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陈垣、容庚，康生还与其他许多学者有过交往。再试说几例。

冯友兰在其《四十年的回顾》一书出版之后，寄给了康生一册，请他指正。康生得书后回信说：

“承寄大作《四十年的回顾》，谢谢。接书后，重读了题词，粗阅了序言，觉文章甚茂，责己谨严，多引人入胜之感。甚愿读完全书，以资学习，若云‘指示’，又何敢当。”

拿康生的这封信，对照1949年10月毛泽东给冯友兰的回信(冯去信表达其对毛泽东和中共的敬佩之情，以及自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悦心情，同时也为自己没能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贡献感到惭愧和自责。毛泽东回信说：“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造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应该说是客气很多了。

康生与一些旧式知识分子也有诗文往来，比如北京“德宝”2010年秋季拍卖会上就有一件《俞平伯致康生信札》，还附有俞平伯录呈康生吟教的诗稿一纸：

“康生先生左右：

一昨奉谒，得从容聆教，不胜欣慰。脂评本后记颇冗长，荷披览指正，幸甚。恐不免费时间耳。近有关于京市故迹小考据文(光明剪报)及小诗一章，均随函附呈。诗多狂言，聊尘吟几博一笑。西厢记送别原本，音词并茂，续以俚词，深愧不称。惟录音。如制片广播，似可作为治文艺者欣赏之一助。亦盼得便略为嘘植也。匆布

敬候

起居不一

俞平伯启

七月七日”

查孙玉蓉编著之《俞平伯年谱(1900-1990)》(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俞平伯于1962年6月6日“作吊曹雪芹诗二首，题目为《曹雪芹卒于乾隆壬午，距今岁壬寅二百年矣。梦中得句，遂吊之以诗，盖呓语耳》”，后俞将此诗分赠何其芳、康生，而是年7月31日，“午前，康生来访。”(8月1日，“下午，写致康生信，由作协发。”)

众所周知，此前1952年俞平伯出版《〈红楼梦〉研究》，到了1954年引发了一场相关的大批判运动，但经其校勘的《红楼梦》得在1963年出版发行，其间可能得到过康生的帮助和提携。

康生秘书的回忆

由上述的故事，联想到坊间以及人们口口相传的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评论，不免有纠结之感。

我们曾习以为常的人物观，几乎完全是幼稚或孩童般的眼光，即所谓“好人”、“坏人”的二元对立：“好”则亟称之，“坏”则亦亟称之，此使得“圣人”者全无渣滓、全无瑕疵，而“坏人”者亦全无亮点、全无人性。

如今欲对其采取校正的便宜方法，不过就是一个公式：“好人”未必那么“好”(其也有“阴翳”之处)，“坏人”也未必那么“坏”，“圣人”须走下神坛，“坏人”当然也须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如是而已，岂有它哉?

曾经是康生秘书的匡亚明有过一个说法，他说：“康生就是这样一个人，思想‘左’，但要说他存心反党，是不可能的。不能把人说得那么坏。”他还回忆：“我到延安不久，康生送给我一首诗：‘故人不相见，相见依如故。威武不能屈，挥之不能去。’那时康生刚从苏联回来。师哲在文章中说，康生赠诗戏弄我，事实不是这样的。这首诗是不错的。康生左手右手都能写字。康生的这首诗，‘文革’中不知弄到哪里去了。”(王春南：《听匡亚明校长忆往》)

康生是怎样的人?以发生在匡亚明身上的事实来说明，那就是：“康生在历史上曾对匡校长(匡亚明后为南京大学校长)施以援手———上世纪30年代，匡校长因反对极‘左’的做法，在上海遭遇执行左倾路线的人的暗枪，差点献身，康生为他说了话，使他得以免除左倾分子的继续追杀”，然而在“文革”中，康生却对匡亚明落井下石，使其受到迫害，吃尽苦头。那么，“纣之不善，莫如是之甚也”这句话，对于康生不是也可以适用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