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哥哥黄仁宇和嫂嫂格尔住在美国纽约州New Paltz市，在1999年除夕中，我在西岸和仁宇兄通了两次电话，在交谈中互相勉慰，庆幸平安地进入一个新世纪。

2000年1月8号，新世纪刚度过一星期，那天加州气温平和，我们还在计划周末活动，突然间仁宇兄的儿子培乐(Jefferson Huang)来电话，那时是加州时间上午11点半左右，培乐的语音很平稳，可是消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像到的：他说父亲在三小时前，在去附近一间电影院时，突然因心脏病(Cardiac Ar-rest)不治弃世，就在这个简短的电话中，我和仁宇兄作不辞的永别了。

过了一两天，我才知道仁宇那天是由他夫人格尔驾车到离New Paltz二十多英里的一家电影院看一部文艺影片，片名叫《雪降洋杉》(Snow Falling On Cedars)。他们刚到达电影院，仁宇兄说身体不适，在进门厅室，一坐下来就晕倒，当时由救护车送到附近医院急诊，医生已束手无策了。

当时我除了伤感之外，还有一点诧异：平常仁宇兄做事认真，不爱浮华，为什么要在周末白天去电影院呢?为了了解真情，我就在网络中寻找这部《雪降洋杉》影片的背景，才知道这影片是根据1994年间一部最畅销的小说编摄的，小说已经译成中文出版，书名叫《爱在冰雪纷飞时》，故事发生在西雅图城海湾中一个小岛。在大雪飘零之际，一个当地新闻记者查访法庭审问一件命案，其中包括不同种族男女间的爱情，小岛上住民的心理，私人间的嫉忌和偏见，都反映在记者的心目中。照我的猜测，仁宇兄对写小说有兴趣，他去看这影片，不是纯粹为了娱乐，而是要把文艺著作和电影两种媒体相互比较，有研究的性质。

当天他们夫妇离家去电影院时，仁宇含笑对格尔说：“老年人身上有这么多的病痛，最好是抛弃躯壳，离开尘世。”随后格尔开车沿赫逊河岸转折，仁宇继续将身后事作为话题，和格尔检讨。这场经历在格尔嫂的心目中，留了不可毁灭的印象。

我和仁宇兄从小在湖南长沙长大，一直到中学毕业，我们的父亲黄震白，别名种苏，是中国革命初期同盟会会员。在长沙时，我们兄弟年轻，父亲又常赴外省工作，在我的记忆中比较深刻的是在客厅墙上挂的国父孙中山的手笔，题赠“种苏同志”，中间是“博爱”两个大字，下首是孙中山的签名和印章。这幅字帖一直挂在家中，到了1939年抗战开始，家人分散，这手帖就不知道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黄仁宇在十四五岁左右(1932年)开始向当地报纸投稿，当时湖南日报副刊，连续登载他写的世界名人传记，每篇都有他自己手描的人物画像。黄仁宇的写作热忱，从中学时代开始，从未间断，以后他继续在文章书籍中加入自己的插图，包括白描画、地图、表格和作战形势图等，都一手细心创制。他的私人用笺，上面就有一幅白描画，描写过去运河漕运情形，原来是他写明代经济史中的插图。

1938年仁宇兄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念电机工程。刚过了一年，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国内比较有名气的大学都辗转迁入内地。黄仁宇放弃学业，在长沙参加抗战日报，作编辑访问工作，那时抗战日报的社长是田汉，总编辑是廖沫沙。

黄仁宇于1943年由重庆飞往印度，参加中国驻印度远征军，在孙立人部下作参谋，常到战场视察，仍旧写文章，大部在重庆大公报发表。在北缅密支那之役，他到前线观察，被日军藏在树丛中的狙击兵射中大腿，运到后方调养。

抗战胜利之后，仁宇兄到美国Leaven Worth参谋大学深造，后来又到日本参加中国驻日代表团。在这个期间，我们只在日本东京匆匆见面二十四小时，一直要到1952年，他决心解甲读书。我们兄弟，才有比较多的见面机会。

从1952年开始，黄仁宇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念书和工作。那时他已经是三十四岁，把半生的事业成就全部放弃，重新和年轻的学生们生活在一起，这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他采取这途径，表示对自己写作著述的能力有信心，才愿意在半工半读的条件下，发愤攻读。

黄仁宇在密西根大学Undergraduate School念了三年，由新闻系转到历史系，取得学士学位，在这段时间，除开读书、工作之外，他对年轻大学生的课外活动一样有兴趣。密西根大学是美国中西部足球联盟的一员(Midwest Big 10)。秋天是足球季，各校轮流比赛，每场的观众上万，黄仁宇戴上黄蓝两色上有校徽的便帽，热烈参加。

随后黄仁宇继续念研究院，一直到1964年，取得博士学位。美国政府对大学文科(Liberal Arts)不大重视，政府研究津贴很少花在这个部门，因为这个缘故，文科研究生都要自己找工作维持。

黄仁宇一面工作谋生，可是仍专心读书。我看着他从一个业余性质的作者，蜕变为胸藏万卷的学人，他以后的成就，都是在这个期间奠定的。仁宇兄研究明史，把《明实录》一百三十三卷从头到尾研读，以后写文章，下结论，都引证纪实，不凭空虚构，也就是他为学过人之处。黄仁宇辞世之后，嫂嫂格尔寄给我一盒文件，其中有黄仁宇最近十年的读书工作记录。我打开一本，看到他1992年12月的日记，其中一个星期，他在五天之内，把《大史长篇》，重新研读一遍。我不知道《大史长篇》是怎么样的书籍，请教一位国史专家，他说大概是明朝王祎著的《大事记续篇》(七十七卷)和朱国桢著的《大事记》，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黄仁宇读书认真的情形。

仁宇兄的名著《万历十五年》开始是用英文写的，在1981年由雅礼大学出版所印行，当时为美国名作家John Updike发现，在New Yorker杂志写文推荐，同时这本书也列入美国历史书五个最佳作品之一。翌年《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在北京印行，由廖沫沙题笺，印在封面。这题笺也有一个小故事，我在1980年9月间，参加美国航空学会访问中国航空工业，途经北京，这时黄仁宇已经计划把《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印出，托我和妹妹粹存去拜见他的旧友廖沫沙，请他题笺。我现在手头还有仁宇写的一个短简，谢谢我们弟妹替他取得廖沬沙的题笺，并且说：出版书籍，和其他工程一样，一定要有多方面的协助支持，要谢谢你们在北京的联系工作。

黄仁宇个性强，不论学术和日常交往，都是心有成竹，不轻易改变初衷。可是为人谦和，不事夸张。《万历十五年》在大陆和台湾畅销，他对我一字不提，直到我们的表弟李承露从台湾来信，报告情形。我打电话给仁宇兄说：“听见你在台湾出版界和读者心目中声名鼎盛。”仁宇兄没有骄意，只问：“是哪个人告诉你的?”

黄仁宇的第二本重要作品是《中国大历史》，这本书在美国出版时是1988年11月。可是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到纽约州去看他们夫妇，仁宇兄就告诉我：他对中国历史有一个新的研讨方式，和美国各大学中国史专家看法完全不一样。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这学科的研究内情，只觉单刀匹马，和一班学术权威打对头，不是智举，就将这想法坦白陈述，黄仁宇一点也不同意，话题就终止了。

黄仁宇生性豪爽，古道热肠，对人诚恳，人或有机谋，他视而不见。他在New Paltz住处简素朴实，他写作的厅房面对着纽约闻名的Cat skill山地游览区，可以看见日出日落，风云变幻，在黄仁宇的心目中，比什么高楼大厦，都要胜过一筹。同时他注重储蓄，家有余资，都细心投资。

黄仁宇夫妇爱旅游，在英国剑桥大学工作时，曾遍游西欧各国，在美国游历东西岸，最后在1998年春来加州访问，和家人欢聚之外，他们夫妇并开车到San Diego和Las Ve-gas游览。

仁宇兄最后一次旅行，是在1999年10月应葡萄牙政府邀请，到里斯本参加澳门归还中国纪念会。在会中黄仁宇发表论文，题为“中国的经验———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黄仁宇欢喜宾客，New Paltz附近有几家餐馆，是他家待客之处，其中有两家在赫逊河畔，风景优美。这地方也就是他写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名称的来源，另一家中国餐馆，叫“小熊饭店”，地址靠近Woodstock，是Rock Music发源之处，餐厅背山近水，非常风雅。

仁宇兄常说：“我一生经历过中外各阶层的生活，不论是治世乱世，无所不闻，无所不见。现在我个人要做的事都已做了，可以死而无憾。”这种看法，和他最后一天和格尔嫂所讲的话，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