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我早就退隐了，那些事情我不想谈了。”电话那头的费玉侠一听记者要采访武林的事情，立刻和蔼地高挂“免战牌”。经记者再三沟通，费玉侠终于答应接受采访，但还是跟记者提了两个“不”：不评价同行，不点评门派。

10月9日上午9点，记者如约来到南京城南某大型居民社区的门口，从南京市中华中学退休后的费玉侠和老伴何孝琴女士就住在其中。面对门卫，记者嘴里“费老师”三字刚出口，他立刻热情地帮我们指了路。

当何女士打开大门，记者一眼就看到两杯新泡的碧螺春正在客厅的大台上热气腾腾。

走进客厅。没有刀枪剑棍，没有金银奖牌，费玉侠家客厅里最多的就是照片。而照片的内容也很少是老两口，主角大都是孙儿辈。

“要退就退得干净，现在很多事情也管不着了。既然管不着，我就没有发言权了。”还没坐定，身材不高，但满脸红润、健壮孔武的费玉侠就向记者解释道。

“好，我们不提什么武林，我们就想听听您的故事。”记者小心翼翼地揣摸着费老师的心思。

“那没问题!”费老师稳当当地坐在了我们面前，打开了话匣子。

严父一拳，躺了三年

费玉侠的回忆从1937年开始。这年的农历正月，费玉侠在江苏淮阴(今淮安市)费家庄呱呱落地。

这一年，费玉侠的父亲费隐涛(原名费正源)23岁。此时的费隐涛已经拜在武当派高手石凤祥门下学艺多年。其后，费隐涛在石的引荐下拜当时威震八方的“沧州二杰”王子平、佟忠义为师，前者有“神力千斤王”之称，曾打败在上海摆擂台的“俄国大力士”；而后者为清朝最后的宫廷保镖。

费玉侠对记者说：“父亲在我出生7天后就离开家乡闯荡江湖，对他之前的求艺过程我只知道那么多。”

1938年，费隐涛辗转来到重庆，那里正在举行全国武术比赛。“父亲也参加了这次武林盛会，并夺得第5名的成绩。那时候武术界门派之间倾轧排挤的情况很严重，老爷子打到第5名后在各方压力下自动弃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费玉侠说，“那场比赛的总裁判是著名武术家万籁声(注：万时任国民党重庆中央训练团武术总教官)，我们费家和万老师的缘分也从那时开始。”

几年后，费隐涛为避战火回到家中，同时也开始对7岁的费玉侠严格训练，每日清晨的功课都要从在父亲床前拿顶(即倒立)一炷香时间开始。费玉侠到现在还忘不了一次“偷懒”后严父的痛打。

“那时年幼贪玩，我对练功有点放松。一天早上，父亲发现我没有练功，把我叫到院中，断喝一声‘跪下’!”费玉侠一看苗头不对，赶紧夺门而出，这还了得，费隐涛也随即追了出去。天有不测风云，正怀有身孕的姑妈恰好在这时走到父子俩的中间，她下意识地抬手挡了一下费隐涛。费玉侠颇有些懊悔地说，“谁料父亲来势太猛，姑妈这一挡动了胎气，结果当下就流产了。我窜过院中的一个大池子，父亲也箭步掠过。来到河边，红了眼睛的父亲加紧几步赶上了我，一拳打在我脊背上。”

只这一拳，费玉侠当下就狂喷鲜血。周围邻居急忙大喊劝住费隐涛，说：“费大爷，不能打了，要出人命了。”

以后的三年，费玉侠是在寻医问药中度过的，练武的事也被耽搁下来。1947年，好心人将他介绍到当地仁慈医院接受西医的治疗，“西医诊断后发现我的肺和胃都被严重震伤。”费玉侠这才捡回了一条命。等他伤好之后，父亲又一次离开了家乡，这一别又是近10年。

吃豆油拌饭长大的少年

内伤被治好后，费玉侠恢复了练功，并拜正在淮阴开诊所的苑怀禹(河北人，石凤祥同门兄弟)为师。由于天资聪颖，费玉侠在12岁就学会了父亲传下的十二路弹腿、太极拳、练步拳、功力拳及单刀术。父亲远行后，费玉侠又在苑怀禹的指导下学会了梅花枪、风魔棍、查拳、少林拳、纯阳剑等内外家拳械。老人见他德性纯良，天资聪颖，又肯用功，乃将其衣钵秘技外家长拳传授与他。

由于父亲不在家，费家老小的收入全靠几亩薄田为继。身为长子的费玉侠白天种田，下午练功，晚上还要上夜校学文化。“我不会种地，田里的收成连别人家一半都不到。”

这时，淮阴城里开柴行的徐广志(山东人，回门高手)注意到了这个勤奋少年。见他因为饥饿加上练功而身体羸弱，就请他回家陪自己的儿子练功。

“徐老师家的白米饭真好吃啊，一顿我就能吃三大碗。”费玉侠说，“他还专门给我饭里拌了喷香的豆油。”在豆油拌饭的滋润下，费玉侠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同时也学会了徐广志的独门气功。

一箭成名

1957年农历正月初六，费玉侠终于和父亲在南京见了面，并在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体育教研室当上了场地工。此时，父亲已是这里的体育教员。

终于可以一心一意地练功了，还能得到父亲的指点，费玉侠更加勤奋。

“凌晨3点起床练功，5点结束，生炉子烧水，然后出门买早点买菜，回家后叫大家起床吃饭，最后送弟弟妹妹上学，自己上班。下班后在校园里练习10分钟的弓箭，然后跑步回家做晚饭，晚饭后又赶去南工的夜大。”费玉侠一口气说出了自己当年刚来南京时的日程表，“很累，每天没有走过路，都是用跑的。晚上睡觉时被子被蹬下床，冻得蜷成一团，都没力气把它捡回床上。”

“他的家务活就是那时练就的，所以我现在可享福了。”何女士笑呵呵地看着丈夫说。

从这时开始，费玉侠有了工资，每个月37块5角。“其中20块要寄回老家，留给自己17块5角。”费玉侠说。

当年，第三届江苏省运动会在南京五台山体育场举行，其中武术项目由费隐涛分管。费玉侠提出要参加射箭比赛，父亲起初不肯，但在师兄弟众人的担保下，费隐涛勉强答应了儿子，但他补了一句：“别给我丢人!”

这时候，费玉侠每天的练习大见成效。“9环!9环!红心10环!……”当射箭成绩出来后，费隐涛笑了，儿子在这个项目中一举夺魁。

随后，费玉侠和父亲又成功地表演了“空手夺枪”，赢得满堂喝彩。第二天，南京的各家报纸都登出了20岁小伙子费玉侠的精彩亮相。

南下学艺，师从万籁声

这次成功的亮相，让费玉侠对自己、对自己钟爱的武术事业充满了信心。

恰在此时，费隐涛的师弟王景春来信求助，希望师兄能派出高手来福建漳州给他当助手。据费玉侠介绍，这个师叔是河南人，身强力壮，从前靠在街头卖大力丸为生。一个偶然的机会，费隐涛认识了王景春，并认为他是块练武的材料，就与他结拜，同吃同住切磋武功。后来，王景春去了福建漳州开了跌打正骨伤科诊所，同时还开馆收徒。

“父亲考虑后决定推荐我去，我也正好想学南方拳术。”费玉侠说，“王师叔给我每个月40块的工资，因为他还包伙食，钱我基本上都寄回了老家。”

费玉侠到漳州后不但帮助王景春教徒弟，还从他那学来了治疗跌打损伤的医术和一些南方拳法。过不了多久，费玉侠遇到了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万籁声，并正式拜这个武术奇人为师。

“1956年我国举办全国12单位武术表演，贺龙(时任国家体委主任)问父亲民间还有多少武林高手。父亲想起万籁声在福建坐牢(万籁声为国民党少将，是武林中军衔最高的)，就向贺龙推荐了他。万籁声也由此出狱。”费玉侠说，“当万老师听说我是费隐涛的儿子后，也毫不犹豫地收下了我。”

费玉侠说，“我的悟性不错，别人的功夫我看一遍就能打出头和尾，看两遍就都记住了。”面对着林立的南方高手，他像海绵一样狂吸着众家功夫的精髓。

1958年，21岁的费玉侠代表漳州市参加福建省武术比赛大会，一举夺得刀、枪、剑、棍、拳五项全能金牌。

当年10月，费玉侠回到南京。随即参加了第四届江苏省运动会，再次摘取全能桂冠，被誉为“年轻的长拳家”。

同年年底，费玉侠凭借优异的成绩，进入南京体育学院武术队，备战来年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

进南体后，费玉侠就没有工资收入，只有每个月5块助学金。费玉侠告诉记者：“全年一共才60块钱，其中55块要寄回老家，剩5块给自己。”

1959年，费玉侠在第一届全运会上获得对练银质奖章，这也是江苏省武术代表队获得的惟一奖牌。

清贫乱世

尽管在武术事业上费玉侠已多有建树，但生活清贫如故。随即到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又一次考验了他的生存能力。

“你们想不到吧，那三年里我竟然没有生浮肿病。”费玉侠说，“当时，食堂会将那些没人吃的卷心菜外的老帮子随便切切炒炒，用大盆盛出来放在旁边，谁吃谁要，但几乎没人去碰。为了补充营养，我每次一吃就是好几大盘。”靠着这些烂菜帮子，费玉侠度过了那段艰苦岁月。

1962年，费玉侠被正式调入南京市体委，担任惟一的武术教练，月工资为35.8元。从这年开始，他又开始每个月寄20块钱回老家了，经济压力依然巨大。之后，父子俩经过协商，费玉侠接过了父亲在南京大学教授武术的教鞭，同时也为费玉侠每个月增加了30元的收入。

1965年，费玉侠又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与现任妻子何女士相遇。这时与他们的第一次见面隔了8年，两人相爱了，并在这年年底领取了结婚证。此时的费玉侠事业和爱情都有了收获，眼看着日子一点点好转了。

可是，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猝不及防地扑面而来。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费玉侠的武术之梦轰然破灭。

作为已在南京颇具声望的武术教练，造反派们当然不会放过费玉侠，这个“司令”、那个“战斗队”都来胁迫他加入自己的队伍，说白了那些“英雄”们就是想让他来为自己保驾护航。然而，严守武德的费玉侠，面对那些要求都严词拒绝。在武斗最激烈的一年，费玉侠只好背井离乡，逃往安徽广德山中避祸三个月。回南京后，那些造反派依旧不放过他，最后他借口腿上有重病，无法动弹，毅然办理了自动退职。

20吨生铁·河边·千层纸

虽然摆脱了造反派的纠缠，但失去了工作，少了那三十几块钱，费玉侠全家仅靠太太的那点工资，上有老下有小，立刻陷入困境。为了养家糊口，费玉侠开始正式钻研草药的学问。每天天不亮，费玉侠就要出南京城挖草药，天黑前再把草药背到药材公司去卖，每天的伙食就是两块烧饼一壶水。“有一次，我从长江北岸的十里长山挖了80斤沙参，一路背回南京。一百多里路啊，我坐在新街口大转盘的台阶上，敲打着酸痛的双腿，抬头望天，一片茫然。”

厚德载物。一次偶然的机会，医术才入门的费玉侠治好了附近一个居委会主任丈夫长年的老烂腿，“再后来我又把她三个女儿夜尿的毛病治好了，为了表示感激，她帮我争取到了南京机床厂的招工机会。由于又有了正式工作，我也避开了当时的下放农村的恶梦。”费玉侠说，“虽然是当的最苦最累的搬运工，可每月又有了35块多的固定收入。”

在这笔收入中，费玉侠每个月要从中抽出5块钱来还债。“刚退职那段时间没有收入，学生朋友来看我，看到我喝的是名副其实的‘稀饭’，都悄悄地资助我，钱，还有更宝贵的粮票。一笔笔，我都用本子详细记了下来，有了收入就要逐步还给他们，一个不欠。”费玉侠说，“但有的恩情是怎么也还不清的。”

这个享誉全国的武术大师，每天要搬20吨生铁，多苦多累，费玉侠没有描述，他只说没过多久，同一批进厂的6个人中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不久，费玉侠偷偷地开始恢复练武。机床厂的后院墙紧挨着缓缓而流的外秦淮河。每天中午，他就趁着同事们午休的时候，来到河边练习拍掌，就是打千层纸。黄裱纸是买不起的，只能用四处搜罗来的报纸，“还要特别注意要把登着伟大领袖的照片、语录什么的挑出来，要不然可就是‘小反”了。”

左一掌，右一掌，最后中间劈一掌；然后，换一只手，再来……

纸片在内力与外力的共同击打下，碎裂纷飞，如浪花似堆雪……

这种功夫很伤身体，以前练的时候都要在边上泡好药酒，边练边抹才行。而配这种药酒是要花钱的，配不起。费玉侠只能用自己采来的草药煎汤替代。而且按规矩药水还不能预先准备，一定要在练功的同时调配。可这些事情显然不能公开做，所以费玉侠都是中午打完，晚上回家再泡药水。

“久而久之，手的皮肤就坏了，骨节也变了形，连毛孔都看不到，直到现在都没全好。”费玉侠说着，把一双蒲扇般的大手摊在记者面前，果然如是。

金陵醉侠技压群雄

这搬运工一当就是十年，掌也拍了十年。尽管后来有关部门多次提出要将费玉侠调出机床厂，但厂里无论如何都不答应放人。“机床厂领导说：‘谁都能走，老费就不能走，他还能搬20年!’”费玉侠笑着说。

一天下班，费玉侠遇到了原为南体同事的周中华。“周当时已经是中华中学副校长，那时叫东方红中学，他知道我的情况后大呼可惜，二话不说就帮我想办法调出机床厂。”费玉侠说，“在他的帮助下，教育局出面为机床厂另招了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而我就由此调入中华中学。”这时已经是1978年了，费玉侠也因此正式恢复了练武。

1979年5月，全国武术观摩交流大会将在广西南宁召开，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举办如此盛大的武术大会。已过不惑之年的费玉侠被江苏省体委点名参加江苏省代表队。

大赛前夕，在十多年风雨中一直默默支持丈夫的何女士对费玉侠郑重地说：“你已人到中年，出不了成绩，别去。要去，就要出成绩!”费玉侠咬了咬牙，说：“出不了成绩，就不回来见你。”

在南宁，费玉侠使出了珍藏的醉拳，在心中他已经研习了十多年了。

重新踏上这块比赛场地，他的气血上涌，他目光迷离，是醉眼，还是泪眼?

他步履蹒跚、身影飘忽，右手把盏、左手执壶，开怀畅饮、酩酊大醉，但见他头重脚轻，就要栽倒，蓦地拧腿转体，腾空起跃，右掌虚提，左拳猛击，跌宕起伏……

“好!”“哗哗哗——”如潮的掌声淹没了喝彩声。

费玉侠一扫多年的沉郁，带着金牌和“金陵醉侠”的名号载誉而归。

归 隐

“学生不准上门，国内不收徒弟。”费玉侠谈起近年来的武术生涯时，又说了两个“不”。

由于这两个“不”字，费玉侠也渐渐离开了国内媒体的视野。

虽然与“武林”渐行渐远，但费玉侠对武术依旧执着，并且开辟出了一条新路。南京武术协会在他的主持下恢复、振兴，步入正轨，武德武风名享中华，蜚声海外。

1989年，南京市政府应意大利全国武术研究中心主席萨尔瓦多先生邀请，委派市武术协会副主席费玉侠，前往佛罗伦萨武术学校进行武术讲学。费玉侠所任教的佛罗伦萨武术学校，在意大利南方武术比赛中获6项冠军。据统计，仅仅半年，费玉侠的洋弟子就在全国比赛和欧洲杯比赛上拿过3块金牌。

从意大利回国后，费玉侠又去了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费玉侠几乎每年都在国外进行武术教学。

2001年，年过花甲，已担任南京市武术协会副主席长达18年的费玉侠终于有了一丝倦意。这种倦意不仅来自身体，更来自无法名状的环境。

此时，他的儿女也极力劝说父亲彻底休息。“他们连辞呈都帮老爸写好了，就是要他下决心退休。”何女士插话道。

可等费玉侠把辞呈递交给体委领导，大家一再挽留，费玉侠又不得不留了下来。“他其实心里非常舍不得，但又觉得子女有道理，才做出那样矛盾的事。”何女士在一旁解释道，“所以退隐的事一直到2003年才真正下了决心。”

2003年，费玉侠正式辞去南京市武术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的职务，这个职务伴随他走过了二十年。

费玉侠刚刚过了他的七十大寿，没有隆重的贺仪，没有喧闹的人声。

只有含饴弄孙的微笑，只有相濡以沫的温存。

这就是退隐，江湖越来越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