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

　　1991年“8·19事件”后，作为苏联政权核心力量的苏共被迫停止活动，整个国家陷入混乱，各种分裂势力异常活跃。随着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告独立，苏联大厦摇摇欲坠。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等人开始筹划用一种新的体制代替苏联。经过一番准备，叶利钦和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决定与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凯维奇一起举行三个东斯拉夫国家领导人会晤，来商讨苏联的最终命运。

　　晚上7时，三个代表团共进工作晚餐。然而在餐桌上，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展开了激烈的交锋，火药味顿时充满了整个房间。叶利钦首先讲话。他说，旧的联盟已经不复存在，应该建立一个新的东西。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不能各奔东西，否则人民不会原谅，无论是子孙后代，还是建立了这个国家的前辈都不会原谅。他还从共同的历史、友谊、经济的紧密联系来阐述联合的必要性。

　　但坐在叶利钦对面的克拉夫丘克紧锁双眉，坚决不同意建立任何新的联盟。他喝着小酒，把叶利钦的一个又一个建议全部拒绝。克拉夫丘克面带笑容、平静地反驳着叶利钦。他说，乌克兰人民在全民公决中已经确定了自己的道路--独立。乌克兰不需要任何联盟，因此他根本不想签署什么新的文件。

　　两人的舌战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晚饭快结束时，眼看对话进入死胡同，一直没有发言的乌克兰总理福金打破了沉默，情况终于峰回路转。根据礼仪和政治伦理，福金不能直截了当地反驳自己的总统并提出不同意见，所以他采取了迂回战术，大讲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血缘关系、兄弟团结。他利用祝酒词和详尽的苏联经济数据，非常得体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是如此紧密，谁也离不开谁。

　　克拉夫丘克的态度终于变软，“既然大多数人主张签署条约，也许我们确实不应分道扬镳，相互走得太远。”

　　会谈终于走上了正轨，但几乎所有参会人士都担心，戈尔巴乔夫会用武力阻止苏联解体。这一担心不无理由，他们后来才知道，会议的参加者之一--白俄罗斯克格勃主席舍尔科夫斯基通过专用电话每隔几个小时就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报告会议情况。舍尔科夫斯基坚决反对苏联解体，他建议戈尔巴乔夫立即逮捕所有与会者，但戈尔巴乔夫却有心无力，因为自“8·19事件”后，他已无法调动任何部队。

　　晚餐结束后，喝得摇摇晃晃的叶利钦在回房间休息时，突然在楼梯上绊了一下，背朝后地倒了下来。由于他的身体笨重，如果倒下来，很可能发生悲剧。当时警卫也来不及上去扶他。大家都吓呆了。就在这危急时刻，只见走在叶利钦后面的舒什凯维奇一把抓住了叶利钦，并把他扶上楼去。如果当时叶利钦倒了下来，那么“维斯库利”秘密会晤就会以另一种结果载入史册，也许苏联就不会解体了。次日用早餐时，叶利钦特意当着大家的面，从口袋里掏出手表送给舒什凯维奇，对舒什凯维奇的救命之恩表示感谢。

　　在叶利钦回房间休息的同时，盖达尔、沙赫赖、科济列夫、米亚斯尼科维奇和克拉夫琴科来到盖达尔的房间，准备草拟文件。由于乌克兰代表团迟迟不派人来参加，5个人决定先干起来，因为他们必须连夜完成关于成立新的政治组织的条约草案。5个人首先确定了“文明离婚”的大原则。他们认为，苏联就像一个合住的大屋子，大家分手时不要摔器皿，也不要打架，要无愧于子孙后代。要文明地分家，尽量不破坏统一的能源、运输、通讯等体系，不实行签证制度。 大原则确定后，他们开始考虑条约的名称，由于存在意见分歧，条约几易其名，起初定为《关于建立欧亚国家联合体原则的协议》，接着改为《关于建立民主国家联合体的协议》。第二天，根据乌克兰代表团的建议，最终定为《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即《别洛韦日协议》）。

　　接着，5个人陷入了沉默，他们苦苦思索，谁也不知道该条约应如何开头。沉默了一会，克拉夫琴科说，首先必须写出当前的形势。他在一页稿纸上写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一个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已不存在。”接下来商讨的是条约的具体条文。盖达尔建议，没有必要发明什么新东西，可以参考已有的法律文件，例如俄罗斯和白俄罗斯1990年11月签署的双边关系条约。他把随身携带的该条约文本拿了出来。当时房间里既没有打字机，也没有电脑。盖达尔手拿文本，开始口述。其他人用笔在稿纸上记录，并把双边关系改成多边关系。草拟协议的工作进行了7个多小时，一直到翌日凌晨5时才结束。协议确定了合作的基本范围，包括经济、政治、军事、运输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