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孝文帝拓跋宏的父亲是献文帝拓跋弘，他的母亲一般认为是 李夫人。通常认为北魏皇室有一个奇怪的习惯，从开国皇帝道武帝开始，凡是储君之母即被赐死，北魏历史上先后有八位帝母做了此种制度的牺牲品。北魏道武帝的宠妃刘氏，生长子拓跋嗣，后拓跋嗣被立为太子，刘氏受命自杀。拓跋嗣思念母亲，悲伤泣哭。道武帝安慰他说：“过去汉武帝将立太子，先杀太子的母亲，主要是担心女主干政。现在你为太子，我不得不效法汉武故事。”北魏皇室把赐死储君之母，明定为一种制度。这样很多聪明的皇帝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是谁生的。

　　由于北魏一直执行着这样残酷的子贵母死旧例，使得皇后妃嫔们“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这样的局面，往往使妃妾成了嫡妻的代孕工具，更成了嫡妻的替死鬼。北魏各代皇帝中，就是连赫赫有名的孝文帝的生母也躲不过悲惨的命运。魏孝文帝拓跋宏本是后宫李夫人所生，由冯太后抚养成人。拓跋宏即位时只有五岁，冯太后临朝称制。冯太后为了让自己家族累世贵宠，坚守子贵母死之制，除赐死储君拓跋宏的亲母李氏以外，甚至诛戮了李氏全族。拓跋宏英明过人，冯太后恐怕于自己大权独揽不利，曾幽禁拓跋宏，想把他废掉。拓跋宏终生都不知自己为谁所生，但他自幼在冯太后身边长大，视祖母如生母一般。冯太后死前，拓跋宏这个皇帝在更多意义上是名义上的。

　　传统史书上这样的讲法，引起了一些历史学家的怀疑。著名的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认为孝文帝的生母根本不是李夫人，而是其祖母文明太后冯氏，他是冯太后的私生子。吕思勉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曾编著过一部《两晋南北朝史》的断代史，在这部史学名著中，他对孝文帝的生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孝文帝诞生在献文帝皇兴元年(467)，而这一年献文帝才十三岁，十三岁的男孩是否生得出小孩是很令人怀疑的。其次，冯太后是个权力欲极强的女人，文成帝死后，她就临朝听政，最后逼着献文帝让出帝位。就是这样一个人，在《魏书》卷十三《文明皇后冯氏传》中记载说，拓跋宏出生后，她亲自抚养，并且还为此而罢政。权力欲望如此强烈的一个女强人，竟然到了停止临朝听政的地步，说明她与孝文帝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吕思勉一连三句反问道：“岂有因生孙而罢政?且亦何必因此而罢政?岂高祖实后私生之子，后因娩乳，乃不得不罢朝欤?”吕先生提出了疑问，但并没有解决这个谜案，是否是冯太后所生并不算是定论，更何况父亲是谁他没有提及。

　　自从这一问题提出后，日本学者大泽阳典和我国台湾学者郑钦仁先后表示支持。大陆也有学者认为吕先生提出的问题是值得思索的。他们认为冯太后平时对衣食住行都很注意节俭，所好惟有一个“男色”。她当时三十不到，年轻守寡，不耐孀居，看中了朝臣中的三个美男子，他们是吏部尚书王睿，南部尚书李冲和宿卫监李奕。太后常以奏事为借口，召他们入宫，轮流陪伴她。这三人同为太后男宠，几乎外廷内朝人人皆知。后来李奕为献文帝斩杀，这使得冯太后内心十分毒怨，直接导致了母子失和，最后献文帝被迫禅位。因此从这些情况来看，冯太后与人私通生下孝文帝是有可能的。照这种说法，孝文帝的确不是献文帝拓跋弘的儿子。

　　不过上述说法毕竟没有十分可靠的史料来支撑，依靠的全部是似是而非的推理，因此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这样的说法不可信，也不严谨。周一良先生发表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的《魏书札记》中认为北魏人一直有早婚习俗，如北魏太子晃生文成帝时，年仅十三岁;文成帝生献文帝时，也仅十四岁。现代医学认为男性生理上的发育并没有很严格的时间，十三四岁发育是十分正常的，稍早的十周岁就会发育，因此古代皇帝十三岁左右生孩子是完全有可能的，不应对献文帝十三岁生孩子有什么怀疑。人们指出，如果说冯太后因为生了私生子要坐月子哺乳而罢政，那么他的名义上的儿子献文帝是决不会放过他的。事实上，献文帝在政治上与冯太后观点不一致，献文帝的亲生母亲是李贵人，太后也不是他的亲生母亲，他曾周密计划后将太后的情人李奕诛杀，向太后的权威挑战。如果太后生的的确是私生子，后宫之中是无法保密的，渐渐长大的献文帝怎能容忍这样的事情，而不借机打击太后?《魏书》上记载，冯太后对拓跋宏一直存有戒心，拓跋宏聪慧早熟，冯太后担心他长大后会对自己不利，所以并不喜欢他。有一次，她听信谗言，杖罚了幼小的拓跋宏。又有一次，冯太后在大冷天里，把穿着单衣的小皇帝关在一间空屋子之中，三天不给饭吃，还打算废掉他。后来因为大臣穆泰的劝阻，拓跋宏才保住了皇位。祖孙间的关系如此这般，怎能是冯太后的私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