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百年，濮存昕以“院长”之尊要参加8个戏的123场演出。54岁、一贯以“儒雅”见称的濮存昕这次出演腆胸叠肚、以征战为乐但不以战功为荣的赳赳武夫马修斯(莎士比亚《寇流兰大将军之悲剧》中的人物)。“他是一头雄狮，而我是一个静态的人。他最大的特征是能量，我没有自如释放出那种能量，我是做出来的。”看了《寇流兰大将军之悲剧》，有人说濮存昕在演自己，他和大将军同为公开的愤世嫉俗者。

记者：作为一个公开的批评者，您目前在人艺是怎样的处境?

濮存昕：我的批评是非常负责的。这么多年来人艺的发展始终是一个自己绊自己的过程，没有形成艺术核心力量。我曾在政协会上说：大师的时代过去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人艺缺失的，能做而没做的是管理。

从曹禺到于是之，到刘锦云，到现在，人艺始终没有跟上时代发展，比如市场化的问题、文化产业的问题，创作队伍力量的重新组合，适合创作的平台系统始终没有建立。我希望通过一个新来的领导把规矩建立起来，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您破了规矩您得认，别叫唤着，我是人艺人，谁敢盯着我!

我一定要辞职，我知道领导对我的爱护、信任，乃至厚望，人艺所有的人也都原谅我。但让一个演员介入管理，真的不行，这是把我毁掉。我自始至终都是演员，我自己评定自己，我那点水平，撑不起人艺的发展方向。

记者：当时发出批评的声音，是纯粹您个人的意见还是代表一个群体?

濮存昕：我永远没有党派。即使表达群众呼声，我也不会先纠集人再说话。梁冠华、宋丹丹、何冰，这几个大明星我们关系挺好，但我们连电话都不打。君子不党。但真正搞管理、搞政治，怎么可能不党?你得有帮手啊。而我发现我没帮手，也纠集不起帮手。这是我的弱项。我不是英雄，我是一个世俗的人，我很健康，我很愿意没有压力地活着，我想笑。以前我是“小濮”、“濮哥”，现在，一个“院长”横在那儿。你让我端个茶杯坐在办公室里，推门进来一个以前跟我一起演戏的演员，指指自己下手的沙发，坐坐坐，我做不来。

记者：演员身份对您来说更重要，还是知识分子身份更重要?

濮存昕：我是演员中相当知识分子的人。我把演员这个行当当作学问，恰恰我没上过学，但培养我的都是大师。我的父亲也要求我在学问面前老实，有错别字、病句你要脸红。我知道杠铃非得加这么多砣不可，举起来费力，举得不够精彩，但颤颤巍巍地还是举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