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毁图书，是中国帝王控制人民思想言论，进行文化专制的绝招之一。说到查缴禁毁图书，秦始皇嬴政堪称开山老祖。嬴政虽然下达过焚书令，在全国范围查禁焚毁医药、卜筮、种树之外的所有书籍，但那只是一时的，至于他老人家是否亲自出马，不断煽风点火，把焚书当成一场持之以恒的运动来搞，史书并无记载。秦代以后，虽然也有皇帝干过查禁书籍的勾当，但都只是查禁某人或某一类著作，并未发动全国性的运动。因此就查禁书籍而言，弘历可以称得上是帝王中的帝王。

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是因编纂《四库全书》而发起的。乾隆中叶，年过花甲的弘历，虽然认为自己的文治武功已经十分卓著，但他并不就此满足，仍想在“稽古右文”方面超过历代帝王。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他下诏建立《四库全书》馆，决定在《永乐大典》和宫中藏书的基础上，在全国广征历代遗书，汇编成一部空前的巨典，意在压倒《永乐大典》和康熙、雍正年间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

但是，臣民都被弘历文字狱的屠刀宰怕了，响应者寥寥。弘历为了充分发动群众，于开馆的同时，再下征书诏，向臣民承诺不因文字加罪，并进行威吓：“若此番明切宣谕后，仍似从前疑畏，不肯将所藏书名开报，听地方官购借，将来或露违碍之处，则是其人有意隐匿收存，其取戾转不小矣。”并吩咐地方官采到书籍直接呈进，“不必先行检阅”。

这一招果然很灵，各地官民开始踊跃献书，仅一年多时间，各省献书便达一万多种。然而，随着进呈图书的增多，弘历发现其中不少书中有“违碍”、“悖逆”文字，于是一个宏伟的计划在他的脑瓜中形成——若借征书之举将全国所有“违碍”书籍悉数搜缴，一网打尽，彻底肃清其流毒，岂不是大有利于清王朝的统治!于是，他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突然下诏，令各地官员查缴“违碍”书籍，藏有“违碍”书籍者限期将书缴出，逾期不缴出者，一经发现，与地方官一同治罪。并自食其言，指斥地方官在进呈图书时不检查其中有无“违碍”文字。

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查缴禁书运动自此逐渐展开。运动的重点，是查缴 “明末季造野史”与“国初伪妄诗文”，凡是敌视清王朝及其统治者、容易激发汉人民族感情的作品以及记载明末清初那段改朝换代的历史的诗文笔记与一切形式的文字，包括方志、谱牒、碑文等等，都在查禁之列。此外内容与孔孟程朱学说唱反调的、已经被清廷治罪者著作，也要查禁。查缴的禁书密封之后专程送交军机处或《四库全书》馆处理，或全书销毁，或删除其中部分字句，又称“全毁”与“抽毁”。

查缴禁书运动使乾隆朝的文字狱达到了高峰。弘历阴谋阳谋并施，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使运动不断升级。据学者统计，19年间，清廷共禁毁书籍3100多种，151000多部，民间害怕获罪而偷偷烧毁的书籍不计其数。前文所说的“抽毁”，除删除“违碍”文字之外，为了使古籍不留天窗，文字连贯，奉旨编纂的人员不得不填补一些字句，结果使收入的古籍文字混乱，一些章节段落真伪难辨，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学者任松如先生在《四库全书答问》一书的序言中说：“删改之横，制作之滥，挑剔之刻，播弄之毒，诱惑之巧，搜索之严，焚毁之繁多，为所欲为。诛戮之惨酷，铲毁凿仆之殆遍，摧残文献，皆振古所绝无。虽其工程之大，著录之富，足与长城运河方驾，迄不能偿其罪也。”这段话，可以说是对编纂《全书》与查缴禁书运动所带来的灾难的总结。

清朝文字狱，是中国古代文字狱的顶峰，使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受到严重的摧残，“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可谓是清代文人学者的真切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