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的新诗人朱湘(1904～1933)给远在万里之外的夫人刘霓君写了第一封信。其时朱湘已与霓君结合三载，爱情结晶也已有了两个，因此信中除了称谓“霓妹，我的爱妻”略显亲热，并没有多少甜言蜜语，并没有卿卿我我，有的只是日常生活的关照叮咛，夫妻间的体贴呵护，至今读来仍使人倍感温暖和亲切。此后朱湘致霓君的“情书”源源不断，每信均郑重其事地编了号，至翌年八月，共得一○六封，成为朱湘与霓君亲密而又有点苦涩的情感生活的重要见证。

谁能料到，仅仅五年之后，已经回国并曾任安徽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兼主任的朱湘，因失业和家庭关系日益紧张等众多复杂原因，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清晨在安徽采石矶附近投江自沉。寒江冷月葬诗魂。朱湘之死，成为当时中国文坛轰动一时的悲剧事件。

朱湘不到三十岁就撒手人寰，是继徐志摩“云游”之后中国新诗坛又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也是“新月诗派”的又一个不幸。这里需要澄清的是朱湘到底是不是“新月诗派”(注意，是“新月诗派”，不是“新月社”，“新月诗派”是更为宽泛的)成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不少朱湘研究者，包括亡友吴方兄在内，都为朱湘正名，认为朱湘曾与徐志摩交恶，也没有在《新月》杂志发表作品，并非“新月派”诗人。但我觉得既然朱湘几乎毕生致力于新诗格律的创建，一直与闻一多互为呼应，既然朱湘曾在徐志摩、闻一多为主的《晨报副镌·诗镌》上发表了其名作《采莲曲》等诗文，既然朱湘又为“新月诗派”后期机关刊物《诗刊》撰写诗作包括十四行诗《悼徐志摩》，既然闻一多“高足”陈梦家主编的《新月诗选》也入选了朱湘的佳作(“新月诗派”名家荟萃，似无必要再硬拉朱湘充数)，就不应该把朱湘排除在“新月诗派”之外。可惜吴方兄英年早逝，我已无法再与他讨论求教了。

朱湘之死，开了中国现代新诗人自杀的先河，引起当时文坛的深切悼念和一场大讨论。他的诗朋文友纷纷撰文指责当时社会的冷漠和不公，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的朋友秦贤次和王宏志还编了一部厚厚的《朱湘怀念集》在台湾出版。然而，朱湘是特别的，他的特别不仅仅在于在清华学校求学期间就与“校规”格格不入，不仅仅在于他负笈美利坚并不以文凭、学位为重，更在于他孤傲、偏激、敏感，为人处世决不苟且，一言不合就拂袖而去。生活潦倒固然对诗人造成很大的戕害，但“个性即命运”，朱湘这种狷介不阿，孤高自赏，既不见容于当时，如果他活到今天，恐怕也不能见容于当今。朱湘早年同学梁实秋甚至认为，朱湘之死“应由他自己的神经错乱负起大部分责任，社会之‘冷酷’负小部分责任。”(《悼朱湘先生》)

然而，朱湘的离去毕竟使人万分痛惜。他是有才的，不是一般的有才，是奇才，也是畸才!他的诗，他的文，他的翻译，乃至他的特立独行，无一不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为了纪念朱湘，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朱湘致刘霓君这一○六封“情书”，书名定为《海外寄霓君》。中国新文学史上，鲁迅致许广平的《两地书》，徐志摩致陆小曼的《爱眉小札》，郁达夫致王映霞的《达夫书简》，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湘行书简》，都被视为现代“情书”文学的“经典”，虽然作者的风格各异，鲁迅的冷静，徐志摩的缠绵，郁达夫的热烈，沈从文的深沉，均各擅胜场。朱湘这部《海外寄霓君》足可与他们媲美。朱湘生前并不打算公开这些“情书”，因此，我们今天“偷窥”，一个真实的不加伪饰的，感情丰富细腻对爱人百般疼爱的朱湘活现眼前。时至今日，这种委婉动人的古典式的“情书”已成绝响矣。

到了一九三六年三月，由朱湘好友罗念生编订的《朱湘书信集》由天津人生与文学社推出，初版只印一千册，初版即绝版。朱湘“谈笑有鸿儒”，在致当时已各有文名的彭基相、汪静之、梁宗岱、曹葆华、戴望舒、吕蓬尊、徐霞村、赵景深、柳无忌、罗暟岚、罗念生、孙大雨等诗友的信中(书中还收入四通《海外寄霓君》未收的致刘霓君函)，朱湘探讨人生，切磋诗艺，臧否人物，指点文事，一以贯之的率性而言，坦诚而不虚假，狂放而又严肃。这些信既是朱湘率直心灵的自然流露，更是研究当时作家创作史、生活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我八十年代与汪静之、赵景深、罗念生、孙大雨四位收信人有过交往，遗憾的是，当时未及向他们请教关于朱湘的点点滴滴，否则，我这篇小文也许不至于这样杂乱无章了。

近年来，随着闻一多、徐志摩、林徽因、陈梦家等“新月诗派”大家的全集陆续问世，朱湘的名字反而差不多被人遗忘了，这实在不公平。朱湘的全集何时也能与诗人见面呢?我现在编订了新的朱湘书信集《孤高的真情》，书中收入《海外寄霓君》、《朱湘书信集》和这些年陆续搜集到的朱湘集外佚简十一通，算是投石问路，也算是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对这位坎坷薄命的天才诗人的怀念。

朱湘其人其诗其文包括其“情书”，是不该被遗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