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在南京苦心经营十载，掠各地奇珍异宝于宫内，王府也都藏有金银珠宝。然而待到破城之日，曾国藩却奏报说:除了二方『伪玉玺』和一方『金印』，别无所获。

太平天国的财富有多少?流向何处?一时扑朔迷离——

1864 年 7 月 19 日，湘军攻克南京，「曾国藩」奏报搜查“贼赃”的情况，说除了二方『伪玉玺』和一方『金印』别无所获。顿时，物议沸腾，多以其奏为谎言...。

晚清经学家、文学家「王闿运」写诗说:【曾侯工作奏，言钱空缕覼(详细)】，质疑「曾国荃」(曾国藩之弟)一掷千金买笺纸，怎么会全无货财?在深入调查，曾国荃是否因此暴富之前，我们先看看曾国藩当日的报告：

【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臣亦尝与曾国荃论及：城破之日，查封贼库，所得财物，多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充军饷，酌济难民。乃十六日克复后搜杀三日，不遑他顾，伪宫贼馆，一炬成灰。逮二十日查询，则并无所谓贼库者。讯问李秀成，据称：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兵向无俸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苏州存银稍多于金陵，亦无公帑积贮一处。惟秀成所得银物，尽数散给部下，众情翕然。此外则各私其财，而公家贫困；等语。】

要确定湘军入南京后是否大发横财，关键之点在于调查太平天国『圣库』的有无丰绌。请先论有无。曾国藩说：【并无所谓贼库者】，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天朝田亩制度》云：

【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

这就是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从金田起义以迄天国覆亡，『圣库』制度就一直存在，并为此立下严格的法律，违者议罪乃至斩首。

具体执行标准，则以五两银子为限，凡藏银过此数不缴者，按律治罪。入南京后，『圣库』设在水西门灯笼巷，有六名专职人员负责日常管理。严厉执行『圣库』制度，将全体民众的财富集中管理，这也是传言南京城内:【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根据。

但是，『圣库』制度，在太平天国后期遭到严重破坏，业已名存实亡。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政权由洪氏嫡系掌管，『圣库』的性质已经由“公帑”变为“私藏”。

而洪派以下人众，也纷纷效法，于:【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物等项】中，仅向『圣库』缴纳谷米牛羊等食物，而隐瞒了银钱衣物等硬通货。

李秀成在湘军围困南京时，与【合朝文武商议，苦劝各位王兄、王弟切勿存留银两，而应概行要买米粮】。不但证明了天国官员不再上缴，而是私藏银两!也证明了『圣库』空虚，连基本的粮食储备也得不到保障，远非咸丰初期:【粮米丰足，件件有馀】的盛况。

圣库财务之有出无纳的困绌情况，亦可想而知。因此，圣库之有，毋庸置疑；而圣库之绌，亦毋庸置疑!

由此可知，湘军当日入城，未能发掘出巨大“窖藏”，是实在情形。当然，“圣库”之不足掠夺，只说明湘军作为接管南京的军事组织，在对公业务方面成效不彰，并不说明作为个体的湘军兵将都空手而归。

根据历史记载以及实战经验，敌国都城的金银宝藏，只是多少问题、而非有无问题。

孰料，南京城竟出现了有无问题，明显于理不合与史不符。然则，实话实说必难取信于人。旁人不信也倒罢了，人主、朝臣不信，则问题大了!所谓傍议丛生，所谓忧谗畏讥，就是这种背黑锅的尴尬境况的真实写照。

找不到大笔贼赃，必然遭致讥议!为免讥议，总不能倒贴银钱?处此两难之境，曾国藩只有实行“挺经”之法，抱着【此心耿耿可对君父】的赤诚，尽量争取朝中人士的谅解。

中枢也许和曾国藩心心相印，用人不疑。也许收到实地谍报，两造俱符。也许格于情势，无可奈何。

总之，曾摺奏闻七日后，便迅速下达了一道「理解万岁」的批谕：【逆掳金银，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前据御史贾铎具奏，故令该大臣查明奏闻。今据奏称：城内并无贼库；自系实在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