉快。

另一位青年说，我认为上课学习的绝大部分是工人，不信可以去翻翻花名册，报名的工人占90%以上。很多大学生都在干什么呢?打扑克、搓麻将。我问他们怎么回事。

他们说，第一，根据蛇口办户口的原则，大学生只要身体健康，户口就可以办。户口有了，工作也好找。所以在蛇口，大学生失业的就很少。工人就不一样了，因为没有文凭，要办户口就困难。第二，蛇口工资待遇，总经理第一，副总理第二，工程师第三……什么也不是的就最差。所以这些原因逼人去学习。这些东西要同时讲出来，不然就很表面，很虚假。

一位学过企业管理的青年说：听说蛇口打破了铁饭碗，我很感兴趣，抱着一种研究的心理到这儿来的。来了以后悲伤地发现，不管是新来的还是早在这儿工作的人，至少要用自己精力的五分之一去研究自己的领导是什么样的作风、喜好什么；而不是研究在工作中怎样充分发挥我的学识、能力，怎样尽到自己的责任搞好工作，而是研究我怎样才能迎合老板的心理，使自己不被“炒鱿鱼”。这种普遍的现象至今还没有报刊分析。

至于自行车晚上放在外面不丢，以及挂在车上的东西不丢的现象，一位青年发言说：精神文明跟物质文明有关系，跟这个地方收入高有关系。这里大家都收入几百块钱，为拿别人一点东西被抓住，有些人就会觉得得不偿失。内地呢，各种人都有，很复杂，收入也低，如果你的一把伞放在公共汽车上忘了拿了，别人就给拿走了。你下次上车看见别人的伞忘在那里，你当时很气，也会拿走。如果内地经济收入达到了这儿的水平，我觉得内地的精神文明会更高。当然，这个东西也不是绝对的，并不是物质文明发展了，精神文明一定就发展。比如有一些国家，原来是不毛之地，一发现石油之后，整个国家富了，这也免费那也免费，免费读书免费医疗，全免。但他们依然用手抓饭吃……但是我还是认为精神文明的发展要依赖一定的物质基础。精神文明的某些内容，不是人为提倡就能办到的，关键要有物质文明的条件。犯罪的问题不在于宣传，说你不要去犯罪，犯罪是不光荣的等等就能解决。内地很多的吵架、打架是由于收入低造成的。

对此，曲啸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说，经济水平越高精神面貌越好，这个理论我们不同意。他列举了美国全国各种案件发案率的统计之后说，美国的经济水平高，犯罪率也高。所以关键还是思想品德问题。像深圳这个地方，两个文明建设还是要同步进行的，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单纯地就是经济的话，人们的生活是不会那么愉快的。

一位青年发言反驳说：争论图书馆问题、自行车问题以及犯罪率多少的问题，没有什么意义，这些只是现象。老实说，到图书馆能办证的有多少?你到四海去问问工人，有多少人能办图书证?他们凭什么办图书证?图书馆里摆的书，计算机技术方面的书有很多都是过时的。蛇口工业区现在没有犯罪率，这只是一个现象。我敢断言，深圳的犯罪率将来会高于全国任何一个城市，因为青年人刚到这里，还没有犯罪的条件

……那么先进与落后本质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制度，是体制问题。三位老师说蛇口8年就建成这样，不得了。其实如果你走出去，看看日本，看看世界，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举一点这个那个什么自行车啊，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蛇口这地方好就好在开放，站在山头上，能望到海上……我觉得三位老师是在游说，我们这里不看你怎么说，而看你怎么做。来到蛇口这个地方，你们带来的这种思想，蛇口受不了。你们赞扬蛇口，像报纸上那些空话一样，其实大家受不了。所以我希望三位老师有时间的话，最好是深入一下，到基层更充分地接触一下，到后海没有电、没有水、没有洗澡的单身宿舍去看一下，那么关于青年人的感受可能更深入一些。老实说，今天来参加这个座谈会的人档次还是比较高的，如果你们要真正了解蛇口青年，就应该到青年宿舍去看一看，看看青年人在想什么，干什么。还可以通过什么途径到蛇口来扎扎实实地呆上一年半载，甚至到独资厂、合资厂当个部门经理，跟大家一块做个什么，这样就有可能了解到跟报上说的空话不同的东西，就更有价值。我还希望你们把今天在这里的谈话带到内地去，告诉大家蛇口真正是怎么回事。这里的情况绝不像报纸说的那样莫名其妙。

很多外地青年看了报纸上的大话空话，就把蛇口想得那么好，虚无飘渺起来，这实际上是一种愚昧。是空洞的、不反映真实情况的宣传造成了这种普遍的愚昧。让青年人造成这么一种愚昧，这实际上是一种犯罪。

对青年提出的尽可能深入实际的建议，报告员们是赞成的。彭清一赞扬了蛇口青年“很坦率、很诚恳”。他说通过这次对话长了经验，以后到一个地方去就要多调查研究，讲话就要警惕一点，不要下车伊始哇里哇啦。

另一位青年就宣传与实际的矛盾直率地谈了自己的见解：“我觉得，蛇口作为咱们国家的一个试验点，对国家摸索自身的方针政策是有好处的。但蛇口朝什么地方发展，也在摸索当中。蛇口有些地方应该好好推敲推敲。说蛇口只有中国特色，我觉得是不是有点拔高了?因为我觉得在很多地方外国特色倒能体现出来。比如这里的建筑风格、上班环境、工资体制，包括商店里的商品陈列，倒是体现了外国的特色。这一点，如果硬说都是中国特色，我觉得就有些不合适。”

另一位青年补充说；“如果有中国特色，那么它就自己出来了。如果没有，你也不必要特意去强调，强调它有多大作用呀?”

在如何表达对祖国的爱的问题上，双方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争论是由一位蛇口青年的发言引起的。这位青年尖锐地说：“三位老师的思想在蛇口是没有市场的。三位老师的演讲在内地有反响，在蛇口这地方就不一样。蛇口很多青年在独资公司，他们的利益不一样。我对你们说这些话不怕，香港老板不会炒我的鱿鱼，在内地就不敢了，不敢畅所欲言，这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曲啸：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说我们的思想在深圳是没有市场的，你说我们是什么思想?

青年：我想你们是希望蛇口青年带着对国家的爱、为蛇口创业的思想来干，并为这个感到骄傲，这不符合这里的人的实际。我想，如果蛇口独资、合资企业都撤走，我不知道蛇口还有什么东西，这是在座的都知道的。

曲啸：我们希望青年对祖国有深厚的爱，你能声明你对祖国没有爱吗?

青年：我认为要看这个爱怎么表达，应当实事求是，而不应当讲虚的、假的、空头的。老实说，蛇口青年都知道，你们是空头的，虚无飘渺的。我们讲实际，我们用自己的劳动表达对祖国的爱。我们自己劳动了，劳动成果自己享受……蛇口青年挣了钱，他也创造价值……他大可不必想着我现在是为了国家，为了什么什么，这里的人是分成好多不同层次的……

曲啸：你认为这种思想感情的层次是非常低的吗?

青年：不好说，应该说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也应允许蛇口青年通过体力劳动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感情……我的意思是希望三位老师把这里的真实的东西带回去，敢在内地讲出来。

彭清一：明天我就在大会上当着那么多的人讲你的话，你叫什么名字?明天你们市长都要去……

在笑声中，这位青年递上了自己的名片。

接着，双方又对如何对待青年人的自主意识发生了争执。

话题是从彭清一发言介绍自己的女儿引起的。彭清一说：因为我到处跑，我的孩子毕业以后考大学，我没有找过门路。她没考上，目前干什么呢?在××招待所当服务员。每天涮痰盂叠被子，一天就干这个活儿，这是艺术家的女儿。我对她说什么呢?

孩子，不要小看，这个工作总需要人呐，总得有人干。当爸爸到你们那儿住的时候，朋友去了，你们微笑、服务很好，人家高兴。我对孩子就是这样，我从来没有为了让她摆脱招待所去走后门。人家评价我说，彭清一这个人是正的。我的孩子涮痰盂继续涮下去，我不受社会上任何事情的影响，我要保持下去。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从自己做起，国家就有希望了。

而青年人看法正相反。一位青年发言说：这是使女儿选择职业的权力受到了父亲的限制，父亲把思想灌输给她，告诉她应该怎样做。如果没有你这个父亲，我看你这个女儿就很危险了。应当让青年发挥主动性，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包括选择自己的职业，应当为青年有这样的主动精神感到骄傲才对。

座谈会接近尾声的时候，又围绕着进口小汽车和体制改革问题争论了一番。

先是曲啸在发言中曾提到：我看到我们国土上跑着那么多的外国车，我看着难受。

开人大会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前面的车只有一辆是上海牌小汽车，这不能不说是个不正常的现象。

青年问道：你气愤的是什么呢?

曲啸：我们落后。

青年说：有外国车并不奇怪，因为我们的汽车制造业起点低，再说落后是次要的。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比我们更落后。日本算什么?日本那个时候衰败到了什么程度?为什么不多几年就起来了?光看到落后算什么?关键是制度问题，是体制问题。甚至大量进口汽车也是某些人拥有过分的不适当的权力所致，这也是个体制问题。体制要有利于发展。离开了这个谈什么落后，只是个现象。

还有的青年认为：在目前开放的主题下，在全球经济、贸易逐渐趋于一体的形势下，没有一些外国的东西倒是落后的表现。

应该补充的是，会议进行中，的确有一位青年发言说：“我今天到这儿来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看看曲啸等三位老师是怎么样的人，在我的印象里曲啸老师好像是瘦的，没想到还挺胖(笑声)；第二个目的，我特别想知道这些年国家变化这么大，三位老师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在会上，这似乎没构成威胁，它倒使会议显得更加轻松活泼，减少了那些习见的正襟危坐式的隔阂。里根总统早餐时看报纸上画他的漫画，不是也时常忍俊不禁吗?

这位青年发言之后，报告员们在演讲中对这次会给了不少好评。

彭清一称赞了青年的幽默和坦率。他说：我们在会议开始谈了一些话，经过大家反馈之后，很值得我们，燕杰老师、曲啸老师，还有我这个跟在后边的老兵，要研究一些问题，我们的确对蛇口了解得少。今天好多在座的同志提出了问题，好得很。如果在内地，可能好多人不这么谈出心里话，那样并不好。我们今后要多调查研究，多听听。因此今天一些同志发言我很满意。满意什么呢?他们很坦率，很诚恳。

曲啸也在会上说蛇口青年提的问题比较坦率。

李燕杰说：今天在双方发言中有一些不同见解，这不要紧，相互间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但彼此是有启发的。我很喜欢“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句话，实际上也应该这样去做。

最后，会议主持人、共青团蛇口区委副书记谢鸿在总结发言中也称赞了这些热烈的激动人心的场面。一位青年站起来代表发言的人表示赞同，并感谢说：“参加这个会很荣幸。”

看来，如果我们的思维方式更加开放，那么，各种不同意见的交流，本该浇灌出令报告者和听众都感觉甘美的果实。随着不同范围的品尝，这甘美还会渗透进许许多多的心田，滋润出孕育着更加宏大的民族精神的新芽……

然而，可惜，也许更加宏大的民族精神比我们期待的要来得更晚些，请看——

吹皱一池春水

座谈会刚结束，情况就变了。

三位报告员动作很快。座谈会后第二天，1 月15日，一份以北京师范学院青年教育研究所(李燕杰任所长)的名义起草的题为《“蛇口座谈会”始末》的材料就写了出来，从深圳分送给中央和有关单位的领导。那个递名片青年的名字也上了材料。

随李燕杰南下的北师院青年教育研究所的一位室主任郭海燕说：“那份材料是有，我写的……我有责任把个别青年的错误言论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

蛇口方面的同志则称这是“一份不光彩的材料”，是一个“小报告”。

这份材料在“蛇口风波”的起伏跌宕中是个关键，不妨将它在这里曝一下光，以使读者对事态的发展有一个更加明晰的把握。

下面是这份材料的全文：

“蛇口座谈会”始末

1月13日晚上，在蛇口招商大厦9层会议室，举行了一次“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出席这次座谈会的有近日来深讲学的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报告员曲啸、李燕杰、彭清一同志。这次座谈会事前没有通知本人，陪同来蛇口的深圳团市委书记谢建文同志也不知此事。参加座谈会的蛇口青年约有五、六十人，蛇口区团委书记谢鸿主持会议。开会之后，三位专家首先发言，对深圳市、蛇口区青年建设者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并畅谈了自己几天来的观感。曲啸同志在发言中说到，内地不少人向往深圳，其中不乏有识有志之士，但也有少数想到这里捞一把的“淘金者”。在他发言之后，坐在门口一个戴眼镜、穿西装的青年突然发难，把“恳谈会”引向邪路。他说：“希望三位老师能和我们一起探讨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不要在这里做那些不着边际的宣传。你们说来深圳的人有建设者、创业者也有淘金者，请你们解释清楚什么叫淘金者!”当曲啸同志作解释时，两位男青年相继举手发言。坐在后面的一个长头发的男青年首先站起来挑衅：“我们久闻曲啸、李燕杰的大名，今天才算看到了你们的真面目。原来我以为曲啸受了那么多苦，一定很瘦，没想到你这么胖!(哄笑)你们几位闯荡江湖，四处游说，很会来点幽默，弄个噱头，你们的演讲技巧已经相当纯熟。但是我告诉你们，在蛇口这个地方，你们的那一套没有市场!”(哄笑、掌声)这时，另一位举手的男青年(经了解，他是招商进出口贸易公司的李云忠)

站起来发表了长时间的即兴演讲，大意如下：你们到这里来宣传，肯定没有市场!独资、合资企业里的工人没有人会听你们的。我们就是为了自己赚钱，什么思想、信念、为祖国作贡献，没有那回事。报纸上的宣传有几句真话?只有我们才了解深圳的真面目!你们要想了解深圳，你们就应该到四海、后海去看看那里的工棚，看看住在没有水、没有电的工棚里的合同工，看看他们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这里是文化的沙漠，青年人十分空虚。你们说深圳的犯罪率在全国是最低的，可是我敢断言，用不了多久，只要条件一具备，深圳的犯罪率肯定是全国最高的。曲啸老师说看见满街跑的都是日本汽车心里很难过，你难过什么嘛?自己没有本事造不出汽车，买日本的有什么不好?

你们说蛇口只有7、8年的历史就建设得这么好，和人家日本比比这算什么嘛!你们要想真了解特区，希望你们到这儿来住上一年半载，当个部门经理。我们判断你们几位，不是听你们的宣言，而是看你们的行动。我再奉劝你们一句，那一套政治宣传不要搬到蛇口来，在这里没有市场!这时坐在靠窗户那边的一个青年站起来说：“报上的那些宣传我们非常反感。说什么深圳走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实有什么中国特色?深圳的特色就是外国的特色!它的建筑，它的街道，它的城市构造，他的企业经营方式，完全和外国的一样。有中国特色就说有中国特色，没有中国特色，就不要编造出一个中国特色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你们谁能说得出来?”这时一个穿蓝上衣敞着怀的青年站起来说：“我们这个地方说话还比较自由，顾虑还比较少，山高皇帝远嘛!我骂你们几句，也没有人会来管我，我的香港老板更不会炒我的鱿鱼。你们说想到深圳赚钱的人是淘金者。我们就是想赚钱。你们说要为祖国做贡献。我自己流血流汗赚的钱就该我自己享受，为什么要给别人!你们说深圳青年爱学习，有几个真爱学习的?图书馆有几个人能进去?有几个人能办图书证?图书馆里都是些什么书?计算机技术……都是过时的，有几本有用的书?我们今天来的都是层次比较高的，你们要想了解蛇口，就去找低层次的青年了解了解他们的想法吧!你们那些时髦的宣传在这儿一点用也没有!”那位发表长篇演讲的李云忠又站起来说：“淘金者有什么不好!美国西部就是靠淘金者、投机者的活动发展起来的，可是由于政治的原因，中国从来不宣传。刚才有人说深圳没有丢单车的现象，这只是太表面的现象，根本问题是制度问题，我为此感到愤懑。”那个敞着怀的青年接着说：“你们应该说自己由衷的话，不要说那些出于某种政治目的的话。”会场上，曲啸、彭清一、李燕杰同志力图对上述较为明显的错误言论进行说服、诱导和批评、帮助，但是他们的发言经常被打断，整个气氛是不让他们说话的，是嘲弄的甚至是敌对的。散会之后，几位一直没有发言的青年主动走上来对三位专家说：“他们不能代表我们蛇口青年。

你们的报告我们都听过，讲得太好了!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观点。”这几位青年还主动要求和老师们合影留念。

北京师范学院青年教育研究所

1988年1月15日

蛇口青年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固然未必尽妥，但在这份材料里，青年发言的背景和上下文以及所针对的具体问题，特定对象全被割去了。作者截取了一些没头没尾的片言只语，经过排列组合，联缀成文，这就给人形成了整个座谈会从头至尾充满了“明显的错误言论”、已经上“邪路”的印象。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人们，对于这种陷人以罪的文风和笔法是并不陌生的。起码，这份材料无助于创造一个平等对话的社会环境。联想起类似用语凶险的材料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曾经起过的作用，蛇口的同志觉得心头罩上了一层阴云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在这份材料里，座谈会正当与否也成了问题。李燕杰后来还对记者说：“说这次座谈会有点‘突然袭击’，我想并不过份。当时蛇口区请我们参观浮法玻璃厂，根本没有提要开什么座谈会。据说这会是蛇口团区委主持的。可是当天陪同我们参观的市团委书记一点也不知此事。直到吃了晚饭，说是请我们去坐坐，却看见‘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的海报。我想这至少是不礼貌的行为。我们几个为了不让青年坐蜡，就进去了。”

然而蛇口培训中心副主任荆跃却说：“在座谈会前两天，我曾向燕杰老师提出过，到了蛇口后与青年见见面，他没有表示反对。”

蛇口区团委副书记谢鸿说：“当时我们团委是受培训中心的委托组织这次座谈会的。至于几位老师会前知道不知道，我想并不重要，既是青年教育专家，来到蛇口和青年们见见面，谈一谈，不是很正常的事情么?至于说有意准备好要为难几位老师，这是绝没有的事情。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参加座谈青年，包括发言的几位青年，都是自发而来的；二是我们连录音也没有准备，就是为了让气氛随便些。”

对于材料中所说的一位西装青年“突然发难”，将会议“引向邪路”的问题，谢鸿评论道：“其实类似这样争论起来的座谈会在蛇口是司空风惯的，比这更激烈的也有。就在这次座谈会后不久，温元凯来到这里搞了一次对话，那辩论的程度比这次厉害得多，可大家都习以为常。这里的青年思想活跃，敢想敢说，并不是要跟哪一位过不去。而三位老师的观念有些与蛇口人实在想不到一块，多提了几个问题是毫不奇怪的，没想到几位老师把问题看得那么严重。事后大家都议论说，这几位老师可能是在内地总是听到掌声、欢呼声，不习惯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

可是，谢鸿这里所说的大家在底下的议论，毕竟不能抵挡那份已经送给各有关领导方面的材料中给蛇口青年扣上的吓人的帽子。

《蛇口通讯报》总编辑张梦飞感到了自己沉重的责任。他说：“老实说，当初没有打算报道这件事，因为争论在蛇口的确很寻常，不值得。但第二天曲啸在深圳市演讲，专门用一段话来贬损蛇口青年，电视也放了，以后又冒出那份不那么光彩的材料，我们才感到不能沉默，要维护蛇口青年的声誉。报社年轻记者魏海田、王克朴正好参加了座谈会，提出了报道设想，才开始报道出来。”

应当说，这已经不单是维护蛇口青年声誉的问题了。

这场观念的撞击，即使不在蛇口出现，也必将会在别的地方发生。这是我们古老而又青春的祖国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走向商品经济，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必然要经历的文化观念的震荡。在这个“礼崩乐坏”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人感情上不大容易接受的东西，甚或会伴随着一些消极的现象，但这一伟大的转变过程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经过了十几天痛苦而又紧张的沉默，终于，2月1日，《蛇口通讯报》这张很少为内地读者所知的周报，在头版报眼上发表了一条使它名震全国的消息：《蛇口青年与曲啸李燕杰坦率对话——青年教育家遇到青年人挑战》。

这篇300多字的标明“本报讯”的短文，扼要地向读者介绍了1月13日在座谈会上，青年教育家与蛇口青年在如何看待“淘金者”、如何看待进口汽车、如何表达对祖国的爱等问题上互相对立的观点。

这条消息虽然比实际发生的事晚了18天，但在中国新闻体制的观念系统中，却是一条货真价实的新闻。

素以眼光敏锐著称的老资格的《羊城晚报》，2 月12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该报记者邹启明写的千字通讯《“热门话题”和它的余波——记蛇口青年的一次座谈》。

这篇通讯以较多的篇幅介绍了1 月13日座谈会上曲啸与蛇口青年在“淘金者”问题上的争论，委婉地批评了三位报告员口头上理解青年“直率”的同时，又对这次座谈会不满的情绪。该文最后一部分是采访谢鸿的答问录。谢鸿在答问中结合实际提出了“面对新环境中成长的新一代，如何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大有文章”的课题。这正是1988年党中央和广大干部群众正在紧张思考的，即将破门而出的课题。

《羊城晚报》的介入，使蛇口座谈会的风波广为扩散，引起了内地不同读者群的关注。

3月28日到4月25日，《蛇口通讯报》连续发表三篇从理论上深入剖析这场观念撞击的文章，从而把“蛇口风波”以更加尖锐的态势提到了人们面前。

3 月28日刊出的是魏海田写的一篇引起了很大争议的文章：《蛇口：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这篇两千多字的文章分析了蛇口青年与报告员在如何看待淘金者、如何表达对祖国的爱、如何看待落后等几个热点问题上的分歧，鲜明地提出了：“蛇口青年并不认为创业者和淘金者是两个截然分开的概念，更不是对立的。

相反，蛇口青年认为二者是密不可分的，蛇口青年宁愿以‘淘金者’自居。”文章指出了三位报告员的一个矛盾“一方面，时时称自己“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甚至在讲演中还屡次反问别人：“为什么容纳不了别人呢?特别是别人一句话，一个什么事触犯了你个人利益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胸怀宽广一点?”另一方面，又在 月15号的“

材料”中给蛇口青年扣上吓人的帽子。作者送给三位专家两句诗：“我为你举手加额，我为你扼腕叹息……”

4 月11日，魏海田再度在《蛇口通讯报》发表长文：《蛇口青年与曲啸等同志还有哪些分歧?》。这篇文章是针对座谈会之后，曲啸在深圳的电视演讲中把蛇口青年当作反面材料批判而写的。文章说，蛇口青年对这种肤浅的批判和牵强附会极为反感。

作者直率地说：“不客气地说，蛇口这个开放之窗今天所有的一切成就都是从这些被某位青年教育专家称为‘没有希望的人’手中建设出来的，都是这些自谦为‘淘金者’的人们用汗水甚至鲜血浇铸的。”

魏海田在文章中还对另一个尖锐的现实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一位青年教育专家认为应当警惕改革条件下剥削阶级思想的干扰，这无疑是对的，他又似乎认为改革能够克服这种干扰，‘有很多个体户把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献给了国家，办了公益事业’。这个例证在蛇口青年看来，不但不能证明改革的成果，还可能造成人们对改革信心的动摇。”

“应当承认，一些个体户要办公益事业的动机是高尚的，但在目前情况下，人们也应当看到，一部分个体户的这种举动并不是完全出于自愿，而是对‘左’倾思想心有余悸的表现，尤其是对那些看到个体户发财就不自在的人的恐惧表现。个体户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却被近40年的传统观念视为异己。因此，我们认为个体户政策如真正落实，就应当承认个体户在赚钱的同时，已经为国家作出了贡献。而且要承认个体户对国家的贡献和其他人是一样的。个体户不应当永远置于受审地位，不应当认为他们只有拿出更多的钱来办公益事业，才是没有受剥削阶级意识影响的行为。个体户只有在理直气壮地将劳动所得揣入腰包，才能使更多的人相信我们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如果把那些左倾阴影徘徊下的人们的颤栗，也作为正常甚至高尚行为来赞扬，那么，人们就会对政策本身产生疑问。如果真要证明改革的成功，就应当从这个角度上阐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抨击那种无端占用他人劳动所得的行为。”

4 月25日，《蛇口通讯报》发表曹长青的长文：《“神的文化”是对人的全面窒息》。这篇文章尖锐地批评了用一种至善尽美的、无法企及的道德模式规范千百万人的陈旧的思想工作，实际上是在宣扬“神的文化”。作者指出这种以“模样——神——超现实价值标准”来要求所有的人的文化模式，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以及贞女牌坊、二十四孝同样，都是禁锢人的个性，消灭独创精神的手段。文章提出“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人的文化”，需要有怀疑、批判精神的人。恩格斯曾经阐述过向权威挑战的必要性。真正的教育专家，应该对蛇口青年敢于思考、敢于提出问题的精神给予高度评价才是。然而，李燕杰、曲啸等同志的做法恰恰相反。他们几位的演讲和报告，在大路子上也还是在宣传“神的文化”。

在当代，信息的传播不受高山大河的阻隔。北师院青年教育研究所的材料，曲啸的电视演讲，《蛇口通讯报》和《羊城晚报》的消息，通讯和理论文章，随着人们的阅读与议论，在广袤的内地激溅起了一圈又一圈冲击波。人们纷纷侧过身来，以极大的注意力吸收着从南国辐射出来的五光十色的信息，回忆着，辨认着，思考着……

被南方人称为“沉闷”的北方波动起来了。

素以改革的锐气著称的《天津青年报》率先披挂上阵，对这场争论作出了迅速反应。

6月4日，该报一版发表了记者唐竞写的一篇综述性文章《李燕杰、曲啸在蛇口遇到青年挑战》。文章说：“蛇口青年打破常规，没有单方面地接受青年教育家们的传道、授业、解惑，与李燕杰、曲啸唇枪舌剑，展开激烈的争论。”文章概括了双方争论的三个主要问题，介绍了会上质问名字的事件和北师院青年所的材料，以及《蛇口通讯报》发表的理论文章和蛇口工业区主要领导袁庚就这场争论发表的重要谈话。

6 月11日，《天津青年报》头版再度刊登唐竞的报道：《“挑战”给青年留下思考》。这篇文章向读者介绍了天津市各界青年对“蛇口风波”的议论。该文写道：“一位干部说，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更新观念，更新一切不符合现代化进程的观念……我们的一些干部往往说一套做一套，嘴上喊加快民主化进程，可实际工作上专横拔扈，听不得不同意见，这怎么能让青年信服呢?一位团干部说，李燕杰、曲啸所宣传的缺乏新鲜感，改革已进入关键时刻，青年们迫切要知道改革向何处发展，它能给青年带来什么，青年应以怎样的精神境界投身改革，改革应更新哪些思想观念，不管李燕杰、曲啸还是我们的新闻界，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的太少了，遇到挑战理所当然。”

唐竞还特地采访了天津改革开放的前锋——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这里的青年以更深的思考和更加直率的态度指出：“表面上这是一场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传统观念的没落与现代意识的崛起……几千年来，中国人按照传统意识塑造自己，与世无争、超脱飘逸、重义轻利，不讲经济角逐、发奋进取、自强奋斗，搞得穷了就讲人穷志不穷，搞得亡国就讲尽忠殉节，褒而言之，给人一个悲壮的美感；贬而言之，则给人以一种悲惨的感觉。难道我们就得束缚自己，再去鼓吹人们自杀吗?商品经济代替了自然经济、产品经济，本身就要求经济关系的价值化。在改革开放比较彻底的地区，想赚钱能赚钱被认为是有才能的表现，这是历史的进步。它瓦解了血缘关系、人身依附关系和官本位，使人的社会联系广泛化、平等化和普遍化，使人富裕、企业发展、地区发达……”

文章最后说，天津市许多青年“希望青年教育专家们不要把‘青年是我师，我是青年友’作为一种用于某种目的口号或一种姿态，要把自己真正放在青年位置上，真正成为青年的朋友。”

北京。颇有声望的《新观察》半月刊在1988年 6月第12期，以显著版面刊出著名杂文家牧惠的杂文：《蛇口青年的名片与答丢夫的手帕》。牧惠的文笔向称洗练老辣，这一篇，更以它的鲜明烁人耳目。文章抨击了一位教育专家在辩论中当场质问发言青年叫什么名字的威胁性手段。牧惠说：“我很欣赏这位青年光明磊落的行动和在场青年给他鼓的掌。”“青年人……在权威面前无所畏缩，强烈要求平等对话的精神十分可贵。”文章指出，假如在过去，或者假如在内地的某处，这位被问到名字的青年大半是马上败下阵来，缩到人群之中，甚至逃之夭夭，并且为此而忐忑不安。果如此，这岂不是十分可悲?“对比之下，我却不禁为三位青年教育家惋惜。我觉得，这一问，实际上是认输。它意味着，尽管这三位在座谈会开头时盛赞特区青年非常可爱……声明有什么问题可以敞开问，答得不对可以不同意，可是这一问却把这些好话全勾销了。

在他们的脑子里，这些青年并不可爱，权威即使答得不对也不准有异议，于是才有这一手杀手锏……莫里哀笔下的答丢夫，在见到少女桃丽娜时，给她递去一块手帕，请她把其实已被衣裳盖住的双乳遮起来，不要用这来挑逗他的灵魂。桃丽娜回答得极妙：

你就这么经不住引诱?你从头到脚一丝不挂也动不了我的心。大概是李健吾先生，在评论这个作品时说过一句风趣的话：这块手帕出卖了答丢夫。任何譬喻都很别脚，但是不知怎地，读到关于名片的报道时，我马上直觉地记起李健吾议论过的这块手帕来。”

受到过多约束的报刊虽然常不免比实际生活慢半拍，可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发挥了它们改革的触角与媒介作用——《现代人报》、《黄金时代》杂志、《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摘周报》……纷纷发表“蛇口风波”的消息或转载文章……

“蛇口风波”由南向北涌动起来……

卷起千堆雪

一、半路杀出个爱射门的曾宪斌

1988年春的北京，人民日报大院。

9号楼4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所在地—一间拥挤而又静谧的研究生宿舍里，一个来自广东的31岁研究生把 2月12日《羊城晚报》头版那篇报道蛇口座谈会发生争论的通讯，小心翼翼地剪了下来。

是对来自家乡的消息的关注?

不。小伙子那敏锐的目光一下子就捕捉到了这篇短短的通讯在当代中国向人们展示的巨大意义。

这个表情严肃的青年眯缝着一双细长眼睛陷入了沉思。他叫曾宪斌，新闻系新闻业务专业85级研究生。这位好动脑子、笔头勤快的“海军第一个新闻研究生”在《人民海军报》上撰文说：“新闻是我所钟情的、理想的事业。”

小伙子说话慢条斯理，平常衣着很是朴素。80年代尾了，还留着平头，穿一身旧军便服。乍一看，你可能直觉地认为他保守。可这个未来的记者的新闻追求却很有点刺激性：要当一个射门意识强的记者。

这个“射门意识”可不是指一般的提高命中率——把自己的名字经常印在报上，而是指要主动向那些重大的、敏感的、有争议的问题出击——这样的问题就是曾宪斌所说的“门”，要命中它——驾驶它。凡是新闻圈里人或是接触过新闻的人，都掂得出这追求的份量。

果不其然。他下功夫写的那些通讯几乎都获得了强烈的反响，其中多数引起了争议。

《一位国家级专家竟去读硕士研究生——程抱全的选择发人深思》1987年12月18日在人民日报一见报，立刻在一楼大厅的评报栏引起了争论。有的人认为此事荒唐，简直是开玩笑，足以见出我国用人体制的弊端；有的认为程抱全只有中专毕业，读研究生丰富自己不算稀罕……17天之后，上海的《报刊文摘》在头版摘要转载了此文。

1988年 2月14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的《与雷宇对话》更引起了众多反响。雷宇，这位因海南“汽车事件”遭到查办闻名全国的人物，1988年初东山再起被广州人选为副市长。这遭遇本身就够具有爆炸性的了。曾宪斌在这个长篇《对话》中仗义执言，为改革者“摔倒再爬起来‘棒打不回头’”的韧性叫好，同时就敏感的“新闻监督”问题和雷宇畅所欲言、互相发问，提出了“新闻界多来点批评监督，以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至滥用乃至错用”这一重要呼吁。几天之后，《解放日报》《南方日报》转载了此文。

第三篇《“孟维娜行为”追踪》(人民日报1988年7月6日)，报导了广东一位颇有争议的年轻妇女——自荐竞选广州市人大代表的私立弱智儿童学校创办人孟维娜。在这篇报导中，孟维娜尖锐地批评了我国当代政治生活中若干不正常的现象。她说：“有些人大代表说‘当个代表没意思，一年开那么一两次会，没什么用’，我很怀疑这些代表会有议政参政的热心和能力。而我不同，我有参政议政的自觉意识……”文章还披露了我国一些地方人大代表选举按上边命令投票的敏感现象。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广东引起了一阵波澜……

为什么曾宪斌有这么大的锐气?

借用这个年轻人自己创造的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概念来说，他得力于“县城文化”。

他认为，在中国，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由于相对优越感，很多人意识老化，失去了进取精神。而穷乡僻壤的村落，则由于封闭落后，大部分人的精神面貌常处于呆滞状态，无由进取。只有县城，由于它一方面时时受大城市各种信息的冲击，人们的观念比较开放；另方面又对广大农村基层种种封闭落后的弊端感同身受，因而思变之心最切，最具有向上竞争拼搏的劲头。这种内在的动力机制敦促着县城有为的年轻人时时更新自己，不停顿地向前进取。

现在，正当他即将进入人民日报评论部实习的时候，他读到了《羊城晚报》这篇通讯。虽然只有千字，虽然只露出了蛇口座谈会的一角，可曾宪斌仍然感受到了一股震撼全身的冲击。商品经济观念和习惯了的思想意识、道德形势发生了这样尖锐的冲突，看来，一场震动全国的大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啊，类似的冲突和争论早已在朋友间、家庭里进行了，但那是隐蔽的。人们上班开会，该顺着别人说什么还得说什么，真没劲透了!但是现在，一个新的时代就要来临了。该把话端到桌面上来了。改革的深入需要公开性!中国需要公开性!

这不是他渴望已久的那个“门”吗?人民日报作为党报，应当推动这样一场观念的革新，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一段时间以来，地方报刊为此作了不少努力，但地方报刊毕竟影响有限；如果人民日报介入，局面将会大为改观……

他跑图书馆，跑资料室，收集着逐渐洇开来了的“蛇口风波”的报道、评论，一篇又一篇的复印下来，思索着。

当然，在实习期间他还有日常的编辑、采访、写作……但在繁忙中，他抽空蕴酿着从何角度切入……

5月下旬，他尝试了第一次。

他写了一篇一千字的杂文送给了人民日报评论部的编辑。

这篇杂文对青年教育专家在座谈会激烈辩论时质问发言青年名字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二、《“蛇口风波”答问录》的风波

人民日报，作为全国最大的消息总汇之一，它的编辑和记者当然有很多人也在关注着“蛇口风波”。报社内部的意见是歧异的，但有一点却为大家所认同：这场“风波”显示了长期以来的思想政治工作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这里确有值得深入探讨的价值。

随着“蛇口风波”的荡漾，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和报刊读者或是迷惘，或是焦灼，或是疑虑，或是兴奋……各种各样的反映也涌到了报社。无疑地，它已经成了广大干部和群众迫切关心和急待了解的热点。作为党报和全国第一大报的人民日报，对此保持沉默，视若无睹，实在不是上策。

到了 5月，人民日报有关部门上上下下对“蛇口风波”的关注又增添了新的动力。

从这个月起，党中央领导同志在讲话中再三强调指出要改造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在新形势、新任务面前，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宣传舆论机关要在这方面多做工作。

怎样就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造开展一场生动活泼、入耳入脑的宣传呢?

自然，最好的由头就是“蛇口风波”。

此前，评论部的编辑在接待来访中已经听到了反映：一些读者看了部分报刊之后，觉得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根据《蛇口通讯报》的文章立论，很难全面了解有关各方的观点和态度，特别是李燕杰、曲啸、彭清一同志怎么看待这场“风波”?他们三位自各报刊报道“蛇口风波”以来，一直没有公开发表讲话和文章。大家希望能有一篇较为全面的报道。

就在此时，评论部收到了曾宪斌写来的杂文。

评论部的领导和报社的有关领导研究了这篇杂文之后认为，这篇文章仍然存在简单化的毛病。“蛇口风波”这样一件大事，一千字的篇幅难以清楚，因此没有刊用。

但同时，建议曾宪斌去采访与“风波”有关的各个方面，听听他们各自对这场“风波”有什么评价，然后写一篇报道，客观地反映出来，使读者既了解蛇口各有关方面的态度，也能了解李燕杰、曲啸、彭清一同志对此的看法，以便由此开展一次如何加强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讨论。报社有关的领导和编辑认为，这样的宣传方式，比发表单篇的评论或杂文更有吸引力。

曾宪斌 7月份风尘仆仆地上了路。他先在北京采访了李燕杰、曲啸、彭清一和郭海燕。然后南下深圳，采访了蛇口座谈会组织者和参加者，还采访了蛇口党政负责人袁庚等同志。

7月下旬，曾宪斌完成采访，写出了7000字长文《“蛇口风波”答问录》。

这篇报道以记者提问的方式，有名有姓地记录了有关各方一共13人在事后评述“蛇口风波”的发言。

这篇报道分为四个部分：一、这次座谈会是“突然发难”吗?二、会上争论有哪些问题?三、名片插曲和“材料”是怎么回事?这三个部分读者难了解。四、对这次座谈会应如何评价呢?这部分里登出5个人的发言，最值得注意的是3个。一是李燕杰，他重审了“我一贯主张对青年一代要做到深入、信任、理解、爱护”，同时又说：“蛇口那几个人的做法可以概括为五不对：立场不对，观点不对，事实内容不对，路子不对，手段不对。”二是曲啸，他说：“对于那极少数别有用心专事制造谣言挑拨是非的人，我们还想奉告一句，如果认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或不敢动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那就错了。”第三位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战士、当今蛇口招商局董事长袁庚同志的发言。他说：“有两点可以明确表态：一、既然不是到这里来传经送道，就不能只允许一家之言；既然是座谈，就大家都可以谈。曲啸、李燕杰同志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存在，也应该允许其他的观点存在。我们还是要提倡，坚持不论对内对外，不论是谁，不论什么流派，什么观点，只要不反党、不搞人身攻击，都可以让他们在这里发表，在这里交流，在这里探讨。但有一点要讲清楚，我们不欢迎教师爷式的空洞说教，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这种作风连我这个老头都不能容忍，青年人是不会欢迎的。二、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希望记者同志一定要把这个观点报道出去，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力。所以，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

这篇文章完成之后，在广东的曾宪斌把全文寄给人民日报评论部，把文中李燕杰、曲啸、彭清一、郭海燕的发言部分寄给这四位同志审核。

报社接到稿件后，8月4日晚上，评论部一位编辑打电话给李燕杰，询问他们几位的发言是否属实，并告诉他报社准备发表这篇文章。李燕杰回答属实，并说他和曲啸、彭清一讨论了一下，对他们的发言做了补充，第二天派人送到报社。

8月5日上午，郭海燕把一份经过扩写的近 9千字的李燕杰、曲啸、彭清一、郭海燕的发言稿送到人民日报评论部，并要求照扩充的样子发表，“不要删节，不要改造”。

但原文中，这四人的发言篇幅两千多字，一下子扩充这么多，报纸版面容纳不了。何况扩充后的发言和原文相比，并无实质不同。于是，评论部的编辑读了送来的扩充稿以后，吸收了他们改稿的部分重要内容，对曾宪斌的文章作了重要补充。8月6日，《“蛇口风波”答问录》在人民日报一版转二版全文见报。人民日报在为此文加的编者按中说：“这是发生在半年多前的一场小小的争论，后来几家报纸作过报道。本报今天向读者介绍事情的经过及有关各方的意见，并且愿意继续为更多的同志参加议论提供一点版面，共同探索新时期青年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同一天，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发表了此文。

《答问录》立刻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重庆出版界一位老同志来信说：8月6日的《答问录》我连续读了两遍。当我确认不是“内参”，而是代号为1—1的人民日报时，使我感到仿佛从报面上再次看到已经实行了的改革、开放，看到了能兑现的公开化，和真格的透明度。用实践的标准检验一下报纸，《答问录》的出现算不算一项推动现代化的新纪录?我深切相信，是的，也深沉地希望会是这样。

北京的一些作家在座谈会上说，自打人民日报刊登了这篇《“蛇口风波”答问录》，他们开始自费订阅人民日报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们给报社寄来了大批信件，为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欢呼，并且热情地为这次讨论撰写了一大摞生动活泼的论文。

对这篇文章最为关注，对人民日报稍后的讨论倾注了更大精力的，是全国各地和人民解放军广大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他们以欢迎的、积极的态度看待这篇文章的问世。

他们纷纷执笔为文，一篇篇从各种角度评论这场冲突的文章从山村供销社、从合资企业、从新组建的集团军以及导弹驱逐舰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手中，飞到了人民日报编辑部。

自然，来稿的意见是不尽相同的。一组发人深思的数字，读者会在下一小节中见到。

然而……

8月11日下午4点30分，人民日报评论部的一位编辑打电话给李燕杰同志，征求他对此文的意见。下面是电话对话的内容。

编辑：老李，《“蛇口风波”答问录》发表之后您有什么想法和意见?

李燕杰：这篇报道该写进去的没写，不该写的很多都写进去了。比如文章写到了我的女儿，现在她饭也不想吃。白天黑夜给我们家打电话的接连不断，干扰很大。有的同志说这是共产党又开始批评新的“三家村”了。政法界也有人要为我打官司，人民日报太不负责任，把我们摆进去批判。

编辑：批判新“三家村”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这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读报观念。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报社发表这篇文章的基点，是探讨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如何改造。

李燕杰：这篇文章影响的确不好。我要求人民日报检查，检查三条： (1)(记者)

到我们这儿开座谈会的时候的说法和发出来的文章不一样。湖北一位同志打电话来说，

读了这样的文章我们寒心了。(2)蛇口方面有人并没有出席座谈会，怎么也发表意见?

比如袁庚，他的讲话就很坏，这一段讲话说明袁庚是个不择手段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人。(3)要检查为什么导致成了这样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