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经略西域大获成功时派遣甘英出使大秦的外交活动，是古代中西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对中国人域外知识的扩展有重要影响。《后汉书·西域传》对此有明确的记载：“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者皆賫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中国史籍中的大秦，即罗马帝国，多指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地中海东部。甘英到达的“大海”，也称为“西海”，《后汉书·西域传》关于同一事件的记载中，有“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的说法。关于这个“大海”(或“西海”)的位置，学术界曾有里海、黑海、地中海和波斯湾诸说。黑海和里海两说现在几乎无人再坚持，但地中海、波斯湾两说在学者中仍有较大争议。“条支”即Antiochia的译音。由于甘英到达的“条支”位于波斯(安息)的西部边界，而叙利亚境内的“条支”当时在罗马帝国版图之内，所以甘英到达的“西海”应为波斯湾，“条支”即波斯湾头的Antiochia，此地曾以Charax(Kerecène)之名见称，公元前166年由塞琉古帝国的安条古四世重建，改名作Antiochia。

从记载看，甘英显然没有到达目的地罗马帝国。他到达安息(波斯)帝国的西部边界的“大海”后停止了行程。甘英放弃继续前行，与波斯船员有关。一般认为，波斯船员阻止甘英继续前行是出于商业目的，即设法阻断中国和罗马帝国之间的直接交往，以便垄断丝路贸易的丰厚利润。深入探讨安息船员所作所为的背后动机，非本文主旨，可略而不论。但无可置疑的是，甘英是在听了安息船人所描述的艰难的海上历程之后才放弃使命的。那么，安息人到底讲述了什么可怕的内容，竟能产生如此效果?

对于《后汉书·西域传》的这段记载，我们首先应注意的是“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一语。要对此有所领悟，还是要从考察最原始的材料开始。《后汉书·西域传》称：“(永元)九年，班超遣掾甘英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这“传其珍怪”一语，颇令人玩味：“珍”指山珍海宝，自不待言；“怪”则显然是指《后汉书》作者眼中的荒诞不经的故事；“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似乎说明，甘英带回的此类故事数量可能不少，波斯船员向甘英讲述的“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的恐怖情形，当属《后汉书·西域传》作者所说的“怪”异故事之一。

“思土恋慕”多被理解为“思念故土”(如夏德、白鸟库吉、长泽和俊等)，但对于甘英这样身处异国他乡的人来说，思念故土是随时随地都会有的情感，不会以此为可怕之事；另一方面，对于安息船员而言，以这样的人之常情来阻吓一位远方的来客，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真正的含义似应是，海中有某种东西使人思慕着迷，以致死在那方土地上。这样的解释也可从另外的记载中得到佐证。《晋书·四夷传》的作者可能有另外的资料来源，对同一事件的记载稍有不同：“汉时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其(大秦)国。入海，(安息)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怀。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海中有思慕之物”一语可谓关乎要害，说明《后汉书·西域传》中“数有死亡者”的原因正是海中令人“思慕”的事物。对于有着“不远游”传统的中原人来说，客死他乡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如果联系到波斯船人的身份，我们可以断言，这一恐怖景象一定是与当地早已流行的现成的海上故事有关。从起源上讲，这个故事可以有两种可能：第一，由于讲述这个故事的人是波斯船员，它可能是来自波斯的传说。但我们对于波斯古代传说所知甚少，不敢做任何结论。第二，来自安息(波斯)西部的大秦即当时的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东部疆域属于拥有发达神话传统的希腊文化圈。古希腊神话传说之发达、优美，举世闻名，对于这些神话传说，尤其是那些动人心弦、脍炙人口的流行故事，波斯民众，特别是两河流域的波斯民众，是不陌生的。由此，我们更可以进一步断言，安息人讲述的这个故事，很可能就是海上生活的人们所十分熟悉的海上女妖(即塞壬Sirens)的传说。在希腊神话中，海上女妖是半人半鸟形的怪物，她们善于唱歌，以娇媚动听的歌声迷惑航海者，使他们如醉如痴，停舟不前，呆在那里听下去，一直到死亡为止。海妖故事早在公元前9—8世纪的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已有记载。据说奥德修斯听从巫师的建议，用蜡封住同伴们的耳朵，让同伴们将自己绑在桅杆上，才抵御住海妖们的歌声的诱惑，将船驶过海妖岛活了下来。另一希腊神话把海妖与俄耳甫斯和阿耳戈斯的英雄们联系起来。阿耳戈斯的英雄们在得到金羊毛返回途中路过海妖岛，英雄之一俄耳甫斯用自己的歌声吸引住同伴们，躲过了海妖们的歌声的诱惑。还有其他一些相关传说都表明，希腊神话中有关海妖的传说，总是以海妖的优美歌声对航海者的诱惑致使海员死亡为主要内容。而这些故事在包括地中海东部沿岸在内的希腊世界广泛流传，经过罗马帝国的传播，流传到了整个欧洲，成为欧洲各国至今仍十分熟悉的文化内容。这与甘英从安息西界船人那里听到的“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即《晋书》所谓“海中有思慕之物”)，“数有死亡者”的故事框架完全吻合。甘英来自中国内陆，没有海上旅行的经验，对大海怀有恐惧感。《晋书》保存了甘英回国后的行程报告：“途经大海，海水咸苦不可食。”很显然，只有未有航海经历的人才会想象海水可以饮用。因此，“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者皆賫三岁粮”这样艰难的海上航行，不能不使甘英视为畏途。由于甘英对大海的无知，波斯船员讲述的可怕的海妖故事，才会在其心灵中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震慑作用。甘英对海洋所怀有的本能的恐惧感，是未曾经历海上航海生活的人所共有的；但像海妖故事这样的希腊神话，经甘英这样的使节之口而传诸中国正史的事例，似不多见。希腊神话中的这段故事，虽经安息船员加以渲染，阻挡了这位来自远方的缺乏海上经验的中国使者，但同时也经过这位使者的讲述，永远地留在了中国的史册上。这实在是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文化交流史中一段饶有趣味的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