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牌是长江南岸的一个小村庄。60多年前的中国，高山大岭终于阻止了日本陆军西进的势头，而攻不到重庆则就断然不能停止中国绝死的抵抗。进攻重庆必须打通长江，而打通长江必须占领石牌。就这样，石牌这个当时不足百户的小村，竟成了广阔的中国战区最关键的要塞。

想一想六十多年前的那个场面，每一个男人都会热血奔腾，那个年代的中国，有多少家庭的父老妻儿孤苦无依地盼望着，盼望着真有那么一堵墙，能挡住那似乎在自己的土地上像洪水一样肆虐的血色的日本军旗，胡涟们用血肉之躯挽起了这道城墙，这道墙遮挡着尚未被战火摧残的半壁江山。

血战果然在第二天清晨展开，竟日厮杀的凶险与残酷，远非亲历者之外的人可以讲述。只知道敌我双方都以不惜生命为代价摧夺着石牌前沿的阵地时，战区总司令陈诚上将曾给胡涟打过电话，询问：“守住要塞有无把握?”也许战况紧张到不容细说，胡涟据说回了一句：“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参战的老兵回忆说，在石牌阵地，曾有三个小时听不到枪响，那时候当然不是在睡午觉，那仗打到不能打枪了。日本人一群一群地冲上来，中国人迎头扑上去，搅在一起，用刺刀拼。

我曾经听和日本人拼过刺刀的老军人讲，日本军队拼刺很厉害。用武士意志和三八步枪武装起来的军队，上刺刀和退子弹是一个战斗命令，日本陆军在战斗相持阶段决胜的法宝，就是用冷兵器决输赢。面对那样的一群军人，除非你决心必死，否则断无取胜的机会。

而今天的这群中国军人恰是决心必死的。他们拜过天了，他们发了誓，除非死，绝不让日本人打过去。对天发誓就是对祖宗发誓，中国人是不欺骗祖先的。

我相信，那3个小时的拼刺，是日本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遭遇的最大规模的白刃战。结果是，日本人输了。中国军队顽强地守住了国门石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胡涟，成为在石牌最有名的将军。

船东家的后山上，就有一座当年抗敌将士的墓园，宜昌的朋友告诉我们，那座墓很大。但已经许多年没有去过了。船东12岁的女儿自告奋勇为我们带路。

快到山顶，小姑娘指指一栋教室模样的房子，“就在那，快到了。”我问她：“墓地在学校院子里吗?”“不是，学校就建在墓地上。”我惊愕地听着她的话，小姑娘又告诉我：“刚建学校的时候，伙房里烧的都是挖出来的棺木。”我望着那可爱的小姑娘，她纯真地笑着，带着期待看着我。她刚刚把那么新奇刺激的事情告诉了我这个外地人。我怎么不如她预期的那样会笑呢?我怎么会笑呢，孩子。难道老师们从来没告诉过你们，那被剖开的墓地里埋的是什么人吗?

一万五千多士兵就阵亡在这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土地上，其中还有刚刚十六七岁的少年。那时候，中国农民家的孩子营养普遍不好，十六七岁的小兵，大多还没有上了刺刀的步枪高。他们就端着比自己还长的枪上阵拼命。如果他们活着，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他们也会在自家的橘园里啜着小口的香茶，悠闲地看着儿孙，温暖地颐养天年。可他们为了别的中国人能有这一切，死掉了。

早在石牌之战的前一年，我们民族的一位忠勇之将就曾无言地走过了长江这条忠勇之河。

他之所以无言，是因为溯江而上的乃是他已经战死的遗躯。

张自忠上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盟军中阵亡的最高将领，我想也是现代战争中阵亡于双方对攻的白刃战中唯一的将官。1940年春夏之际，中日战争最惨烈的搏杀开始于三峡东口外的鄂北战场。战史这样记载：将军的最后一刻已经被数弹洞穿。但他仍然站着，在距日军几十米的地方挥舞着早已空膛的手枪，围护着他的卫兵此前已全部阵亡。第三中队队长堂野射出一弹，命中头部，他脸上现出了痛苦的表情；接着一等兵藤冈之用刺刀插进了他的左肋。连鬼子都承认，倒下的是一座山。

当晚，当日本军的将领们在确认那阵亡的将军竟是张自忠后，他们只发出了一阵极其短暂的欢呼。接着他们至为郑重地给张将军敬了礼。

日军用一口上好的棺木埋葬了将军。就在接到总司令部把张自忠的遗体运回武汉的当天夜里，一个师的中国军队强攻此地，付出二百官兵的代价，抢回了将军的忠勇之躯。据日军记载，张自忠阵亡之后，中国军的战斗意志突然变得异常顽强。这其实就是张将军决心以身殉国的深意。

宜昌的历史学家刘思华告诉我，张自忠将军的灵柩起程运往重庆的当日，宜昌有十万人在灵柩经过的路边、码头边、在长江边送他。日军飞机多次飞临上空，没有一个人慌乱与躲藏，日机也第一次没有在宜昌扔炸弹。这也是日本人，他们敬重勇者。

我问刘思华：那时宜昌一共有多少人?他告诉我：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