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

　　晚年的于右任，仍然闹穷。耄耋之年患牙疾，想装一口假牙，因付不起8000元新台币而作罢。生病住不起医院，对小方副官闹着要回家。(当时于月奉5000元新台币，而一天医药费要1000元)蒋经国来探视后，才让他住进荣民医院。 1964年因为政治原因而长期郁闷成疾，病逝于台北。

　　于右任逝世后，“监察院副院长”李嗣璁、“秘书长”螘硕、“立法委员”程沧波等与于的长子于望德一道，寻于的遗嘱，不见。打开他的保险箱后众人呆了：箱内既没有钱财宝物，也没有股票证券，多为生前重要日记、信札;为三公子于中令出国留学筹集旅费所出具的借款单底稿，还有平时挪借副官宋子才数万元账单;以及夫人高仲林早年为他缝制的布鞋袜。铁箱之谜揭开后，人们赞誉：“右老遗产，仅有账单，清廉自苦，元老典范。”《欧洲日报》总编辑陈祖华撰文称讼：“清操厉风雪，典型在夙昔。”

　　台报则说：“三十功名袖两风，一箱珍藏纸几张。”

　　于右任是 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他一生中作书最多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他的座右铭是“天下为公”。

　　于右任的口碑，在民国政要中绝对是最好的。他一生布衣粗食，早年穿的布衣布鞋，都是夫人亲手缝制。到台后，由一南洋华侨家属供给，直至临终。他做高官，享厚禄，但他是真正的一介布衣：穷。于右任几乎是一辈子闹穷。30年代，他患伤寒，上海的名中医陈存仁为他治愈，他无钱付诊费，亲书一帖怀素体的《千字文》赠之。于对陈说：“(我)仅拿公务员的薪水，所有的办公费、机密费一概不收。所得的薪水，只够很清苦的家用，到东到西，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带一只‘褡裢袋’，别人是放银子的，我的褡裢袋只放两颗图章，参加任何文酒之会，或者有人馈赠文物，我别无长物为报，只好当场挥毫，盖上两个印就算了。”某年，已身为监察院长的于右任到上海，想回报一下当年济助他的妓女荷花，但囊中羞涩，不得不一下火车就寻访陕西在沪做生意的老乡，以求资助。

　　1948年，国民大会选举，于右任竞选副总统，只能靠送字、赠照片“拉票”，仅在临选举的前夕，请了几桌客，席间道出了真情：“我家中没有一个钱，所以没有办法和各位欢叙一次，今天的东道，实际上是老友冯自由等二十位筹集，我只借酒敬客而已。”抗战岁月，他的长子于望德在德国留学，他期望儿子早日回国为抗战出力，“盼儿归国，但无路费”，想想也罢，让“国家总账上减少几文支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他的所谓官邸(宁夏路二号)非他所购，是租赁旧部下冯云亭的宅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