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苏武传》里“苏武牧羊”的故事令古今各代的中国人感动，苏武不屈的英雄形象也起着对后来很多封建王朝对待“北狄”蛮族的垂范作用——对单于和酋长们“以礼谕之”、“以节斥之”，这样的大汉使者们虽然不一定能够完成外交使命，但在“声名”上总会有加分，至少可以达到“立言”的效果。

《苏武传》里，大汉的使节苏武、张胜、常惠都是好人，而匈奴一边都是恶棍和奸贼。这是读课文《苏武传》很容易达到的感情效果。《汉书》的编纂者班固，也正是带着这个目的而对关于苏武、匈奴的史料加以处理的。

现代人看历史，最要不得的是傲慢与偏见，因为读史的目的，即在于加深对世界与现实的认识，并增益智能。总之，我们的读史，终于可以不像古人那样“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了——请让我们翻开中国与外国史书对这段历史的记载，比照看看“苏武牧羊”的真实历史背景。

苏武到匈奴出使时，正值汉匈战争最激烈的第一阶段刚刚结束。新即位的匈奴单于想用缓兵之计改善与汉朝的关系，争取时间巩固内部，所以，主动提出双方互相释放扣押在己处的外交使节(间谍)。当时，汉武帝很痛快地就答应了。为什么呢?这里边就有玄机。而且，这个派苏武出使的时机，从后来的结果看，是非常险恶的，也是苏武被扣押在匈奴长达19年的最根本原因。

因为，汉武帝当时正在策划一次对于匈奴的攻击，而且是规模空前的一次攻击，目的就是要把匈奴彻底消灭。

而这次攻击的大的背景，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战争——汉匈百年战争。

匈奴是漠北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在中原的春秋战国时代，匈奴还没有成大气候，与中原国家也没有大的交手纪录。那时，北方的晋(后来是赵)、燕等国，主要对手是山戎；西方的秦国，面对的西戎也呈一盘散沙的状态。

秦朝统一天下后，着力扩张，四面出击。其中，对北面用兵最狠，派蒙恬带精兵30万，携当时最先进的复合兵器——弩机，把匈奴的部落驱赶出了其世代栖息的河套-鄂尔多斯地区，并在那里设郡筑城镇守。

失去了水草肥美的家园，匈奴人只好在大草原里漂泊流浪，混了些年。然而后来，匈奴出现了轻骑兵大军团战术，这种战术的精髓，就是人(智慧)、马(速度)、弓箭(远程杀伤)合一，呈现出强大的机动性和杀伤力。本来，那时候没有马镫，骑手很难长时间驾驭马匹，但匈奴乘用的战马很特别，这种马身量矮、耐力强、跑起来非常平稳。匈奴骑兵使用的战弓，大多数还是骨质箭头，对冶炼技术依赖不大。至于匈奴人的战术，更是非常狠恶:利用旗号和诱击，牵引出你的主力，等你在追击中累得差不多了，也被他们的游骑骚扰得心烦意乱的时候，他们利用天气、地形和箭力，突然把你挤进一个预先设置好的“窝子”(屠宰场)，然后就是匈奴主力的出击和宰杀。注意，此战术的精髓，不只是骑射，而是成千上万人组成的骑射兵团的组合运用，和与地形、天候的密切配合。

这套战术和装备，从匈奴人一直延用到蒙古人，都非常有效，常把汉军的车骑混合部队玩得找不着北，让欧洲的重甲骑士有劲使不出。汉族人索性修筑长城，步步为营蚕食土地，就是针对这一战术的。

后来，我在一本当代人写的畅销故事集里，发现了这种战法的灵感来源:原来，北方的战士们，是从一种狡猾、强悍而且有点哲学味道的食肉动物身上得到灵感的，那本书名叫《狼图腾》。

靠着这一当时世上最强的战术，匈奴的大英雄冒顿单于统一了北方所有的骑射民族，并组建了多达30万人骑箭的主力兵团。

就此，匈奴迅速重新占据了河套故地，并伸出“右臂”，降服了西域各国，将当时占据河西走廊的月氏人赶到中亚养骆驼去了；伸出“左臂”，消灭东胡，一直打到兴安岭以南。

然后，匈奴双臂合拢，准备拥抱中原，却发现新兴的汉朝十分难缠。

汉初，因为打楚汉战争而民穷财尽，所以，高吕文景四朝，都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用美色和奢侈品满足匈奴上层，延缓战端，同时，在国内不断积极备战。匈奴多次犯边掳掠，汉军都只是严防要塞，坚壁清野而已。

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到武帝时，汉朝已经可以一战了，两国迅速进入战争状态。本来，因为多年的和亲，匈奴已经开始逐渐习惯了和平的局面(当然，这种和平是以汉朝的憋屈为代价的)。当时很多名将，如韩安国、李广，都不主张以彻底灭掉匈奴为战略目标，而主张占据其南下中原、威胁长安的跳板——河套地区就行了。可是，汉武帝是一个性格很极端的人，力排众议，干脆任用了自己的国舅和家奴，像卫青、霍去病这样的人为统帅，给他们最精锐的军队和无限制补给——就像有钱人玩网络游戏，用重金买最好的装备，以“无敌模式”进入游戏界面一样——卫青、霍去病连续对匈奴发动了不计成本和伤亡的攻击。卫青夺取河套-鄂尔多斯，霍去病占据河西走廊，打通了通往西域的大门。而且，从霍去病开始，汉军开始对匈奴境内的人口采取了“犁庭扫穴”式的攻击，也就是开始了对非战斗人员的灭绝式杀掠。匈奴没有办法在漠南立足，于是，全部避往漠北，等待反扑时机。

因为，匈奴已经没有实力威胁汉朝了:战斗人口锐减，河套和河西走廊丢失，西域各国纷纷倒向汉朝。匈奴在军事、经济上都已经失去了战争潜力。而汉军要与匈奴开战，必须将几十万军队和民夫开到大漠以北，靡费巨大，并且即使汉军胜了，也没法在漠北立足，还得退回来。

汉武帝几次派兵到漠北，连匈奴的人影都没见到，于是，开始用外交手段，以派使节交涉的方式，侦察匈奴的虚实，搜集北方的气候与地理情报。

到苏武出使前夜，武帝已经掌握了匈奴的虚实和位置，已经准备动手了。

还有一个微观的背景，就是那时汉不光在打击匈奴，促使匈奴人大批来降，像昆邪王、休屠王，以及后来武帝的托孤重臣金日磾，其实，还有大批的汉人混杂在匈奴中间。汉初，北方几个诸侯作乱，失败后逃入匈奴。汉使到匈奴，被扣押后投降成了“汉奸”的也不少:出身胡人的大将赵信，投降匈奴后非常受宠信；卫律投降后成为单于心腹，被封“丁令王”；宦官中行说被强迫做了文帝朝和亲公主的陪嫁奴仆，到了匈奴立即被“重用”，成为单于的作战高参。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武出使到了匈奴，而且，其副使张胜等还要策划绑架单于的母亲，导致两国外交形势急剧恶化。在屠刀面前，张胜投降，苏武不屈被扣。两国就此事件展开激烈交涉。

而正在这时，不按牌理出牌的武帝，却突然发动了对匈奴的新一轮攻势。当时，霍去病已经早殇，武帝就任命了新统帅李广利。此人是武帝新宠李夫人的哥哥，新得势的国舅。卫青当时还健在，但因为卫子夫已经失宠，大将军卫青只能负责对东、西、南三面的战线，不再参与对匈奴的作战了。李广利的军事水平并不次于卫青，但为什么他的战绩不如后者呢?因为，当时汉的军事潜力和后勤供给能力，都已经远远不如卫霍的时候了。

新的一轮攻势兵分两路:主力由李广利率领西进，出河西走廊，直扑匈奴与西域的结合地带，意图要扫清匈奴对汉朝准备占据的西域地区的威胁；李广之孙李陵，率领一支步兵(所有好马都已经拨李广利使用)，北上进入匈奴境内牵制单于主力。

这一战汉朝失败，李广利先告败绩，李陵也基本全军覆没。李陵本人投降后，成了匈奴的大将。

苏武因此更不可能回到汉朝。汉朝接下来连年进攻失利，匈奴失去西域的大部分，也感觉疲惫，于是，两国较量的核心环节开始从直接军事对抗，改为主要在西域各国做外交对抗。武帝晚年，国内民穷财尽，上层祸起萧墙，内耗不断，国家陷入深重危机。主帅李广利的家眷，因为国内的“巫蛊之祸”被灭，广利本人投降匈奴，被单于当作了祭天的牺牲。而匈奴内部也同样还是天灾人祸不断，并没有因为李广利作了“牺牲”就有了改善，反而天灾更剧烈。

古人云，大战之后，必有凶年。穷兵黩武的汉匈双方，也逃不脱这个规律。

直到武帝驾崩，昭帝即位后，汉才改善了与匈奴的关系，两国开始外交谈判。但，匈奴一直拒绝承认苏武还活着。当时，匈奴的单于已经换了好几茬，两国和议也达成了，为什么还不愿释放苏武?

因为，苏武在北海(贝加尔湖地区)牧羊，那里正是匈奴与丁令(即后来的铁勒)的边界。我们惯常的认识，是苏武牧羊的地方非常荒凉，没有人迹，兔子都不拉屎。其实不然。那里有包括丁令在内的很多游牧民族，水草肥美，鸟语花香，草原上歌来歌往，热闹得很。后来，蒙古的数次西征，出发点都离那里不远。

苏武在北海生活多年，当然就非常了解匈奴的生态、气候与虚实。匈奴给苏武娶了媳妇(当然是匈奴人)，苏武在那里还有了小孩，其中有个孩子名叫苏通国，后来随汉使回国，为苏武延续了香火。在匈奴看来，男丁就是战士，生育人口当然也就是国防建设的一部分，从这一角度上说，也算是苏武变相给匈奴做出了“贡献”。

这时的匈奴最不希望看到的，是掌握了匈奴虚实与规律的汉使们，回到汉朝，再带着汉军来攻打他们。尤其是苏武这样的杰出人物，回到汉朝，他就是又一个博望侯张骞了。

但是，苏武的部下，小年轻常惠，偷偷把苏武的情况通报给了汉使(这次会面竟然能实现，说明了汉在匈奴安插了有效的“内鬼”)，这样单于不得不放归了苏武。

苏武、常惠回国以后，理所当然成为汉制定对匈战略的高参。常惠后来搞了一个“匈奴包围网”，包括匈奴西边的乌孙、东边的鲜卑、北面的丁令、南边的汉朝，都趁一次匈奴内部衰落而发起了对匈联合军事动作。其中，常惠本人作为乌孙军的参谋长，指挥乌孙军重创匈奴。这一战直接导致匈奴内乱分裂，呼韩邪单于南下投降(王昭君嫁的就是此人)。常惠因此功被升为右将军，厉害吧。

这就是苏武一行在匈奴的后期，继续被扣的主要原因，两国的前仇倒成了其次了。

几乎同一时代，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罗马帝国不择手段，终于灭了迦太基并屠城。相比之下，匈奴人的命运稍微还能好一些。

还有一个疑问:汉匈之间真的不能和解吗?也不是。

西汉与匈奴和议达成后，两国间实现了多年的和平。曾经的杀场变成了共同开发的乐土，直到王莽篡汉。王莽机械地依照儒家经典中的“华夷之别”，错误地在外交上打压匈奴(将人家的国名改为“降奴”)，而且因为匈奴是亲汉室的，所以匈奴与莽新政权的关系也全面破裂，直到东汉中后期才开始修复。

到东汉末期，匈奴衰败，一分为二，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入塞投汉。霍去病曾声称“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按照霍生的理念，这应该算是匈奴的“灭”了。可是，结果又如何呢?内迁的匈奴等部被安置在内地与当地人混居，汉人始终将其列为“劣等人”。压迫、奴役、歧视、贩卖，这些苦难都落在了内迁胡人的头上。而霍去病这个阶层的后人们，却过起了骄奢淫逸的生活。当时执政的司马氏，内战不断，西晋王朝从内部崩溃。原先被压迫的各种异族纷纭起事，造成了中原“五胡乱华”、北方衣冠大部南渡的乱局。

那么，北方呢?匈奴之后还有鲜卑，鲜卑之后还有柔然，柔然之后还有突厥，突厥之后还有回鹘，回鹘之后有契丹，有女真，有蒙古……只要中原王朝守着“华夷之别”的文化成见，不能平等对待之，不能与之同存，而始终以敌视、蔑视的套路来对立北方，那么北方的所谓“边患”问题就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直到清朝建立，统治者使用多元共存的思路弥合“长城裂痕”，才真正构成了今天民族大融合，多民族国家巩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