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舞场，与传统中国的青楼、茶馆等有着大异其趣的特征，它为现代中国的市民提供了一个想象现代性的窗口，也成为检验民国上海市民灵与肉的社会量度。

舞乱人心

在当时的《申报》上，经常可以读到一些学生在流连舞厅后，纵欲之后心灵滋生的虚无和愧疚感。国难当头，身为国之栋梁的大学生们却流连舞场。为此，《申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

我们中国人对于人家摩登的内容并不模仿，可是人家摩登的外形却偏学了回来，这是国家前途命脉所关的问题，并非只是生活的小事体……这一些以跳舞为上课的大学生，将来到了社会上也一定是不事生产专享幸福的寄生虫之流。

作为当时影响较大的主流媒体，《申报》的这篇文章无疑暗含当时的社会思潮里已经隐藏着的“禁舞”潜流。

1933年10月30日，上海《申报》发表了上海各大学联合会的一则决议：严禁学生入舞场跳舞，议决与市政府合作，共同查禁，犯者予以严惩。

几天之后，这个大学生联合会又紧急出台了“禁舞办法”：……函请本市市政府合作共同办理，由市府派警轮流前往各舞场巡查，遇有学生在场跳舞者，立加逮捕，现已得市府覆文，允予协助。

议论纷纭

“禁舞”一出，应者云集。沪上各大学学生团体负责人、各大学学生纷纷表态支持。但社会各方对于禁舞之办法却见仁见智。

上海市教育局潘局长指出：大学生入舞场跳舞，当然应予以禁止，至如何禁止，则惟有由各学校当局严加管束，并由校长教授以身作则，如谓由政府派警到场逮捕，事实上恐不可能，且舞场大都设在租界，亦为市府警力所不及。

上海市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负责人谈到：禁止大学生跳舞最有效之方，厥为严格实施军事训练以羊城学生有纪律之生活、刻苦耐劳之习惯，故各校军事教官，不仅教授学生上操上课而已，对于学生之精神与纪律亦当随时加以注意，惟希望各大学当局能通力合作加以协助，则禁舞之问题，自可迎刃而解。

作为整个事件的当事人，大学生群体自然不会缺席。

大夏大学联合其他大学组织大学生复兴运动促进会，试图恢复大学生作为一个精英群体的社会声誉，他们对于“非议”深表愤慨：各方盛称大学生沉迷舞场，形成一重大之社会问题，颇引起一股人士之注意。惟闻各大学多数洁身自好之学生，一向勤勉求学，未尝涉足舞场，因此咸认为有辱全体大学生之名誉与人格。

1934年11月24日和26日，该促进会以《申报》为阵地，发表了“禁舞问题宣言”。《宣言》对于函请警局介入态度鲜明地表示了反对：

跳舞且属私德问题，究非犯罪可比，遍检违警罚法以及现行刑法之条文，绝无跳舞者得加逮捕之款。盖“法无明文规定者不罚”，此系通例，倘欲干涉舞客，尤不能独责大学生也。同人等非为跳舞之大学生辩护，盖理之所当然者耳。《宣言》指出，学校当局提出的禁舞办法都缺乏可行性，因而必定成为一纸空文。建议学校当局丰富校园生活，增进学校的学术水准吸引学生，并提供正当之娱乐；建议学生家长控制好子弟的生活费用，让大学生无余钱去舞厅消遣。

草草收场

禁舞的声浪，在1934年前后的上海虽然难免雷声大、雨点小，但其蕴涵的对于公民的日常生活进行高度管制，以集聚社会各种资源以应付国家危机的思路却在隐蔽地延续。1948年1月末，数千名以舞女为主的弱势民众为反对政府的禁舞政令而集体请愿，遭到政府官员拒见后愤怒捣毁社会局大楼，事后有400名舞女被警察羁押，数名舞女被判刑，但政府最终收回了禁令。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十分罕见的一起女子集体暴力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