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热爱电影的人，都忘不了那部优美的电影《简·爱》，更忘不了为罗彻斯特配音的邱岳峰。他那一声绝望的“简——”，似乎依然萦绕在我们胸际……十九年前的3月，他抛下了亲人骨肉，抛下了热爱他的观众，依然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我们怀念着他——

3月的春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夜空中不断响起元宵的爆竹声，人们还沉浸在世纪最后一个春节的欢乐尾声里，我的心里却是那样的沉重……远望着窗外东方明珠塔闪烁的灯光，低头凝神细看案头放着的三张照片，这是一位曾经风光过、追求过、挣扎过的老人，许多年前也是在这样的一个3月早春的日子里，他走了，抛下了他挚爱的电影配音事业，永远地消失了!在他离开人世之后快二十年的漫长岁月中，不断地听到人们悄悄谈起他的名字——邱岳峰。在我做外国电影编译工作的廿年岁月中，曾经有多少读者来信来电，询问他的一切。一位牡丹江京剧团演员来信说：“像邱老师那种声音太少有了，希望译制厂领导考虑快快培养邱派的继承人。”一位河北石家庄的年轻人在信中说：“我实在难以相信这突如其来的不幸消息。他不会死，不会死的。”北京邮电学院的大学生呼吁：“将遗像寄给我一张吧，告诉我他为什么突然死去。”此刻我手中捧着邱岳峰的大儿子邱必昌转给我的厚厚一叠来信，思绪万千。许多年了，总有一个声音在心中回荡着：但愿今后不会再有悲剧发生，但愿……

然而要翻开历史的一页，接取伤疤上结好的那层表皮，真是太沉重、太痛苦了。六年前我的一位好友曾那么坚决地催促我：“你一定要写，要写他!”然而今天她跟所有忙忙碌碌享受生活的人一样，劝我“忘却吧，因为太痛心了!”不，不!我抵不过心灵深处那种呼唤，终于拨通邱必昌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是平静的，自然也掩不住一点点吃惊，于是我俩面对面坐下来，将这沉重的生活一页揭开。

“我想谈您父亲的事，尤其是老人家怎么走的，非常不礼貌，不合时宜吧，但我要说，让我们不要带着太多的负担，太多的遗憾走进新的纪元，假如这一切发生在今天，也许什么都不一样了是吗?”在躯壳、灵魂、精神素质上，邱必昌都有父亲的血统，掩藏在那样冷静、平和的外表之下是热烈的心灵。

“我想你一定最想知道父亲是怎么死的，我不同意将这件事作一种招摇惑众的宣传，比如称为‘死之谜’。其实父亲的死是一种必然，他的处境、遭遇、性格都决定他有极大可能走上这条路。因为他不仅是个艺术家，也是个好父亲，内心很浪漫很丰富，现实却对他非常不利，可以说太艰难、太曲折，他的个性又太内向，所以他没有什么办法来解脱自己，只能找这种归宿。”邱必昌呷着浓咖啡，抽着烟。“那天是3月最后的日子，29日，天很好……”邱必昌沉默了好一会，往事如烟，然而这一幕永生难忘。“他这天眼光很特别，像有许多话要说，可总是动动嘴唇不出声。父亲最喜欢我妹妹，我们家一共是五个孩子，三男二女，现在只剩一女就是我妹妹。我的大妹妹婴儿时得了急性肺炎，要买青霉素凑不足钱，后来向人借了钱买了针剂，来不及了，她已经死了。所以我爸爸把对大女儿的那份思念都寄托在对我妹妹的爱里了。”邱必昌再一次停下来，很沉重的说：“爸爸都来不及跟我们告别，就这么昏过去了。我们赶紧把他送到对面的淮海医院，抢救了一天一夜，他一直没醒过来。第二天3月30日，记得那天响春雷，炸雷似的特别响。瓢泼大雨下个不停，整整守了一天一夜，恰恰我出外办事的一会，医院通知我爸爸已经不行的消息，我赶去医院，路上车堵得要死，我赶到医院，一身是水，雨水、汗水、泪水都混在一起了。我心里总觉得老天在怜惜他，十年之后我在清明过后不久，把父亲的骨灰从龙华落葬到苏州去，老天也下这么大的雨。”邱必昌抽了口烟，也许是压低一下心灵深处的那份沉重，在烟雾后面，我看不清，也没勇气去望那对眼睛。

“我父亲走得这么坚决、这么快，大概是我母亲、我和妹妹弟弟都没有预料的。我总以为可以马上采取点措施，洗胃什么的，过几天会醒过来，谁知……”他顿了顿，很沉重地吐出一圈烟雾。后来我从他的同行中听说，邱岳峰已经不是第一次想寻求这种归宿。听家人说，幸亏他的妻子在身边。那年戴“历史反革命”帽子时，他吃了安眠药，被她发现，马上用手扒，总算救了他的命。后来好象是在“文革”时期吧，又有过一次。到底是什么呢?是命吧，他总是那么艰难地活着。

那些日子，我踏访了和邱岳峰同时代的艺术人、他的同事和学生，我翻找、查看了当年的一些记录，在质对立着那些逝去的痕迹。然而我不想那么机械地、表面地述说这件事，二十年的历史进程，已经使我们能够公正辩证地评说一个历史时期的特定环境造成的有着深层和表层、个人和环境、内在和外在因素的事件。

不管怎样，邱岳峰假如活到现在，那一段往事一定不会发生，悲剧一定不会重演。我们循着死因追溯着逝去岁月的踪影……“我们家的房子小，那是出了名的。1953年我家从长宁路搬到南昌路，一条旧式弄堂里一间只有十七平米的房间要住七口人，祖母、父母、四个孩子，大孩子们都睡在地板上。我父亲的工资刚进厂时评级是103元，死时还是103元。记得后来‘文革’结束时，爸爸领了那几年扣发的工资，数数大概是千把元吧，一进门他就高兴地喊着：‘快去买两张床!’那时我们才睡上钢丝床。尽管这么艰难，父亲可从没怨言。他这人很会自得其乐，工作上不要说，就说生活吧，他干什么都干得很棒。他木工做得挺精，有段时期，就是‘戴帽’时期，他被打发到译制厂后院一个小木工棚里当一名木匠，算是‘劳动改造’。他专心一致学起木匠活来，还真露一手呢。家里几件家具还打得很不错。他能把人家做钟座多余下来的三角边料一块块拼起来做成精致的拼花五斗橱。他喜欢花草，特别爱种橡皮树，屋角那棵橡皮树，在他当年去世前长得知高叶茂，一直长到屋顶。他爱说戏里的事，很幽默。记得他在世时，家里总挤满上门求教的年轻人，父亲对他们可好呢，常常到十一二点钟才把他们送走。父亲死的原因其实是明明白白的，他受不了对他的不公正待遇。”

我查询的资料和邱必昌叙述的事实是符合的，邱岳峰生前遭受到的一切，至少说是不够公正的。尽管译制厂的党组织和行政领导对他采取了宽容、理解的政策，很多有事业心的老一代同仁都与他相处得很融洽，但事实毕竟还是没有改变，他始终背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文革”中，这顶帽子自然更重了，二十年来为那么多的“毒草”配音，一个“反动学术权威”的结论已经算很轻了，每次斗批改、进牛棚都逃不了的。邱岳峰的个人历史其实并不复杂，出生于福州市，祖父是驻守中苏边境的一名武官，娶了一个白俄女子，于是邱岳峰也有白俄血统。他9岁就离开故乡，只身投靠亲戚，在天津、北平求学，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最初他读一段英语专科学校，后来为生活所迫，放弃求学深造开始投入演艺界。1942年到了天津，在大亚话剧团，那年他刚20岁。在话剧团，他什么都做，置景、搬道具、做灯光效果、管化妆服饰等等，也上台当个跑龙套的。1945年他到了北平联华剧社，正式上台扮角色，演过话剧《夜半歌声》。1947年在天津参加燕旅剧团，1949年到上海剧艺社。邱岳峰是上海电影译制厂的一代配音演员。据他的同代人、配音艺术家富润生老先生回忆，“邱岳峰是第四个进译制厂的。我和尚华是接他后面进厂的，但是他跟女演员姚念贻(姚因难产，年轻轻就去世了)合配的第一部是苏联电影《小英雄》。那些年很艰苦，但我们都很愉快振奋，刚解放嘛。又是译制事业初创期，邱岳峰对这份事业是非常敬业和尽心的。厂领导对他不错，当时党组织把他保下来，作为‘留厂察看’陈叙一厂长更是把配音重担交付给老邱，‘文革’前一段日子老邱事业上一直比较顺。”“文革”十年，邱岳峰始终带着一个信念活着，那就是盼着那一天，能把他的历史问题说明白。他盼的不是“摘帽”，而是“平反”，但他左盼右盼，盼不倒头。

他的这顶摘去的“帽子”，其实一直沉重地戴在他心上。因为他最心痛的是，孩子们平白无辜地受到牵累，他的女儿始终不能从农场上调，在农场整整八年。许多人的儿女都纷纷回城、考大学、调干，而自己女儿的事却迟迟不能解决。难怪邱岳峰对朋友要唉叹，要流泪。

在他去世前的半年多时间里，许许多多的挫折和不顺心的事都接二连三地落到他头上。1979年底，邱岳峰获知自己的申诉得不到解决，不在平反之列。他绝望了，奔走呼吁了两年没有结果。那些日子里，他那么颓丧、消沉，有希望但盼不到头总比什么都绝望了好得多，他的心开始凉了。不久，他被演员组推举为年度先进分子，但最终宣布时却换了另一个名字。有人提醒他“你是内控”，他的心颤抖了。回忆当年的事，还有些老同志记得起来，邱岳峰那些日子躲着大家，脸色更黑沉，人更消瘦。在1980年元旦到来的忙碌日子里，没有人理会他这个“有问题”的人，他躲在一个角落里，伤心地哭着。一个年轻的演员看到这一幕，伤心地劝他，邱岳峰压抑不住心中的苦恼，痛苦地迸出一句话来：“我要退休，等到81年5月马上退!”

此后，“我要退，我不干了!”这样的话常常从他嘴里脱口而出，在厂里，在家里，他都显得那般焦虑不安。邱岳峰的名气不小，一个享有一定声誉的艺术家，自然也很爱护自己的面子，很在乎舆论的评判。最后发生的事，其实只是一根小小的导火线，关于这件事，父亲和儿子有过一次长谈。邱必昌告诉我：“在他走之前没多少日子，他跟我谈起过关于他‘跟年轻演员相处’的那些流言，他当时并不在乎，只说了几句：‘我真的没什么，这是个有抱负的年轻演员，有前途的，也很用功，我内心里只想给些帮助，促其在事业上成功。’其实现在看来，真是一件微乎其微的事，当时我觉得导致父亲死的根本原因，是多年来压在他心头那副沉重的枷锁。我后来冷静地想想，假如一个人对前途丝毫不抱任何希望，一再地想要解脱，那么走这条绝路，未免不是件好事。对家人、对别人是件遗憾的事，但对他是一个解脱。”我望着邱必昌那无可奈何的样子，说：“这样说，你心里也好过一点吧?”

对邱岳峰也许是一次解脱，但对热爱他的影迷，却是一次太沉重的打击了。现在的人也许早已淡忘，但历史不会遗忘。这一幕幕使我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名演员的心能跟普通百姓这么靠近，直至今天还有这么多的人记住他，怀念他，实在是邱岳峰的幸运和造化。

邱岳峰去世，这突如其来的不幸使他的家人、同行、朋友惊倒了。老艺术家、配音演员苏秀在她的著作《我的配音生涯》中这么回忆：“他恐怕是我们配音演员中最受观众爱戴的一位了。”她至今难以接受老邱自杀而死这个事实。邱岳峰的学生全国都有，消息不胫而走。尽管没有登报，没有政府机构出面的追悼会，然而，一切都比预期的更加隆重，更加令人激动。在龙华公墓大厅里，络绎不绝前来吊唁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准备好的六百多黄花一下发完，后来又增加到九百多朵还不够，之间人不断涌来，很多人从没见过，他们也不留姓名，送上花圈，只说是热爱邱岳峰的观众。悼词是由工会代表富润生、演员组组长李梓和邱岳峰的生前好友韩非三个人读的。

1980年，上海文艺界走了两个名人——赵丹和邱岳峰，这年春天特别冷，雨水也特别多。我和邱岳峰的同代人、下代人接触，几乎都能获得同一种感觉，“老邱这人太闷，他性格上是有弱点。”我想，也许可以作这样一种解释，邱岳峰是一个艺术家，不能离开艺术家的特点去评判他。他的精神领域始终充满了矛盾。始终是不安静的、痛苦的。因为他的理想太完美，戴着一种浪漫的幻影；他处的现实环境很不顺利，这两者距离太远，冲突太激烈。邱岳峰很像历代一些艺术家，作家海明威、画家梵高，他们都寻找着人世间不存在的完美、激情和宽容，但最后都绝望了。我想，我们应该理解、同情、痛惜他们，说一声：“安息吧!”

让我们把沉重的历史一页翻过去，在纪念中振奋起来。。进来这些日子，上海电影译制厂沉浸在一种重振旗鼓的欢快中，新厂长新领导新班子新作风，总之，新的开端，带来新的面貌。纪念这些创始期的有功之臣，继往开来是我们的目的。谈起邱岳峰，自然就会想起“邱派”。邱岳峰艺术上的特点是从一条崎岖的小路上一步步走过来，在经年累月的埋头苦干中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风格也就是今天流行的“品牌”，人们爱叫他“邱派”。“邱派”的形成是“水滴石穿”。当年曾经有人断言，邱岳峰在电影译制事业上是没有前途的，因为他声音沙哑，音域不宽，他过去在舞台上是以表情所长掩盖声音短缺的。但奇怪的是，就是这个缺点，一旦提炼、改造、升华，竟变成特点，以后又发展成一种特色，最后就成了一种流派。想当年配《列宁在一九一八》时，列宁是由著名的话剧名角张伐来配的，邱岳峰只配在冬宫收买卫队长的特务一角，才几句话，邱岳峰听到自己的怪嗓音，嘎嘎地像公鸭叫，有点难为情。可后来在一个个的角色里，他像锻铁一样练嗓音，练出了闪亮的色泽和硬度。到了配意大利片《警察与小偷》时，他有了一次巨大的飞跃，从此他在译制片领域里真正站稳了，赢得了公众的赞赏。从此他在一连串的名片巨作中担任主要角色的配音，两百多部译制片中他挑重头戏的，真是一大串噢，数都数不过来：《悲惨世界》中的店主、《巴黎圣母院》中的神父、《第41个》中的白军中尉、《好兵帅克》中的帅克、《红与黑》中的市长、《蔡一猜谁来吃晚餐》中的父亲、《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卡列宁、《凡尔杜先生》中的凡尔杜、《大独裁者》中的犹太理发师……最著名的那部《简·爱》是他登峰造极之作，人们如今还能从《邱岳峰绝版》那盘磁带中听到一颗受伤心灵的呻吟和呐喊。邱岳峰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声音的享受，更是一份受之不尽的文化艺术遗产。

译制厂上上下下，老小几代都为有邱岳峰这样的配音大师而骄傲。很多人对我说：“我们只记住他在艺术上的成就，这就是他最大的生命价值，别的都不足为奇。”邱岳峰是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在那样局促艰辛的生活条件下，创造了一份艺术财富，他给后人的这份遗产是丰富的，所以他是富有的。正像一位看遍他所有译制片的影迷所说：“今天译制片这么多，但像邱老师这样深沉的声音却难得听到了。”我想让我们从忘却的纪念中得到一种启示，共同开创这份事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