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当今流世的萧红传记里，萧红和端木的婚姻关系多被负面论议，以至“谬托知己”之为萧红短短三十二年人生的首要悲剧元素，几成坊间定论。然而曹革成先生(萧红的第二任丈夫端木蕻良先生的侄儿)在其《我的婶婶萧红》中正是要将他这端所以为的萧红与端木的结合真相记写下来。]

到达运城后，丁玲的西战团做着回延安的准备，这样萧红一行人就有了同去延安看看的机会。2月24日在给延安的高原信中，萧红表示可能2月底从运城动身，3月5日左右到延安。待发信时，又在信头上补了一句：“现在我已来到潼关。一星期内可以见到。”当时黄河渡口两岸被胡宗南的军队封锁，只有像西战团持证明才能集体通过。3月1日，萧红一行与西战团从风陵渡口过了黄河，进入陕西境内的潼关。行进目的地突然变化了，丁玲的西战团接到总部命令，不去延安，转而去西安，在国统区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大家一听要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也格外高兴。西战团的团员抓紧时间，排练一批相声、大鼓、民歌、秧歌、活板剧等不少节目。塞克负责艺术指导，检查指导每个节目，很是辛苦。

去西安的火车上，望着窗外慌乱的景象，车上人情绪又低落了。丁玲提议编一出反映抗战的话剧，到西安去上演。塞克和萧红、聂绀弩、端木蕻良几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创作起来，由团员陈正清、何慧等作记录。这样在火车上诞生的《突击》还是一个草稿。

到西安后，根据记录，塞克加以艺术处理，整理出一场三幕的话剧。所以端木蕻良特意指出，这个剧本的设意和制出，其实都是塞克一人。经过两个星期的紧张排练，3月16日，在日军飞机濒临西安上空轰炸中，《突击》隆重上演。公演3天7场，场场爆满，轰动西安。周恩来副主席观看了演出，并在凯丰同志的陪同下，接见了丁玲、塞克和萧红、端木蕻良一行，还留了影。演出鼓舞了民心士气，也有了一定收入。丁玲因此买了一部照相机，留下一批有关西战团和丁玲、萧红、艾青、端木蕻良等人的珍贵照片。

剧本《突击》在《七月》12期上刊出，署名塞克、端木蕻良、聂绀弩、萧红。远在外地的茅盾读到端木蕻良执笔的“公演特刊”，就感到《突击》戏“最大的特色”，是“编剧者、导演、演员，都是真真实实生活在‘突击’里的人”。读到剧本后，他热情撰写《突击》一文，给予很高的评价。萧红一行到西安后先住在民大驻西安招待所。《突击》公演中，曾有特务出来捣乱，为了他们的安全，也是大家强烈要求，于是搬到了八路军办事处的所在地———七贤社。

在西安，萧红是想找人聊天甚至倾诉的。那一个春天里，她与丁玲“互相倾诉”，互相“赤裸自己的精神”，在两个都有成就的女作家之间，似乎更宜于交流一些东西。

她也与聂绀弩交谈，他们之间的交情比别人都早、都深，聂绀弩是她到上海后，由鲁迅先生介绍的朋友。在事后8年，1946年聂绀弩写了《在西安》一文，详细记载了此时的萧红是如何向他倾诉自己感情一再受伤和事实上分手后的结果。说明萧红对他的信任。

与端木蕻良的交往，从他到武汉住进小金龙巷开始，满打满算也不过才有4个月的接触。那时，端木蕻良除有《七月》同仁的交往圈子外，他还有茅盾、原北平左联、南开、清华等校友交往的圈子。端木蕻良除了对文学关注外，他的兴趣从来是广泛的，他一直强调文学要有广度、深度和强度。因此在与萧红交流文学艺术、倾谈鲁迅精神之外，他又影响萧红去参观西安古城的名胜古迹，常常与王力、塞克、艾青、田间等人去碑林，大小雁塔参观，谈历史、谈书法、谈诗词，萧红在这一群人里会忘记昔日的阴影和不快，而端木蕻良这些人也根本不知她过去的种种不幸和遭遇。

萧红本人大概并不知道，萧军与她在临汾分手时，不仅把她托付给了丁玲(这是他自己写的《侧面》中提到的)，还又托付给了聂绀弩(这是事隔8年后，聂绀弩在《在西安》一文中提到的。而萧军在《侧面》中，对此没有一点儿提及)。这样，聂绀弩实际从萧军和萧红对他的分别谈话中，完全知道了两人已经分手及其原因，那么萧红怎么行动都应该是自由的了。

在西安时期还出现一个小插曲。在一次观看西战团演出中，丁玲把萧红找了出去。原来在工作接触中，丁玲与团里的年轻团员陈明建立了恋情。丁玲年龄大，职位高，又是文化名人，与普通团员谈恋爱，被人视为异端，反映到延安，有关领导要她回去“述职”。文化人的这种苦恼，萧红当然理解，知道端木蕻良不多事，便告诉了他。丁玲要回延安了，不知情的聂绀弩跟着要去，他不明白萧红为什么不去延安了。丁玲走后不几天，萧军(3月20日左右)转道到延安的消息传来了，不久又传来另外一些消息，萧红表现得都很平静，这样在西战团里大家知道了他们分手的消息。同时萧红怀孕的消息也传开了。3月30日，萧红执笔给胡风去信，代表众作者催要剧本《突击》发表的稿费，同时提到：“现在萧军到延安了。聂也去了，我和端木尚留在西安，因为车子问题。”信中还提到，端木蕻良说她现在是：“不愿意丢掉的那一点(指萧军)，现在丢了；不愿意多的那一点(指怀孕)，现在多了。”这封信充分说明，直到此时，萧红和端木蕻良还只是能交心的同事关系。端木蕻良的话也反映出萧红不是分手的主动提出者。毕竟是6年，里面有许多的故事可以追忆。但对怀了萧军的孩子，她是苦恼的，战时的环境不是女人生育的好选择。

4月初，丁玲和聂绀弩回来了，同时还有萧军。他不容萧红说话，就宣布：“萧红，你和端木结婚!我和丁玲结婚!”这一下把萧红彻底激怒了。

分手后，萧军没有负担和牵挂，他可以去延安或去打游击了。而他转向了兰州，在那儿热恋了一位般配的女子，5月30日订了婚。以后也一直是拿笔在耕耘。

萧红却陷入了孤寂中。一位被鲁迅视为有才华的左翼女作家，常年身体虚弱，常年精神郁闷不展，现在又怀着身孕，在这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谁能来接受她?拯救她?

端木蕻良伸出了援手。这位才过25岁、极富文学才华的青年作家，他本应有自己浪漫的婚恋，但在这战乱时期，他为追求文学事业，为抗战出一份力，他也根本不曾考虑去婚恋，为了萧红他也抛弃了，他才是心灵单纯的“处子诗人”!然而世俗偏见却不依不饶地与他作对!他接受了萧红，并且义无反顾，他最感欣慰的是，萧红与他共同生活后，灵动的文思又激活了，写出不少好作品，尤其有了她自己的传世之作《呼兰河传》。

萧红和端木蕻良原本计划去延安，4月，端木左联战友臧运远等人的《自由中国》创刊号，就发有“萧红、端木前往延安”的消息。由于婚变，他们看萧军的走向。萧军和塞克一行人向北去了，他们以为他去了延安，便决定先回武汉，后来才知萧军是去了兰州。临行前，与西战团新相识的朋友依依惜别。诗人田间为萧红和端木蕻良分别写下怀念的诗。在《给萧红———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七日夜在西安为告别萧红姐而写》的诗中，称颂萧红：“呵，让你的活跃的血液，从这战斗的青天底路上，呼唤姐妹，提携姐妹，———告诉她们，从悲哀的家庭里，站出来———到客堂吃饭，上火线演说，去战地打靶———中国的女人不能长久哭泣。”不久，田间把这两首诗收入诗集《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岗卫们》，由丁玲作序，作为《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公开出版。

1938年5月14日，全国文协的刊物《抗战文艺》一卷四号上发了一则消息：“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聂绀弩、艾青、田间等，前于11月间离汉赴临汾民大任课。临汾失陷后，萧军已与塞克同赴兰州，田间入丁玲西北战地服务队，艾青、聂绀弩先后返汉，端木蕻良和萧红亦于日前到汉。”

萧红回到武汉之前，鹿地亘和池田幸子已经从广州来到武汉。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第三厅给鹿地亘一个设计委员的名义，分他一套住房，夫妇俩从事反战宣传和翻译工作。萧红一来，就被留住在池田家里，端木蕻良则又租下了小金龙巷的那两间房。

到武汉，萧红就提出要在报上发表与萧军分手的声明，说明分手原由。端木蕻良却认为没有必要，本来就是同居关系，何必为无聊小报添加新闻。当时郁达夫在报上登出寻妻启事，把他和王映霞女士的矛盾公之于众，引起舆论哗然，还是郭沫若和阳翰笙等人出面调解疏通关系，制止了在各报渲染此事，丑化进步作家的做法。“我又怎样对待他呢?他说他是我同一战线的伙伴。”萧红实在是想借此机会，把“苦杯”里的“沙粒”向外倾泻，可是局势如此，只好压在心底。后来，她看到萧军的《侧面》，又想写文说明，还是被端木劝阻住了。端木蕻良在晚年回忆此类事时，几次表示：萧红在一些问题上看得是很准的，她有几次的提议现在看都是非常重要，而且证明了她的预见，可惜都被我给阻止了。

不宜公开分手的原因，在打胎上，萧红是异常坚决的。端木蕻良既然接受了怀孕的萧红，自然也接受了胎中的孩子。他认为孩子是无辜的，再则，萧红身体不好，强行打胎，更会伤及身体。何况现在是战争时期，自己也不会让萧红再生孩子，既然已经怀孕了，莫如生下。然而萧红在这点上是不让步的，表示无论如何不能要这个孩子，否则后患无穷，没完没了。

在西安，萧红就去医院想打胎，那里医术不行只好作罢。到了武汉，她和怀孕的胡风夫人梅志结伴去找医生。梅志因为打胎要花140元作罢。萧红是因怀孕几个月，医生无法保证母亲的平安，加上端木的反对，只好拖了下来。

5月初，端木蕻良的三哥曹京襄请了婚假从浙江上虞赶到武汉与刘国英订婚，婚宴那天，刘秀瑚老先生的同事，刘国英的同学，端木蕻良在文化界的朋友前来助兴，办得极为风光。萧红因为和池田幸子在外办事，未能及时过江赶过来。听说婚礼的豪华，萧红表示自己的婚事不能这么办。

三哥在武汉的日子里，多次表示对弟弟的选择既尊重又惋惜。他不明白自己前程似锦、才华横溢的弟弟，为什么非要娶这么一位一脸病态、怀着别人孩子的女士。端木蕻良的母亲也一直惦记着小儿子的婚事，好在山高水远，她只知道小儿子结婚了这么一个事实。

三哥走后，端木蕻良和萧红也在准备婚礼。为表示对萧红的尊重，不让她再受伤害，端木蕻良决意举办一个婚礼，尽管过去他对形式看得很淡。端木蕻良向刘国英提出请刘秀瑚老先生做证婚人，开始刘老先生很不情愿。他是从旧世俗中过来的人，一听萧红的情况对女儿说，端木是个作家，也不能把婚姻当成儿戏，哪有头婚这么择妻的，连个忌讳也不避。

婚礼是在武昌的大同饭店内举行的。萧红穿了一件紫红丝绒的连衣裙，是她自己做的，刘国英帮忙使缝制的更合体一些。脚穿黄色半高跟皮鞋，在刘国英眼里，文化人的穿戴总是怪怪的，她说自从认识萧红以来，“没有见过她穿一件正式旗袍，总是中不中西不西的”。

刘国英回忆婚礼的过程说：“在大同饭店内，我父亲是代表端木家长的，因此他是婚礼的长者，非常严肃，当时还谈了话。大家坐在一个圆桌边共12人左右，还有胡风坐在我父亲旁边，还有我的同学窦桂英(现在在美国任教)等。举杯相祝，非常热闹。饭后，我父亲走了，我们也就更自由些，打打闹闹说说笑笑，又逛了一会儿大街”。

由于要租房、结婚，组成一个家庭，费用增大了，自抗战以来，发得文章不多，又没有什么稿费，端木虽然有一部长篇《大地的海》马上要出版，一时还支不出稿费。端木蕻良就给远在广州的茅盾写信。茅盾对他与萧红的结合表示支持，邮来100元支票以示祝贺。

婚后，他们住在小金龙巷。两人饭量都不大，在外边吃点花销不大，省下时间进行创作。另外《大地的海》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这笔稿费使他们手头宽裕了。

4月29日，萧红与端木蕻良、艾青、鹿地亘、冯乃超、楼适夷、吴奚如等人出席胡风召集的文艺座谈会，题目是《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萧红仍然坚持一个观点，即文化工作者能不能为抗战作出贡献，并不单纯看他是否上战场。她举例说，胡风没有上战场，但胡风通过《七月》办了一个好刊物，又培养了曹白、邱东平这样的战地作家，这就是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在1月时，《七月》社也组织过一次座谈会，会上也有人提出：面对抗战的形势，作家的作品空洞、没有力量，成了口号、概念，是因为作家与生活偏离太远了。对此，萧红发表看法，认为大家并没有和生活隔离。譬如躲警报，这也是战时生活，不过我们抓不到罢了。即使上前线，如果抓不住也还是写不出来。她又举例：房东的姨娘，一听见警报就惊得打抖，担心她的儿子，这不就是战时生活的现象吗?她的观点得到冯乃超和胡风的赞同。

萧红的文艺观点是极其朴实的，而这又正是鲁迅先生提倡的东西，她一直奉为圭臬。鲁迅在给他们的第一封信里就提到：“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罢，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再则，1935年10月29日，鲁迅先生回复她的信中提到：“中国作家的新作，实在稀薄得很，多看并没有好处，其病根：一是对事物太不注意，二是还因为没有好遗产。”先生的观点对照今天的文坛仍是有借鉴的。萧红的作品并不宏大，也不华丽，她常从小处着眼，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她拿来当素材，写得津津有味，叫读者从心灵深处产生共鸣，她的这份遗产是应该好好继承的。

5月1日，萧红散文《记鹿地夫妇》发表在《文艺阵地》第一卷2期上。这里她近半年来发的第二部作品，离1月发表书评《〈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相隔了4个月。同月里，在《七月》上发表了端木蕻良的《燃烧———记池田幸子》一文，从此时开始，萧红和端木有不少作品是相同题材的，反映他们作为作家夫妇的一个创作特点。

《七月》同期上，又发表了萧红新作《无题》，这是一篇值得关注的文章，也是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的文章。在文中她描述一位南方诗人被黄土高原的黄沙尘暴所慑服和敬畏，她对此很不以为然，认为为什么强蛮的东西要被人敬畏被人讴歌?莫非面向日本帝国主义也要讴歌了?她为什么这么激愤?文中把笔一转，写出如下一段话来：

被合理所影响的事物，人们认为是没有力量的———弱的———或者也就被说成生命力已经被损害了的———所谓生命力不强的———比方屠介(格)涅夫在作家里，人们一提到他：好是好的，但，但……但怎么样呢?我就看到过很多对屠介(格)涅夫摇头的人，这摇头是为什么呢?不能无所因。久了，同时也因为我对摇头的人过于琢磨的缘故，默默之中感到了，并且在我的灵感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也就无恐惧起来，我就替摇头者们嚷着说：“他的生命力不强!”

屠介(格)涅夫是合理的，幽美的，宁静的，正路的，他是从灵魂而后走到本能的作家。和他走同一道路的，还有法国的罗曼·罗兰。

别的作家们他们则不同，他们暴乱、邪狂、破碎，他们是先从本能出发———或者一切从本能出发———而后走到灵魂。有慢慢走到灵魂的，也有永久走不到灵魂的，那永久走不到灵魂的，他就永久站在他的本能上喊着：“我的生命力强啊!我的生命力强啊!”但不要听错了，这可并不是他自己对自己的惋惜，一方面是在骄傲着生命力弱的，另一面是在招呼那些尚在向灵魂出发的在半途上感到吃力，正停在树下冒汗的朋友们。

听他这一招呼，可见生命力强的也是孤独的，于是我这佩服之感也就不完整了。

偏偏给我看到的生命力顶强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人家都说日本帝国主义野蛮，是兽类，是爬虫类，是没有血液的东西。完全荒毛的呀!

那么，在萧红眼里，谁是像屠格涅夫、罗曼罗兰，看来“生命力不强”，却是“合理的，幽美的，宁静的，正路的”，是“从灵魂而后走到本能的作家”?谁是“暴乱，邪狂，破碎”，喊着“我的生命力强啊”!而“永远走不到灵魂的”作家?想来当年的读者对此是心知肚明的，这，也算萧红的一个公开答辩吧。这篇文章发表在5月17日的《七月》3集2期上。巧得是，这是萧红在《七月》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7月16日《七月》停刊。

这个时期，萧红交往的面再一次广泛开来。1938年，她在哈尔滨时期牵牛坊的中共党员朋友罗烽、白朗夫妇和舒群都在武汉。罗烽当时主编《哨岗》半月刊，舒群主编《战地》半月刊，萧红虽未在这些刊物上发文章，由于误会解除，交往又密切了。4月，臧运远等人创办了《自由中国》，茅盾在广州创办了半月刊《文艺阵地》；5月，全国文协创办了《抗战文艺》。此时，她和端木蕻良又结交了老舍、臧克家、王西彦、曹靖华、姚雪垠等不少朋友。萧红和端木蕻良能走到一起，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视文学为自己的事业。鲁迅、茅盾、胡风、巴金等和许多刊物，扶植了萧红和端木蕻良，使他们步入文坛，取得成功，这本来是文坛的佳话。他们对任何一位帮助过的人都是尊重的，都是交往的，但决不势利，决不巴结，这是他们志同道合同心相印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