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会与德皇的“老拳”

在与西方经过一系列的接触和失败后，举国上下不得不承认主权严重受损的事实。“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使在华洋人成了凌驾于中国法律和官府权威之上的太岁。

“领事裁判权”顾名思义，就是对违反了中国法律的该国公民，只能有他们的“领事”按照他们的法律来“裁判”他们。这使得遍布中国各地的外国教会都成了完全不受清廷制约的拥有自己法律的第二政府，受教会庇护的中国教民(仅山东就有3万左右)，则也成了不受官府管辖的特权階級。通常情况下，衙门也不愿轻易去招惹教民，免得多生事端。

十九世纪末，在中国的天主教、基督教、沙俄东正教等外籍传教士共有3200多人。至1900年，山东全省108个州县中，已有72个州县有基督教会的活动，设立总堂达27所。山东的天主教、基督教设有教堂共大小1300余处，教士150余人。传教士们甚至扬言“要在中国“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设立起光辉的十字架”。(《中国教案史》)

我们知道，基督教与天主教在历史的各个时期的表现是不同的，中古世纪时代教会很多时候就代表着反面，黑暗、残忍和反科学，他们有时会毫不留情除掉任何异见者，从异教徒到科学家。并因同一宗教的不同派别而爆发无数次的内战。总之，不同于现在的基督教和天主教，那时“宽容”这个概念并不很流行。而且19世纪那些来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也是良莠不齐，大多是神学素质极低的普通神职人员，并非真正为宗教献身的圣徒，并且身上带着当时西方普遍流行的种族优越感和沙文主义。

极端者如伯驾牧师甚至扬言：“中国人不服从，就毁灭”。——这话听起来哪点像个圣洁的信徒?其中还混进了不少阴谋家，这些人的作用近乎于间谍，完全没有宗教修养，应愧对于他们的信仰和所侍奉的主与基督。如德国传教士安治泰，早于1896年就怂恿德国瓜分中国。他“激烈地要求政府为教会的利益做一次有力的行动”。

当然，事情是要分两面来看的，毛澤東时代过来的中国人，在思维里都有一个定式，那就是看待事物，常常黑白过于分明。因为受斗争哲学影响太深的缘故，肯定的，就极力肯定，完全肯定；反之，则彻底否定，批倒批臭。所以，如果就此彻底否定西方教会和传教士，不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传教士和教会也不公平。

在那个極權專制的社会里，中央政府和官府衙门向来肆无忌惮地鱼肉百姓惯了，从未碰过钉子，但自从教会出现以后，这种无限的权力受到了制约。極權权威被打破，这对一向视封建王权为神圣的中国知识分子及民众也是一个震撼。所以，不可否认，教会当时在中国也起了很多积极和正面的作用，包括对西方文明的传播，以及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等等都是功不可没的。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19世纪在中国的传教士，占大部分的是像伯驾及安治泰那样亵渎神明的欺世盗名之徒。上梁不正下梁歪，这种情况导致了当时接受教会洗礼的许多华人基督徒并没得到积极的教化，并且在意外地获得了炯异于其他同胞的特权后，民族的劣根性便充分地体现了出来。其中一个便是教民在普通民众中表现出的那种强烈的优越感，而这却是激起民族主义强烈反弹的很重要的诱因之一。

而更多的恶霸无赖也籍着入教来逃避官府的管辖，以教会的特权为掩护为非作歹。如倡导西学的郑应观在当时的奏折上说的，“莠民以教为护符。尝闻作奸犯科，讹诈乡愚，欺凌孤弱，占人妻，侵人产，负租项，欠钱粮，包揽官事，击毙平民……”；毓贤的奏折也说，“……迩来，彼教日见鸱张。一经投教，即倚为护符，横行乡里，鱼肉良民，甚至挟制官长，动辄欺人……每因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对义和团坚决鎮壓的袁世凯在奏折中也认为“……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原其故，固由教民之强横，亦多由地方官未能持平办理……教民之气焰益张，良民之激怒愈甚，一旦发作，势同决川。”

由此看来，清廷的官员们并非不知事情缘由的，郑、毓、袁三人政治立场不同，不过都认为是因为教会对平民的欺压和官吏的袒教抑民而激进民变，最终酿成后来的义和团民变。无有独偶，在中国的义和团被鎮壓不久，韩国的济州岛也发生了类似的当地民众与法国教会教民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他们以中国的义和团为样榜，并且其民族主义更加激进，首领王守义围攻法国教堂所在城郡三月余，在攻陷后一口气就斩杀了数百教民。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山东曹州府辖下的巨野县城里的德国天主教堂的一些中国教民与当地群众发生冲突，教堂袒护教民，矛盾处于激化。这种事在往常衙门会出面干涉，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这时情形已有不同了，各地的义和拳民闹事的消息已经传到了曹州，曹州是当年黄巢、捻军造反的发起地，自古以来民风剽悍，如今在义和团那些充满民族仇恨以及宗教排斥的“揭帖”的宣传下，已经出现了极端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的萌芽。总之，这起教案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官府的调停和弹压下弭消，三十多个当地群众冲入了教堂，将教堂拆毁，并将两个无辜的德国传教士Franz Nies和Richand Heule打死。这便是著名的“曹州教案”。

时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下令“火速破案”，短时间内就将闹事杀人的群众全部抓获，并照会德国公使。此时的德国正是在铁血宰相俾斯麦卧薪尝胆后新崛起的强梁，奉行扩张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当时的德皇威廉二世早已将目标锁定被日本人打得威风扫地的中国，正愁没有借口。

1897年1月14 日， 德国驻华公使，外交部中国事务首席顾问冯. 勃兰特在一次报告中就说：“德国应尽快而且主动在华行动”。

而德国传教士安治泰也建议德国要尽快强占胶州湾，他说：“我们现在应该利用机会占据胶州，它对我们在各方面是个最好的、最能发展的据点”。他还觐见德皇威廉二世，强调“胶州湾有比上海更大的发展前途，巨野事件是德意志帝国在东亚取得属地的机会。占领胶州湾“不会使东方任何人惊异，因为一切人早已料到这件事”。

德皇威廉二世电令远东舰队：华人终于给我们提供了期待已久的理由和事件。舰队立即驶往胶州湾，占领该处现有村镇，并采取严厉报复手段。

威廉二世的意思很明显，教案的发生，是个天赐良机，焉可错过。当年11月14日，德国海军率先对中国炮台发动攻击，随即陆军登陆，强占胶州湾。

德国借教案强占山东的过程和事实，当时的美国《纽约时报》可以作为一个见证，摘录如下：

……11月14日，星期日上午，三艘德国军舰进入胶州湾，它们分别是由德国远东舰队司令亲自指挥的旗舰“卡法瑟号”，及“威廉公主号”和“阿哥娜号”。

德方舰队司令通知当地驻军的中国将领，说明他此行的目的是为对发生于11月1日山东省东部(实际是西部)地区的巨野县的两名德国传教士Franz Nies主教和Richand Heule牧师被杀事件，向中国方面索取一个满意的解释。因此他下一步准备让他的水兵登陆并占领中国军队的一些炮台。中国的将军答付，他无法决定，希望得到时间，将此事火速向北京请示。

但德国舰队司令立即给了他一个态度强硬的回讯，限清军在三小时内从堡垒中撤出，德国水兵将在三小时内登陆，并将使用武力执行他的命令。

这些由号称为“勇士”(大概是指清军士兵服装上都有个“勇”字)组成的中国军人们，发现德国的舰队的战斗准备：舰炮转动方向，正压低射角直接瞄准他们；同时几只小艇已从军舰上放至水面，海军陆战队准备登陆……这时，这让中国军队十分惊慌。

中国将军向德国旗舰回话，说他愿意向德国海军屈服，服从德军的差谴，条件是德国军队保留他和他的家人的性命。

接下来，数百名德国水兵分成六个战斗分队，分三路登陆，攻击岸边的中国军队设的堡垒，但未遇抵抗。中国的旗帜被登陆的德军扯下，换上德军的旗帜。此时，三艘德国军舰鸣炮庆祸胜利，并向德国军旗致敬。

居住在附近的中国居民意识到发生的事情，他们接受了这个事实，并未发生任何混乱。

另据日本报道，日本外相在获知德国海军占领中国胶州的消息后，立即电示日本驻伦敦、巴黎、圣彼得堡、柏林和北京的使节，要求他们了解如下几个问题：一、德国人占领胶州是不是在德、法、俄之间并未达成谅解的情况下单独进行的?二、德国人是否打算永久占领中国的这部分领土，或者德方并没有这方面的意图?三、德国舰队是否将从胶州湾轻易地撤离，中國政府的反应如何?四、德国人夺取胶州湾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温哥华，B. C. 12月10日讯。

对于德国借“教案”起兵占地杀人放火，中国方面既不敢抵抗也无力抵抗。次年3月6日，被迫与德国签下《胶州湾租借条约》，除了赔偿数百万两白银外，青岛及胶州湾得租借给德国99年，山东正式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德皇威廉二世的弟弟Admiral Prince Heinrich亲王在后来的远东舰队远征中国时，还于德国汉堡作了一个对中国侮辱已极的送行训辞，原文刊于1897年12月26日的《伦敦观察报》，翁同龢看过这则报道，并记入其日记，其中一句话译为：“……如中国阻挠我事，以老拳挥之……”。法国史学家Henri Cordier对此也忿忿不平，认为是德国人的蛮横与无理加剧了对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刺激，而最终成了导致后来的义和团的兴起。

1900年6月19日德国《前进报》在一篇社论中也说：……中国人民運动的爆发，是几年以前宣布的对中国的“铁拳”政策所引起的。维也纳《时代报》上发表的一位熟悉中国情况人士的文章认为，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时期应从德国强占胶州湾算起。德国发出侵占的信号，俄、英步其后尘，而这一切的自然的结果，便是出现了一个民族自卫的团体。

此时的清廷，在甲午之败后，纸老虎已被日本戳破，西方列强原先对中国的实力仅存的一点疑惑和顾忌，已经全部有了答案，中国已是一只无力反抗的待宰羔羊，已经避免不了招来列强涂蹋的命运了。

帝国主义纷至沓来，迫不及待，生怕来迟。继德国之后是法国，《纽约时报》上海，12月29日讯：……据此间消息报道，法国海军上将在南中国海和北部湾之间的海南岛上升起了法国国旗。中国方面未表示反对。

伦敦，12月30日讯：从新加坡发来的《每日邮报》证实了法国已占领大清国海南岛的报道。

柏林，12月29日讯：据伦敦权威人士宣称，俄国经与中国长达数月的谈判后，中国已于今年10月同意沙俄临时占领亚瑟港。英国闻讯后，立即向中国进行交涉，要求中国将香港岛附近的一大片土地割让给英国……英国知道法国也想获得补偿，于是建议法国向中國政府索要海南岛……

当然，这只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籍“教案”为借口侵蚀中国领土主权的几次较大的延续而已。不过形势向后发展，中国人却不断地为列强提供这个机会。

我们已经知道，列强中至少日、德、俄、英等国是早已打算好要对中国下手的，但是西方国家一向以“文明社会”自居，如果出师无名，也不是什么很光彩的事，在其国内，也要顶着一定的压力，而不断发生在中国的“教案”，就是个再好不过的出兵中国的理由。当然，我们现在明白了这点，自然会说，我们不给他们理由吧!我们不再去招惹洋人不就得了!——这说起来容易，可须知在民族主义和排外思潮空前高涨的时代，情绪激动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是不允许政府、团体、个人乃至自己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挑衅妥协的。任何冷静而公允的主张，都将被贴上“卖国”和“汉奸”的标签而遭到迁怒。

这就将一再重演那“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的历史，从之前的甲午战争，到当时的义和团运动，再到后来的“逼蒋抗日”，都是如出一辄。

事实上不用说义和团那些没受过教育的拳民们、没受过现代文化熏陶的乡绅书生们、以及丝毫不懂得国际外交和游戏规则的颟顸官僚们不知道这个简单之极的道理，其实我们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也不明白这个道理呢!君不见前几年驻南使馆被炸及战斗机被撞事件时，不是有多少血脉贲张的好汉们主张出兵向美国讨个“公道”吗?甚至乎主张不惜与美国核战以收回台湾、出海远征与日本海战以收回钓鱼岛等等。和百年前的义和团一样，出发点是爱国的，可不自量力的激进，结果却是害了自己的国家。

二、义和团的合法化

总之，此时在中国的北方，义和团运动已经是不可遏制地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如果单纯把义和团的起因说成是教会教民的欺压或者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排外仇外，都是片面的。义和团的成因，篇阅海内外史家的典籍，大至可分为以下几个原因：

一、认为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长年外侮和国家主权领土被蚕食，刺激民族主义的兴起；二、传教士及华裔教民对中国平民的欺压，而官府害怕教案引发战争，向教会让步，偏袒教方，导致民众积怨难伸，自发抗暴；三、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严重冲突，巨大的文化差异，导致仇外思潮和排外运动的暴发；四、宗教和信仰的冲突；五、自然灾害。

袁昶于《乱中日记残稿》中说：“义和团者……初起名曰大刀会。自前年平白要办积谷团练，为兵食等事责之民间，自然充足。于是办团令下，便树旗曰义合团；或又曰义和团。”

义和团原先也称义和拳，其组成极其复杂，既有来自历史悠久的邪教“白莲教”，也有来自乡民自发组成以自卫的“乡团”，更多的是来自北方一代以强烈仇外排外著称的如大刀会、梅花拳、神拳等帮会组织，还有一些来自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神秘组织红灯照及武术组织八卦教等等。这类民间武装尽管来历不同，但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有着强烈的仇外排外主张，除了反抗清廷外，主要针对的便是来自西方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以及受教会庇护的华人教民们。

这类组织都有着些宗教迷信加武术气功的特征，比如他们组织拳民练武时，都要先举行一些迷信仪式，如画符、喝神水、烧香、拜神、磕头、念咒请神附体一类的活动，认为神灵附体之后可以刀枪不入。这是义和团众多法术中最有名的一项，他们在与洋人交火时，往往还念念有词，如“弟子在红尘，闭住枪炮门。枪炮一齐响，沙子两边分”一类的咒语，相信这样便能抵抗洋鬼子的洋枪洋炮而自己毫发无损。此外还有许多诸如起死回生、飞天遁地之类的法术，在当时许多中国人都是深信不疑的。

慈禧的侍女德龄在她的《瀛台渫血记》中便有对义和团种种法术表演的描述。我们都知道，义和团带有很强的宗教迷信色彩，从近年来许多鍅耣功信徒对李×誌的无量法力痴迷的程度来看，当时的人们对义和团各种荒诞不经的法术和传说深信不疑也是不足为奇。而八、九十年代黨国诸老也曾在中南海豢养了大量气功大师、特异功能人士来保健防老、壮阳补肾什么的，这和当年的秦皇汉武遍寻方士练长生之术也无甚本质的区别。

义和团先前不论叫什么名、是什么成份，在兴起之初是被清廷认定是非法组织的，并大加清剿，那个后来以招抚义和团“扶清灭洋”而出名的毓贤，起初也是对义和团组织极力鎮壓，在李秉衡任山东巡抚时，多次派毓贤捕杀这类民间武装，如大刀会的首领刘士端、曹得礼等人便是死在毓贤手上。

但义和团也不是省油的灯，在李秉衡因曹州教案而被罢黜后，毓贤接任了山东巡抚一职，不久，在他的辖区内的平原县就爆发了“教案”和大规模义和拳(此时还未称义和团)起义。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平原县内的拳场就达到700余处，8月份时，其中一个叫李长水的义和拳组织的首领与教民发生冲突，部分拳民被捕，李长水向邻县的义和拳首领朱红灯求援，朱红灯率拳民300百人与平原县的清兵大战，大败清兵。知县蒋楷向巡抚毓贤求援，同时法国主教马天恩也致函毓贤，请求处理发生在恩县、平原的教案。10月，毓贤派袁世敦(袁世凯的哥哥)率兵弹压，10月18日，袁世敦联同数县兵马与朱红灯在位于今平原城西南，马颊河东岸的大芝坊林罗殿大战，结果清军死伤惨重。11月21日，朱红灯中计被袁世敦诱捕。而毓贤则因“清剿”不力引起列强的不满，逼迫清廷将其撤换，朱红灯在毓贤离任时被处死。

朱红灯起义影响颇广，被当作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标志。但此时山东、直隶一代义和拳活动已是相当频繁了，自5月至12月之间，就发生了无数起义和拳起义，有几起规模比朱红灯起义有过之而无不及，各地教堂不断遭到义和拳的大规模攻击。义和团运动本来还有反教抗暴这项理由，但此时一旦进入规模，其落后性就显现出来了。最典型的便是“逢洋必反”，这与中国人天生极端的性格是不无干系的。从中国的民性而论，大多数人都有“林冲性格”，平时胆小怕事，息事宁人，可一旦冲破忍受限度，便将来个歇氏底里的大爆发。特别是在迷信及仇外主义的煽动下，由村民和乡绅为主要构成的工农群众运动，便成了不分清红皂白胡来瞎搞的暴民運动，渐渐走火入魔。当时凡是沾点“洋”边的，哪怕是身上有支洋笔，都有可能落到拳民的手里当作“三毛子”、“四毛子”轻率处死，一直杀到“十毛子”，就更不用说传教士和教民这些“老毛子”、“二毛子”了。至于打砸抢烧杀掳掠的事就更不计其数了。这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将本来就把中国视为异端及准殖民地的列强军队召来中国。

毓贤终究是个莽夫，他在山东对山头林立生存力极强的义和拳组织一味蛮剿，结果却是越剿越多，越剿越乱。而另一方面，教会与列强公使们又仗着身后有大炮军舰，不断对他施加压力，屁大的纠纷，都会引来主教、公使等人跑到衙门去威逼恐吓，弄得他不胜其烦，受够鸟气，终究失去耐心，一怒之下竟颁令辖下的县府属下，对洋教士、教民们的控告、申诉一律当作“废纸”处理。结果这自然引来洋人的极度不满，认为毓贤剿“匪”不力，逼清廷将其撤换。

毓贤本是奉清廷之命卖力鎮壓义和团的，但却倍受洋人的窝囊气，最终落得个吃力不讨好。而慈禧调离毓贤也是情非所愿，惟不敢得罪列强尔，私下里对毓贤是十分嘉许赏识的，所以在袁世凯走马上任山东巡抚时，毓贤已被调到山西任巡抚。此时列强咄咄逼人的不断进犯，也让毓贤感到了亡国危机，加上他对洋人憋了一肚子的火，激起了他与义和团同仇敌忾之感，于是从心态到立场都来了个180度大转变，认为可以利用拳民来对付洋人，到任山西没多久就向慈禧进言“民可用、团应抚”。而其他地区的封疆大吏们也大多有与毓贤类似的遭遇和心境，不少人也公开对义和团表示同情。特别是端王载漪、大学士刚毅、徐桐都对义和团的法术深信不疑，主张以义和团来对付洋人，抚团开战。这些人都是慈禧的亲信宠臣，使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产生了动摇，最终对洋人的憎恨和对义和团的迷信战胜了理智，决定以抚代剿，抚团抗洋。

在义和团合法化之后，一挥帜而群山应，一挥手而群马啸，各路民间武装组织的活动就步入公开化，一律称为“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 从四面八方涌入京城。

至1900年6月初，京城的义和团数量已达数万，与载漪、刚毅等强硬主战派合流，终于酿成后来的“庚子拳乱”。

所有的义和团，名义上都由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指挥，进京之时便到庄王府报到，许多有声势的大师兄都住进庄王府内。端王、庄王出行都由大师兄们陪随，随时为达官显贵们表演他们的法术，李莲英甚至还将大师兄们引到颐和园去练刀枪不入，给老佛爷观摩欣赏，慈禧看后大为折服，极感兴趣，竟还亲自画了几符“神符”凑趣。

有许多现象可以表明义和团成员本身是对他们的法术深信不疑的。当时京城家家念咒、处处设坛，许多义和团成员自发地到大街上做表演法术的宣传，许多拳师坚信自己的血肉之躯能抵挡得住洋枪的子弹，但是在没有作弊的情况下，结局一律是被子弹洞穿而死。但是他们对这也有足够自圆其说的理由，把这归究于表演者的法力不够，或者心不诚，要不就是被妇女和秽物污染导致法术失灵等等。在后来与教堂使馆武装发生的战斗中被洋枪洋炮打得血肉横飞时，他们也坚信这种说法。

云集京城的近十万义和团，此时已经彻底走火入魔，其荒诞激进与凶残暴戾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有60年后的红卫兵造反派可与之相媲。6月中旬，义和团在京城内开始大屠殺，庄亲王府前的大院，成了屠殺教民的屠场，直杀得教民们人头滚滚、尸骸狼籍，幸存者纷纷逃入使馆区和教堂，寻求庇护。但这时局势已经彻底失控，近十万义和团，北京城里有多少教民经得起他们杀的?暴民症候群一旦发作，便如野火焚山，再无可遏制，在教民们被赶尽杀绝后，义和团将屠刀又转向京城的无辜市民，无数市民被当作“二毛子”，手起刀落，虽老幼妇孺亦不得免。最无耻也最骇人听闻的是义和团伙同禁军、甘军还参与了奸掳，整个6月，北京城内被奸被杀的妇女不计其数。除了奸杀掳掠，被焚被毁的民居房屋更是不计其数，西药房“老德记”被烧时火势失控，大火三天不灭，延及最繁华的前门大街，数千家商铺连及24家铸银炉厂被付之一炬。一时间，北京城成了人间地狱。

接下来又发生了甘军残杀日本书记杉山彬事件。甘军首领董福祥自进京起就纵容部下伙同义和团在京城里烧杀掳掠，连日的施暴，使军队上下都陷入疯狂，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杉山彬乘车路过永定门，遭遇甘军，无故被杀，并被开肠破腹，尸体也被支解，抛散路旁。

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与诸国公使开完会，对中國政府剿匪和谈仍报一线希望，决定冒险去总理衙门交涉，在半道上遭遇载澜手下的神机营，被枪杀。

这两起震惊世界的外交使节被杀事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中国方面都无法推脱责任。而此时正在厉兵秣马的联军先谴队司令西摩尔和他那由英、德、俄、法、美、日、意、奥八国组成的2066人的杂牌军，就更加坚信中国此时已经不可理喻了，更加步步进逼。各路援军纷纷加紧在大沽登陆，战争一触即发。

1900年7月27日时，德皇威廉二世针对中国发表一个臭名昭著的演讲，中文摘译如下：“……你们应该对不公正进行报复。象中国人这样，悍然置千年固有的国际法于不顾，以令人发指的方式嘲弄外国使节和客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样的事件，在世界史上还没有过先例。…你们如果遇到敌人，就把他杀死，不要留情，不要留活口。谁落到了你们手里，就由你们处置。就象数千年前埃策尔国王靡下的匈奴人在流传迄今的传说中依然声威赫赫一样，德国的声威也应当广布中国，以至于再不会有哪一个中国人敢于对德国人侧目而视。”

德国人固然霸道无礼之极，可却也是中国人自己不争气招惹来的，正所谓“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旨哉斯言!

三、“宣战”疑云

慈禧在6月16日召级群臣开“御前会议”，商讨和战大计以及对义和团是剿是抚的决策。会中主和派袁昶和许景澄等大臣评击义和团的邪术妖法，并与以拳妖祸国的罪魁祸首端王争论。此时义和团正在京城四处胡闹，杀人放火，在当天就将前门大街数千家商铺付之一炬。义和团上窜下跳的无法无天，让本来对义和团还有抱有几分依重的慈禧大为头痛，向主抚义和团的刚毅和董福祥颁下“勒令解散”的谕旨。但在这勒令解散义和团的命令下出不到一天，慈禧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6月17日，开“第二次御前会议”时，慈禧忽然对主和的袁昶、许景澄、立山、徐用仪、联元五大主和的大臣大加申斥(五大臣后被杀害)。令载勋出任步军统领九门提督，载勋、刚毅、载濂、载漪、载澜统率义和团，云集京城。6月21日，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写了十二道绝交书(给英国两份)，向英、美、法、德、义、日、俄、西、比、荷、奥匈十一国同时宣战。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不可思义的一场战争。

这场对比悬殊的战争最终导致首都北京沦陷，中国军民死伤十数万人，赔款4亿5千万白银以及皇宫及整个北京城无法计数的珍宝古迹，几乎导致中国陷入被大卸八块万劫不复的亡国绝境。

对于清政府一反避战求和的常态，突然发布“宣战诏书”向十一国宣战，一直是个历史谜团，在史学界流传着许多种说法，可谓扑朔迷离。比较传统的说法是认为清政府受到义和团和全民反帝的高涨情绪的压力，不得以对列强宣战。这种说法的代表人物有胡绳，胡绳认为，“……其(清政府)所以对外宣战，只是因为害怕义和团民的声势，想借对外战争之名来躲过人民的锋芒……”，“慈禧太后之所以下五月二十五日的宣战诏书，根本上是为了避免义和团的刀锋落到她的头上，落到她为代表的统治权力的头上，并且把义和团群众推到同帝国主义侵略军作战的第一线上，使用帝国主义列强的力量来消灭义和团。这是一个彻头彻尾虚伪的宣战书。”

这是一个典型的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左派史学家的说法，是完全站在肯定义和团运动的階級斗争的立场上做出的昧心之论，没有什么史实根据，不值一驳。基本上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都倾向于采用这种说法。

另一种说法是近年才出现的，认为促使慈禧后做出宣战决定的原因是因为裕禄上报的“假捷报”，误导慈禧使她以为清军能够利用义和团的法术打败列强，而最终使慈禧鬼迷心窍莽撞宣战。

不过如果看过裕禄的奏折，似乎这种说法并不能成立，“假捷报”说的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孔祥吉，孔在《义和团运动若干重要史实辩析》一文中，认为慈禧在6月17日列强强索大沽炮台后，未立即宣战，而是对前方的情形“拭目以待”，6月21日，慈禧接到裕禄的《接战获胜折》，裕禄在这个折子里对义和团的“神勇”大加称赞，“连日力战获胜”，使慈禧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盲目自信可战胜列强”，因而作出“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的决定。

可事实上裕禄的奏折中并没有多少对战况战果夸大虚饰之辞，裕禄是奉慈禧之命对陆续赴向北京的列强联军“实力禁阻”的，在《接战获胜折》中，裕禄叙述了18日及19日的战况，清军只是联同义和团在紫竹林租界阻截列强联军，稍占上风，将洋兵击退。但他对大沽的战况并不乐观，报称：“……电线不通，防守情况若何，尚未续得确信。惟传有药库被毁之信，危急可想而知。”显然他虽然在战争中曾稍有小捷，但对战争的发展是持悲观态度的，慈禧看了这样的“捷报”，是没理由得出“盲目自信可战胜列强”的结论的。而裕禄和义和团究竟有没有占过列强联军的便宜，成为《接战获胜折》是不是“假捷报”的关键。当时在天津与清军义和团作战的英国军官吉普斯著有《华北作战记》，中载6月18、19两日，清军曾猛攻紫竹林租界，联军的确遭受很大的伤亡，难以抵挡，不得不向友军求援。由此可证，裕禄并没有虚报说谎。

以上说法都可作一家之言，不过最流行的是“假照会”说，认为慈禧是收到一份列强勒令她“归政”的假照会，使慈禧又害怕又愤怒，终而方寸大乱而宣战。

持“假照会”一说，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唐德刚把此说形容成“蒋干偷书”，认为在慈禧颁下“勒令解散”的第二天的午夜，时任江苏粮道罗嘉杰的儿子奉父之命给慈禧的心腹大臣荣禄送来一份密报，密报中透露各国公使已决定联合向清廷发布一个照会，提出四项要求：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各国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四、勒令皇太后归政。这份密报让荣禄魂飞魄散。其中前三项对中国都是剥夺主权的致命要求。但对荣禄和他的老上司慈禧最致命的却是第四项，太后归政，皇帝复出，焉有命在?大限至矣!

清廷17日急召“第二次御前会议”，慈禧连哭带述公布罗嘉杰的密报，群臣惊愕，手足无措，“……自端王下最激烈的亲贵20余人，竟相拥哭成一片……他们咬牙切齿，立誓效忠太后，不惜与洋人一拚”。

西太后也说：“……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

范文澜的考据，也与唐德刚相仿，“6月16日深夜，江苏粮道罗嘉杰向荣禄送密报……‘归政’这一惊，确把他们惊昏了。西太后悲愤异常，不再查问虚实，决心孤注一掷……正式宣布开战”。

国内许多史学家否认“假照会”说，认为此假照会是端王伪造，或是恽毓鼎伪造，或认为根本不存在这个“假照会”，例如林华国在《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一书中费尽笔墨列举详证考据出“假照会”根本不存在。唐德刚先生则从海外资料下手，考证出这个假情报来源出自英商在上海所办的英文《北华捷报》1900年6月19日的一篇社论，社论中确有希望让光绪皇帝复位，联军只向愚蠢的西太后一帮的窃权政府开战，将西太后等人赶出北京之类的内容。此文并在该报周刊的《字林西报》复刊。唐认为这篇社论文稿在刊出之前被该报社的华裔职员获得，在被误译后传到江苏粮道罗嘉杰的手中，使罗嘉杰误把这篇报纸社论当作了列强的动向而向荣禄告密，最终上演了“蒋干偷书”这处戏。

历此种种，历来颇多争执，百年来中外相关文献及著述汗牛充栋，要把这些名家名著、史料典籍一一挖出来摆地摊非把自己和读者活活累死不可。总之，无论如何，21日清政府宣战后，双方已经避免不了一战。

四、奇祸自取

慈禧在宣战后一不做，二不休，居然拿出数十万两白银的私房钱赏给在京津的各路清军和义和团，令其在天津攻打租界，北京攻打使馆和教堂。除了攻打租界使馆教堂外，甚至还悬赏捕杀洋人，山西的毓贤，此时正好有怨报怨，有仇报仇，整个山西的外国传教士及家属数十人都被他捕捉到巡抚衙门，7月9日，毓贤将15个男人、20个女人、11个小孩全部剥光衣服跪于衙门前的广场上，一一斩杀，其中毓贤还亲自操刀斩杀了一个主教。据费正清考证，整个山西大概被杀了250多个洋人，欧美传教士全部罹难。

但是北京城的使馆却不是那么容易收拾的。东交民巷的使馆区之所以坚而不破，是由于荣禄阳奉阴违在暗中保护，这点在历史上几乎没什么好争的。义和团和甘军董福祥倒是很卖力气地攻打，自6月20日~6月24日间，甘军平均每天开炮300余发，把整个使馆区都笼罩在浓浓硝烟之中，照这样看，使馆区断无存活的道理，但是董福祥用的却是一些土炮，这些土炮声势浩大，却不会爆炸，杀伤力其实比古代的投石车也强不到哪去，一砸也就是一个大凹坑而已。真正的进口德制开花大炮在荣禄的武卫军手中。荣禄清楚清廷和自己现在所做的是“野蛮贱踏国际规则”的要命行径，他可不信义和团那套妖术，对不堪一击的清军能否打赢七国联军丝毫不报希望，一旦真把使馆区夷为平地，杀光洋人，那可就彻底断了将来和谈的生路了。但又不敢违抗老板娘的命令，于是悄悄对奉命炮轰使馆区的青年军官张怀芝说：“横竖炮声一响，里边(宫里)是听得见的。”这张怀芝也是一等一乖巧之人，闻言立悟，于是把大炮对准使馆区后面的空地猛轰不止。

但甘军和义和团每天仍前赴后继，使馆区里也是伤亡惨重。使馆区里各国武装警卫共有450多人，装备精良，拥有400多支后膛钢枪，重机枪4挺。纵是如此，也经不起董福祥和义和团的轮番骚扰，荣禄生怕万一洋鬼子们弹尽粮绝扛不住，那可就大势去矣!于是也扮了回“里通外国”、“破坏反帝斗争”的汉奸，在停攻期间每每命人把满车的瓜果蔬菜和进口弹药偷偷往里送。董福祥的甘军是一群只有土枪土炮的乌合之众，奈何不得威力巨大的重机枪，而义和团的师兄师弟们只会吃符作法，在洋枪射来时又每每失灵。这样折腾了50余日，直至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解围时，中方伤亡千余，使馆区里伤亡也达百余人。

八国联军进军北京的过程并不一帆风顺，先谴队由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指挥，这支二千多人杂牌军中，英军915人，德军540人，俄军312人，法军158人，美军112人，日军54人，意军40人，奥匈军25人，于6月11日搭火车向天津、北京进军，一路不断遭到义和团的侵扰和偷袭，延路的铁路和电线等物全被义和团破坏，联军无法从铁路快速进发。但联军的枪炮也给战斗方式落后的义和团造成了数千的伤亡。6月18日，联军与甘军在廊坊交战，击退甘军，联军伤亡54人；6月21日西摩尔与聂士成部在北仓激战，联军在付出150余人的伤亡数字后占领了北仓；6月22日，西摩尔攻占西沽武库，并付出140人的伤亡后击退前来反攻的聂士成部的武卫前军7个营。聂士成所携带的义和团部全军覆末。

6月17日，大沽炮台被联军攻占，联军援军源源不断地从海上进发。6月23日，援军与西摩尔部会合。7月9日拂晓，联军与聂士成部在天津南郊决战，聂士成面部被子弹洞穿，仍持刀指挥作战，直至被联军炮弹炸死，死状极为壮烈。7月11日聂士成的部属马玉昆进攻老龙头火车站，企图切断联军的增援，联军付出150人的伤亡后将马玉昆击退。7月11日，联军又补充了4000余人，总数达到万余人，开始转入大反攻。7月14日，天津失守，马玉昆和直隶总督裕禄败退至北仓，兵败自杀。在整个天津战役中，从6月17日~7月14日这近一个月时间里，联军的伤亡达到2000余人。

根据天津战役的惨烈，联军原本估算是要十万左右的兵力才能攻下北京，但是德、英和勉强加入战局的美国都没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凑出大量兵力，只有与中国毗邻的俄、日能无限制出兵。可如果让俄日凑足数十万大军攻下北京的话，对德、英、美只能有百害而无一利，这便是列强们的小九九，于是联军在预计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冒险向北京进攻。此时联军的总司令虽然是德国人瓦德西，但德皇野心勃勃，不愿像意奥匈那样只有几十个虾兵蟹将进北京城去凑热闹，决定凑足兵力后单独行动。于是实际攻打北京的是七国联军，兵力如下：日军8000人，英军4800人，美军2100人，法军800人，外加意大利50人和奥匈53人，总一万五千多的兵力左右。

这本是一支各怀鬼胎的杂牌军，但可怜此时清军的精锐聂士成部已经在天津战役中全军覆没，8月14日联军没遭什么抵抗便轻易拿下北京城。两月后也就是10月17日联军统帅瓦德西又率7000德军赶至，凑足了八国联军，并在其后又攻打了中国几十个城市。可怜北京城刚经义和团拳匪洗劫蹂躏，又陷入洋鬼子的噩梦中，列强在北京城犯下的滔天罪行，那是罄竹难书，所掠夺的黄金白银、珍宝文物，更是无法计数。此各家典籍载之详矣，无甚差异，就不再赘述。

民族主义者大可将义和团运动当作是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自发的抗暴运动，并且成功地将帝国主义侵略者吓得退出中国。如孙文于1924年于《民权主义演讲》中道：“……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流血以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精神，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其后的毛澤東、江澤民都有类似的宣扬民族主义的结论和评价。

民气不可滥用，这些宣扬民族主义的领袖忽略或者故意避开了一个事实，“帝国主义侵略者”并不是被喝神符、练神拳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师兄们吓跑的，民族主义吓不倒列强，相反只能把侵略者引来，事情的发展也正是如此。像美国，当时本无与中国交战之心，但公使康格被困东交民巷，不能不救，最后才勉强入伙。而其它如英、日、俄、德本来虽有侵略中国之心，但列强本身多是单独行动的，八国联手对付一个国家那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若不是中国方面自上的颟顸愚昧、自下的激进残暴，又岂能将本来相互觎觑的列强扭成一绳。

五、保国安民，袁世凯功不可没

前面说过，列强本来是心存将中国瓜分后殖民的野心的，如今帝国首都沦陷，军队溃败，再无力抵抗，已经是一块案板上的肉，任人摆布，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也大至巩固，千年帝国，瓜分瓦解就在旦夕。可结果我们知道，后来列强只让清政府签了个《辛丑条约》，赔钱了事。

破财消灾嘛!可列强有哪个是省油的灯，哪会这么便宜?这就要轮到李中堂 “东南三督”、袁项城他们出马了。

在清廷上谕“抚团”时，李鸿章早已因甲午战败而失势，黄马褂也被褫夺，此际正被下放到广州“署理”两广总督，远离权力心，对京城发生的这个危险变化爱莫能助，反对无效。荣禄也得罪不起端王庆王这些二百五，装病避开，也不愿表态。刘坤一、张之洞一干脑子清醒的干臣都是坚决的反战主剿派，但见慈禧表了态，也不愿做出头鸟去触霉头。只有袁世凯来了个忤逆抗旨。当时或许没有人想到，正是袁世凯的这次冒险抗命，竟成了挽救中国的一个重要环节。

袁世凯自接了毓贤的班走马上任山东巡抚后，便对山东境内的义和团磨刀霍霍。对朝廷招抚义和团的上谕置之不理，抗疏力辩，他认为这种搞旁门左道的民间组织，不论是团是会，如果纵容，将来都必将酿成大祸，所以极力主张彻底清剿义和团。袁世凯不比袁昶、联元一干手无缚鸡之力的无权文官，他是封疆大吏，手握重兵，而且又与力主剿匪的东南三督互通声气，所以即使是被义和团法术弄得疯疯颠颠的端王庄王刚毅等人亦对他十分顾忌，不敢造次，只敢拿他的哥哥袁世敦下手，安了个“扰民”的罪名革职赶回原籍。

但这杀鸡儆猴的把戏没能吓住袁世凯，照样对辖区内的义和团大开杀戒。后来名扬天下的曹锟、张勋也就是他此时剿杀义和团的干将。袁世凯手头的“新军”是当时中国唯一一支穿洋军装、操洋枪、走洋步的西式军队，乃帝国军队的真正精锐所在，只会画符跳大神的义和团师兄们焉是他们的对手，这样，袁世凯在把齐鲁的“匪”剿干净时，义和团在发源地山东也消声匿迹了。

大才子袁克文在他的《辛丙秘苑》中便有他对老爹这段时期作为的叙述：妖匪初发于山东北境，先公力遏制之。朝廷忽有保卫神团之诏，先公知为妄，不奉而严剿如故。且告示于人民曰：“朝命所谓神团，必公忠之士，力能捍卫社稷者，应保为之。若妖邪之徒，乱言惑众，叔(亻叔)扰地方，即是匪，杀无赦。”乃传檄部曲不许轻纵，一时妖匪诛灭几绝。

袁世凯毕竟是个世故圆滑精通谋略的官场老手，轻易不会给人留把柄，他在山东境内四处捕杀义和团，上报给朝廷时，却说被杀的都是些冒充义和团的盗匪，他这是“剿匪”而非“剿团”，反正“匪”兮“团”兮，也全由他一句话，载漪、刚毅一干朝中权臣也奈何他不得。

《辛》文中又载：……省城中谣诼忽起，谓神拳衔憾衔先公，将不利焉，先公一笑置之。而同城诸官转极惊惧，恐遭波及，乃群诣抚署，跪先公前，乞先公苟从神团以保厥城。先公正色厉言以斥之，谓：“公等咸朝廷大员，竟思屈于妖匪，殊无耻之甚焉者。倘有难，某一人当之，决不累公等也。”诸官憾憾而退。或私语人曰：“袁公不奉诏招聚神团，是叛徒也。杀身灭家，不旋踵即至矣。”其后奸徒作种种之谰语耸迫先公，而先公卒不为所动，且联合东南诸省督抚张之洞、刘坤一等共策保障东南半壁之计，故山东以南咸未遭妖匪蹂躏焉。

——由此也可见袁世凯当时坚决剿灭义和团也是需要很大的胆识和下很大的决心的，不仅要冒“奉旨不诏”做“叛徒”的风险，还要顶住来自社会舆论、迷信以及同僚等等各方面的压力。

而直隶(河北)一代情形就不是那么的妙了，山东的义和团知道有袁世凯在，他们是混不下去了，便都往直隶跑。对于这一大帮瘟神的涌入，直隶总督裕禄是手足无措，又因为朝中局势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最终裕禄的立场由先前的清剿改变为招抚，最后乃至与义和团合流。要知道，义和团的师兄们除了会装神弄鬼这个特点外，还有那就是逢洋必反，和60年后的红卫兵小将们一样，彻底地反文明。在李秉衡、毓贤、裕禄、张汝梅这些督抚们的纵容下，北方诸省的铁路、电线杆、邮局、学堂、报馆等等这些和“洋”字占点边的东西就倒足了大霉了，一律被他们连根拔去。这导致北方诸省特别是直隶京城一代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是与外界断绝了联系。

而这阵子京城里马上就要闹拳变和八国联军了啊!中国这么大的疆域，发生这样亡国攸关的大事，如果仍靠八百里加急来与外界联系那还不要命?京城的消息，快马到济南都要6天，要把消息传到广州的李鸿章手里那天知道要猴年马月。此时京城附近，惟有袁世凯的济南府可与各省电讯畅通。在东交民巷被围攻，消息断绝，各国都准备为自己驻京的使节们开追悼会时，李鸿章仍敢信誓旦旦地拍胸口向列强保证使馆和公使大人们安然无恙，靠的也全是袁世凯那来的消息。

我们知道，无论是战争还是外交，讯息是主宰成败的最关键，非要做到知己知彼才能制定出有效的应对。所以说李鸿章最终能出马在列强中施展他那苏秦张仪般的合纵连横的外交手段挽救性命垂危的中国，袁世凯功不可没。

六、差点成了中国“总统”的李鸿章

在中央政府被端载漪、载勋、载澜、刚毅等一干小丑把持、北中国被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先后闹的乱七八糟之际，东南方诸省却相对稳定。袁世凯将拳乱止于山东，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癸(马+癸)、铁路大臣盛宣怀和被下放在广州的李鸿章等疆臣搞了个“东南互保”，总算保住半壁江山未受拳匪和侵略者的涂蹋。

“抗旨忤逆”在封建王朝里那可是勿庸质疑的杀头抄家的大罪，在京主和的“五大臣”袁昶、联元、立山、徐用仪、许景澄便因此而遭祸被杀。不过在中央政府中邪了般胡搞瞎闹，大厦咔咔之际，东南诸督抚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也学袁世凯来了个奉旨不诏，称廷谕为“矫诏”、“乱命”，拒不从命。为日后的和谈埋下了伏笔。

因为中国的海军在与日本的甲午战争中已全部葬送，沿海地区的海防已是一片空白，防卫其实远比北方内陆更弱，列强欲进军北京，岂有对沿海的东南地区无觎觑之理。早在“宣战”之前，英国人就已经打算好勾结当时在东南亚已屯下重兵的美国，欲联手美国在东南下手，不落日、俄、德之后，以捞取更大的好处。唐德刚先生便从《美国国家档案局秘藏原档》中考据出当时英国人就曾向美国驻沪总领事Coodnow试探，声称要拿下江阴的炮台、江南造船厂乃至整个吴淞地区。

此事为刘坤一获悉，估计是他安插在领事馆里的洋眼线起了作用，立即派手下的美籍雇员Furguson上领事馆找Coodnow商榷，幸好美国此时虽已染指远东，但注意力都放在菲律宾，还腾不出手来理会中国。而刘坤一一方面与李鸿章、张之洞等小心翼翼地维护辖区内的社会稳定，及时鎮壓“反帝反侵略斗争”的群众运动的苗头，不给列强借口；一方面整修武卫备战，使英国人无机可乘，怏怏而罢。

在京的荣禄也不是二百五，他虽在关键时刻闷声发大财，但在国难之际也不得不谋求对策，不论老板娘怎么胡闹，他明白大清国无论如何最后还是得向列强求和。但这活儿在中国一直以来只有已经死去的鬼子六恭王和被朝臣们公然侮为“李二汉奸”的李鸿章能胜任，荣禄半句洋文也不会，清楚自己不是这块料。在天津战役聂士成部全军覆没，统帅相继自杀殉国之时，荣禄已经打算好把被他排挤出京城的老对手李鸿章和新收为心腹的袁世凯召回京城来挽救这个即将失控的危局。荣禄不比翁同龢，在国难和私怨之间，他还是能做出理智的抉择。在6月16日“第一次御前会议”时慈禧似乎也同意了荣禄的意见。当然此事没成，倒霉的大清国正好赶上慈禧被“假照会”弄得大发神经，老太太狗急跳墙，大发雌威要和洋人开战，17日“第二次御前会议”时便收回成命。想到这里不禁唏嘘不已，试想如果当时李中堂和袁项城真能应召入京主持大局，那末后来义和团师兄们的荒诞暴戾与八国联军兽兵们的蹂躏都将弭消于无形。

对于“宣战”的后果，包括李鸿章在内的脑子清醒的疆臣们都能预料到是什么样一个收场，对朝廷号召各省驻军“勤王”的反应也很冷淡，如李鸿章对袁世凯说的，“盖不待勤王之兵到达，北京就要沦陷，朝廷就要西迁……”(《李鸿章年谱. 李文忠电稿》)。只有“鉴帅”四川总督李秉衡放弃“东南互保”，只身率兵北上抗击联军。李秉衡曾与毓贤一起招抚过义和团，自有一套“人民战争”的斗争哲学，当年在广西任巡抚时曾与张之洞(时任两广总督)手下的老将冯子材联手用此招对付法国，打出过个“谅山小捷”，让法国人碰了一鼻子灰。在率兵进京后欲故伎重施，结果让八国联军没花多少力气就打得溃不成军，兵败自杀。临死以前感叹“上负朝廷，下负斯民，无可逃罪。若再偷生，是真无心人矣!”(《义和团史料》)。

其实李秉衡是出生太早，没有得到“人民战争”的真髓，后世的革命史家们评论八国联军时，都能想出个将帝国主义侵略者引入“人民战争的汪洋”之中的主张，把八国联军引入内陆，坚壁清野，不惜死伤亿万也决不与帝国主义侵略者妥协，打它个十年八年，拖垮帝国主义，还怕不能赢?哪像我们李大人，只一役败，死几个人，就自觉“下负斯民，无罪可逃”。

在联军兵临城下、北京破城就在旦昔之际，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出面与诸大臣商议对策。北京不保，万一太后与皇帝在战乱中罹难，中央政权面临崩溃，国家将陷入彻底无序的混乱。为免出现这种情况，群臣合议，到时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李鸿章本人虽无甚野心，且已是风烛残年，但这却是个能保国安民、完全施展自己兴邦救国才能的机会(至少不用再向俾斯麦诉苦“与妇人孺子共事”了)，因而对张之洞等人的方案也无异议。

虽说历史不能假设，不过读史至此，还是不能不感慨，这实在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真正共和的机会，几乎是天上掉下来，唾手可得。支持李鸿章出任“总统”的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都是手握兵权、坐镇一方的实权人物，而且思想先进，了解西方政治，虽然在一些政治见解上与李鸿章有所分歧，但都是思想大胆的改革派，大刀阔斧的实干家。如由这些人出面与李鸿章共治共和，那末我们后世之人梦寐以求的转型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完成了，哪用得着到现在还在苦苦求索呢!

而后来的辛亥、北伐、五四、抗日、国共内战、魰革什么的大灾大难也全避免了，孙中山只能在美国中餐馆端盘子，蒋介石也只能在上海滩租界组织黑帮火并，毛澤東辈至多只能煽动几个工人去拉拉选票……不过可叹洋毛子们送佛(老佛爷)没有送上天，打扮成村妇的慈禧架着光绪兜了一圈，没多久就到达了西安，虽然路上吃了点苦头，不过也算是安然无恙了。李中堂出任“总统”就此作罢，没人再提。

七、斫开金锁走蛟龙

李鸿章在国内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有趣轶事，如一次他召集了一群留洋回国的青年官员开坐谈会，突然对数学感起了兴趣，逮了一个留洋生问他什么是“抛物线”。小伙子从函数到方程式费了好大劲解释了半天，李鸿章仍是一头雾水。留学生急了，崩出一句：“中堂大人你撒尿吗?” 李鸿章不知所以，答曰：“撒，当然撒。”留学生接着解释：“那就对了，中堂大人，撒出来的尿就是抛物线啊!”李鸿章恍然大悟，哭笑不得。

类似的小故事还有很多，不过这不是本章的主题，就不一一赘述了，因为以下要叙述的是李鸿章在外交上的作为。

我们都知道李鸿章有着很高超的外交手段，这点，不论是当时清廷上下还是所有与他打过交道的外国人士都是公认的。要知道李鸿章总是在帝国战败、处于危亡的时候挺身而出，来收拾被他颟顸的上司和同僚们闯下的滔天大祸而惹出的一堆又一堆烂摊子。战争上失败，要想尽量减少损失，就只有在外交上努力了，这除了需要有高超的智慧和外交知识外，还要有足够折服对手的个人魅力和风范。

李鸿章的外交风范到底如何呢?1896年李鸿章访美时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的面庞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慈祥表情，他双眼明亮，闪烁着睿智的光彩，目光里包含了幽默和机智。他戴着一副老式的硬框眼镜，颧骨高而不瘦，黝黑的皮肤看上去显得很健康……他从不显得傲慢。他是那种从不向他人提出什么要求，但又总能获得满足的那类人。他能很轻松地与人交谈，而又不会使与他交谈的人感到紧张……他对妇女尤其礼貌，也很喜爱儿童。

李鸿章拜谒格兰特将军陵时，更折服了美国人，他们是这样描述的：……这位贵宾的举动非常令人感动，他很虔诚地站直了身体，用极其悲伤的声音低吟道：“别了。”他的思绪回到了17年前与格兰特将军会面时的场面，当时他们相谈融洽，因为他与将军一样都曾经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他的这一告别仪式使他的随从人员和美方陪同人员始料不及。然而这却是饱含敬意的最真诚的悼词和最意味深长的告别：“别了，我的兄弟!”

——李鸿章在美国所受到的接待的规格、礼遇和受欢迎的程度，是后来访过美的中国领导人如鄧小平、江澤民等人无一能望其项背的。而李鸿章对美国人的友善和所搏得的美国人的好感，终于在后来八国联军事件的谈判中得到了回报。

但李鸿章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为在美华人移民争取权利的机会，在访美结束后，他有意避开了美国西部，而选择了加拿大作为他回国的路线，引起了美国记者的注意，就此事对他采访。李鸿章借机请求美国媒体帮助中国移民：“……我只期望美国的新闻界能助中国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中国移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力法》进行较大的修改。……中国移民在加州等地未能获得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请求我帮助使他们的美国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认，并享受作为美国移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而你们的《格力法》不但不给他们与其他国家移民同等的权利，还拒绝保障他们合法的权益，因此我不喜欢经过以这种方式对待我同胞的地方……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而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也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移民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

李鸿章为了废除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鸦片贸易还做了许多努力，为此在1894年8月27日会见了世界禁烟联盟执行秘书英国人约瑟弗. G. 亚历山大，当时的《伦敦每日新闻》曾有报道：“……他以最强劲的语言声称，中國政府一如既往地强烈反对鸦片贸易。这种贸易是列强通过战争强加给中国的，中國政府根据条约不得以允许印度鸦片进入大陆。……李总督最后明确宣称：‘你们也许明白，如果你们停止毒害我的的人民，我们就会立即禁止他们获得鸦片。’我(约瑟夫)告诉他，英国议会已经通过投票，将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华调查鸦片是否真的像有人指控的那样有害时，他气愤地回答：‘荒谬绝伦!’似乎十分的愤怒和蔑视，缓和了一下语气又说：‘任何人都知道，鸦片是有害的。’当我起身告辞时，他仍很善意地用热情的语言赞扬了英国公民为使中国摆脱鸦片所表现出来的仁慈。”

这位秘书结束访谈时还发表了一通感慨：……中国的政治家们反映出了这个国家的国民热爱和平的精神，如果任何制止战争的手段可以找到，他们不可能为了报复而认可战争的持续。(以上资料出自同时代的《纽约时报》)

——也许外国记者的描述能助我们重新认识一个崭新的、我们所不了解的李鸿章。至今仍有许多人坚持认定李鸿章是“汉奸”、“卖国贼”，但是，在自那个身材高瘦、白发苍苍、走路颤颤巍巍的李中堂之后，究竟还有哪个中国的领导人这样费心地为了移了民的同胞的死活和利益而努力过呢?

我个人相信只有爱人的人才会爱国，只有爱中国人的人才会爱中国。

1900年7月16日，李鸿章收到袁世凯从济南来电，慈禧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总理全权外交。次日，李鸿章收拾行囊北上，22日抵达上海，开始他最后一次收拾中国这个烂摊子的艰难历程。

即使是在生前大部分时间极力否定“帝国主义”曾经在中国存在的美国哈佛汉学家费正清老先生在晚年也总算是良心发现，说了些公道话：“列强未能‘分裂中国’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善于巧妙地利用(对这种方法我们还缺少研究)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费正清. 《Chin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看来费老先生的汉学水平还是有限，不过也知道是中国人——咱们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用了挑拨离间的花招来让这个国家逃脱厄运，这个花招在《三十六计》里有个名堂，叫“离间计”，用李中堂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以夷制夷”，东北人管这叫“忽悠”，用台湾人的话来说就是“唬烂”。这可是咱们的李中堂外交上的Tradition，“唬烂”的对象就是列强之间的利益矛盾。

德国人瓦德西是八国联军统帅，他在战后这样回顾：“……近年来，时常有关于瓜分中国的讨论，如果说趁中国国防虚弱、经济崩溃、政治混乱之际行动，确实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各国(列强)对此的态度。俄国因为占领了中国满洲，最近似乎可以满足。如果现在法国占领云南，日本占领福建，英国占领长江流域，德国占领山东，那么中国方面根本没有力量反抗。所以，对此我们必须十分注意……”

“……但我对此事的看法却不乐观。英国并不愿意看到法国占领云南、日本占领福建。日本也不乐见德国占据山东。各国对英国独占长江流域也很不满。而美国，一向是反对瓜分中国的。俄国方面，各国若不阻挠它独占满洲，其它国家干什么他们都没意见。所以我相信，各国对于瓜分中国之事，彼此之间利益犬牙交错，如果操之过急去瓜分中国，不见得都能捞到什么好处的。”

“……关于德国在山东方面并吞较大土地一事，尚有一种困难，即华人置诸德国官吏治理之下是也……假如中国一旦复欲夺取山东，则德国方面……对于此种战事，非至财政破产不可。”

“……皇上(威廉二世)常有‘瓜分中国’之笼统思想……当然系在大大扩充我们在山东的地盘，甚望能将该省大部分均置诸自己势力之下，以作‘瓜分中国’后我们应得之部。”

“……然实则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瓦德西. 《拳乱笔记》)

英国人赫德也说过，“……许多人曾经大谈特谈，大写特写，把瓜分当最得策的解决办法……但是，对于如此众多的人口来说，决不能期待那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

——从瓦德西和赫德的叙述可看出，当时列强确实存在将中国瓜分的意图，并且已经在中国部分地区成功地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但他们对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制挚也非常困惑，对能不能成功地长期统治分到手的占领地也很踌躇，对此瓦德西和赫德得出否定的结论。

费正清也认为：“列强之间的利益和实力制衡之间存在着太多的矛盾。对于瓜分的态度，从自身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