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右派生涯

这之后，马三立很快声誉鹊起。

1947年，他登上了被全国的说唱艺人视为大台口的天津大观园剧场，与侯一尘搭档，大受观众追捧；翌年，他第三次来到北京，在华声电台和茶社戏园演出，以他风格独特的马家相声在曲艺迷中引起“原子弹爆炸一样”的轰动；1950年，应新声戏院之邀，马三立杀了个回马枪，重回天津卫，在同行和观众心目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自此之后近十年间，马三立一帆风顺，心情舒畅，新制度，新生活，一切都是新的。这全新的一切给他带来了新的身份、新的地位。他已经“翻身”了，由“臭作艺的”变成一名职业文艺工作者，他参加赴朝慰问团文艺队并任副队长，他当上了市曲艺团副团长，他被定为市政协委员，他满腔热情地改编表演新相声，他要求团里的同志们热爱党热爱新中国，他说，“党和政府让我们有了单位，有了正式工作，享受干部待遇，每月都有工资领，还发给我们工作证。”

但是，1958年很快到了，反右派运动很快地开始了，马三立很快被打成了“右派”。

关于他为何被打成右派，占主流的说法是他改编并表演了《买猴儿》，塑造了一个闻名全国的办事马虎、工作不认真的人物形象“马大哈”。但1979年平反时才发现，在他的档案里，没有任何“右派”认定材料，完全是因为指标由起初的4个增加到11个，太多了，只好把他报上去凑数。

就是这个“凑数”的右派，彻底地改变了马三立的一切。

他也抗争过，甚至跳过楼，但毫无用处。一次批判会上，他被逼急了，吼了一声：“你们这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啊!”一位昔日旧友冷笑两声，啪地推开窗户：“哟嗬，你还拿死吓唬人?行啊，你要真有那么大气性，从这儿跳出去，算你小子有种!”马三立二话没说，猛地站起来跳向窗外，大半个身子已经悬在窗外了，桌边一个弹单弦的艺人赶紧一伸胳膊，夹住了马三立的一只脚，保住了马三立一命。

这个时候的马三立，四十多岁，正值盛年，按照马志明的说法，正是出活、出好活的时候。但是，从1958年秋天当上右派到1977年秋天返回市曲艺团，19年间马三立只说了3年相声，相对应的是长达11年的四次下放劳动，以及被关进“牛棚”做了5年的团煤球、打扫卫生等杂役。

1970年，响应战备疏散城市人口，马三立全家离开天津，到南郊区北闸口村落户。

在那个普通的村庄里，马三立一呆就是7年，其间，他甚至还学会了一手很不错的木匠活。

马志明在回忆北闸口生活时说：“当时一起下放六家，后来落实政策，我们是最后一家走的。房子坏了，下大雨，里外屋没有不漏的，我和弟弟打个伞坐着，爸妈在门槛上坐着。不下雨了，我到市里找曲艺团革委会，不同意回来，把我们调到已经空下来的一处空房子，又住了两年。

后来，家里养了四十只鸡，两只鹅，一条狗，院子里所有边边沿沿都种上向日葵、茄子、黄瓜、豆角，满院都是。光蓖麻一年就能收几麻袋，鸡蛋多得连洗澡盆都盛不了。我们在那儿小康啊，落实政策时，老爷子都不想回来了。”

马三立不想回来只会是一时的想法，这么多年来，不管是在城里还是农村，不管是下放还是蹲牛棚，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背词，几乎每天早晨都要练上一番，身上的功夫并没有荒废。作为一个技艺超群的老艺人，他心里无时不在想着舞台，想着舞台下那些爱他捧他的观众。

他平素沉默寡言，极少外露感情，但是就在成为右派之后，他竟然几次当众落泪，而每一次都是因为相声。

第一次1961年3月16日晚上，在天津东郊军粮农场，马三立已经下放到这里劳动了两年。这天晚上农场开大会，领导突然宣布马三立是摘帽右派了，可以返回原单位重操旧业。马三立当场落泪。

第二次是1961年3月24日，马三立阔别观众两年之后，在劝业场楼上天乐曲艺厅进行首场演出，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持续了几分钟，久久平息不下来。面对阔别两年多而且如此欢迎、钟爱自己的观众，他以惯有的方式，向台下诸位频频作揖，人们终于静下来了。他喉间哽塞，尽量平和地说：“老没见我了吧(场内一阵应和的笑语声)，我——病啦!”话音刚落，掌声再次响起，马三立不知不觉间，两行热泪潸然而下。

第三次是在1973年的南闸口村，当他闻知给他捧哏的老搭档赵佩茹去世时，禁不住大哭一场。知道内情的马志明说，老爷子是伤心失去了一个好伙伴，以后再也没有这么好的人给他捧哏了。

第四次是平反以后在黄河戏院重演二十多年前招致祸端的《买猴儿》，谢幕时观众起立鼓掌，久不退场，马三立站在台上，“哗哗地流着眼泪”。

还是在1961年第一次下放结束后，马三立作为摘帽右派重新工作。上班第一天，领导对他约法三章：按勤杂工使用，每天早来晚走，来去事先报告，不许接电话，不许打电话，不许值夜班；上台不许逗哏；不许压场演大轴；不许在海报上写名字；不许和演员们交谈；工作出色不表扬，不奖励。马三立马上明白，自己虽然摘帽了，但还是右派，今非昔比了。对此，马三立平静地接受了。

用马志明的话说，老爷子骨子里是那种老艺人的典型。他追求的就是能上台表演我的“玩意儿，我的玩意要好，我得让观众乐得岔气，台下的观众高兴坏了，他这心里也就美了。

据《马三立别传》记载，在当时特殊环境下，动辄得咎的马三立再一次逆来顺受。曲艺团里设置超额奖，别人每月指标20场左右，有的甚至只有15场，而马三立的指标是每月必须演出60场，平均每天两场，即使不生病不请假，剧场不停电内部不暂停营业，也只能将就完成任务。更多的情形是在是别人大把领钱时，演出最多的马三立还要被扣钱，对此，老人淡然置之。

他每天干完活或者完成演出后，就在传达室旁边呆着，任何人来问任何话一概回答“没有”或“不知道”。乐队演奏员给胡琴烫松香向他借火柴，他明明手里捏着也抱歉地说“没有”。万一着了火追查责任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有人问他是否知道谁把当天报纸拿走了，他尽管看见了，也回答“不知道”，倘若两个人为报纸打起来，他不是有挑拨之嫌吗?多年以后，旧事重提时，马志明直言不讳：我爸爸第一不懂政治，第二不会钻营。我爷爷外号是“相声公司”，他傍“万人迷”，“万人迷”盖洋房了，我爷爷什么都没有。到我爸爸这儿，他把这一点发扬得更厉害。

五、寻常晚景

平反以后，年届古稀的马三立和王凤山搭档，将《西江月》、《文章会》、《开粥厂》、《卖挂票》等众多拿手绝活再度搬上舞台。尤为难得的是，老人在无人捧哏的情况下，又积毕生之功，编创表演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单口小段：《逗你玩》、《家传秘方》、《检查卫生》、《八十一层楼》、《追》等等。

这些小段一方面融合了传统相声讽刺、幽默的固有特点，一方面又带有马派相声的特色，有着浓郁的市井气息，因此，一经推出，历久不衰，形成马三立艺术创作上的另一高峰。

也许是看淡了，也许是更清醒了，即便总是要被掌声包围，总是要被前呼后拥，历经磨难的马三立对纷至沓来的荣誉和光环总是要保持距离。在掌声中，在人群中，他一次又一次地说：“我不是大师，不是艺术家，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老艺人，是个热爱相声、喜欢钻研相声的老艺人。”

在传统相声的精髓未被充分汲取即被曲解以及业内风气已经日趋庸俗的背景下，这位老艺人的节操不能不令人感喟再三：

“几年以来，我在剧场、学校、机关、工厂、部队等处演出，都是通过咨询委员会领导下达的任务或义务演出。得到的礼品有相册、花瓶、镜子、钢笔架等等。有的演出，什么也没有。给民进、武警、政协、人代会、车站、外环、平房改建、居委会、焊条厂、油墨厂等单位演出，没有礼品报酬，一分钱也没给。北京笑星约我一星期，没经过组织联系，我婉言谢绝。打来长途，约我去香港、新加坡，吃住全管，报酬给港币，我回答暂时不去。他们又来挂号信，提些待遇，我没给回信。贵州某单位组台演出，约我坐飞机去，寄来一千元演出费。邮递员让我盖章取款，钱我不收，请邮递员按地址退回。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我是五个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儿童节我必须赶场，最少要去三个学校讲话、说故事，报酬是戴红领巾。

我去八里台南边的养老院，慰问演出。我连说四段小笑话，老爷子、老奶奶们乐的高兴极了。爱听，不让我说了，怕我累着。我回答，不累，只要你们高兴，心情愉快，我可以多来几次。有一个姓朱的老头子，称我三哥。他说，您也到这地方来吧，这里的孤老户、老大娘很多，能搞个对象。想用美人计骗我。

我参加居民委员会的义务值班巡逻，戴红袖箍儿，在楼群、路口转一转，防匪防盗，维护治安。每月我轮班两次。不管是风雨冬夏，我决不缺勤。查一查各户的门锁，还有门前的自行车上锁没有。监督路口的车辆停车，交警就不敢让我在路口值班，因为有我，堵塞交通。”

在一份大概写于八十年代初的思想汇报中，马三立十分细致地描述过多年来自己的真实一面：“二十年来，我是见人不主动说话，见人不主动握手。事事寡言，不闻不问。内心总有自卑感，一直不肯去亲友家、同行家串门聊天，也不参加任何人的合影照像，避免人家小看我，歧视我。”

这当然又是一段令人心酸的描述。但是，可以告慰老人的是，又一个二十年过去了，就在去年，天津市民投票推选出10个地方名人，要在海河边上为他们树立雕像，供后人瞻仰，最后，他们把最多的票投给了这位为他们说了一辈子相声的老人——马三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