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英国首相布朗踏着瑞雪到访中国。虽然因一架英航客机在伦敦希思罗机场紧急迫降，致使专机推迟起飞，但之于中国，这位首相并未“迟到”：他是中国奥运年迎来的首位欧盟国家领导人。

这位在去年6月27日刚刚接替布莱尔担任英国首相的工党领袖，首先是一位就任长达十年的财政大臣。尽管他自己说：世界上只有两种财政部长，一种是失败者，一种是及时退出者；但是他自己却创造了第三奇迹，从一位财政大臣，走上了更高的决策者———首相的位置。正因为他是一位经济学家，所以多数时候，布朗的决策标准是经济因素，而不是政治目的。可以说，在布朗任内，中英关系将在一种非常直接的利益取向基础上，赢得向前发展的空间和时间。

中国和英国，处在国际政治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对于英国来说，整个20世纪是痛苦的。因为他们失去了20世纪初的政治、经济甚至文化影响力。而对于中国来说，在经历了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直接或者间接造成的现代化创伤之后，中国第一次等到了这样的复兴阶段。两国虽然发展阶段不同，但是复兴的渴望相似。

国家复兴的最重要条件无非有二，对内部而言是动力；对外部而言是市场。从前者来看，英国经济有恢复和发展的内需，中国有继续改革的需要，复兴动力在两国的政治议程上都已经有了十分直接的来源；而对外部而言，在没有地缘战略冲突的中国和英国，两国最起码没有直接的市场冲突，互为市场的可能性又很大。布朗正是看到了中英两国彼此创造复兴机遇的可能。

19世纪以前，中国人印象中的英伦人士是马尔戛尼式的闯入者，不愿对皇帝下跪，却对漫长的海岸线着迷；19世纪之后，中国人的现代化启蒙，也首先拜英伦战旗所赐。尽管鸦片在今天的全球贸易中早已经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但是鸦片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贸易，什么是利益，什么是世界体系。

数百年来，中英关系一直都是现实主义式的。而戈登·布朗作为经济学家，一贯秉承的是现实主义原则。他的执政作风，实际上更加符合中英关系的历史和现实需要。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任何政治人物，在历史的片断中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也都有一定的时代使命。布莱尔留给中国人的印象，除了年轻和帅气之外，恐怕还有香港回归时的落寞，“9·11”之后的无助，但这些都不是中国和英国的最根本共同利益所在。因此，我们更欢迎一个作为经济学家的布朗，给他治下的英国勾画一个充满希望和机会的中国，而事实上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