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李纯

　　贞元四年(788)， 李纯被封为广陵郡王。李纯生理发育较早，贞元八年(792)时就由纪氏为他生下长子李宁，后来又由另一名宫嫔生下次子李恽。贞元九年(793)，由时为皇太子的李诵做主，李纯纳郭子仪的孙女郭氏为王妃，并于贞元十一年(795)生下三子李恒。贞元二十一年(805)三月，李纯被立为皇太子，郭氏也升格为太子妃。同年八月，李纯登基改元，成为唐朝第十位李姓皇帝。遵照祖制， 唐宪宗初登大宝后，应当册立正妻郭氏为皇后，而唐宪宗却并未那样做，只是将郭氏封为贵妃。除了没立皇后，唐宪宗执政前期，励精图治，忙于国事，连皇太子也没有空暇立。直到元和四年(808)，在大臣李绛等人的强烈建议下，唐宪宗才将最喜爱的长子李宁立为皇太子。两年后，李宁病死。元和七年(812)七月，唐宪宗又立李恒为皇太子，郭氏本应“母以子贵”，水到渠成地入主中宫，但唐宪宗仍没有将她立为皇后的意思。

　　唐宪宗起初不立郭氏，大臣们都在静观等待，没怎么闹腾;但是，李恒被立为太子一年半后，唐宪宗还不提立郭氏为皇后的事，大臣们就坐不住了。元和八年(813)十二月，百官“拜表请立贵妃为皇后，凡三上章”，阐述国不可无母，力谏唐宪宗立郭氏为后，不料被唐宪宗以“岁暮，来年有子午之忌”(《旧唐书·后妃传》)拒绝。所谓“子午之忌”，即逢子、午之年不宜结婚，《唐会要·嫁娶》中也载有“子卯午酉年……娶妇，舅姑不相见”的时俗。笔者查证，元和九年(814)确系甲午年，唐宪宗所言不虚。然而，此后不犯“忌”的年份还有不少，但一直到唐宪宗去世，郭氏也没能坐上皇后的位子。显然，唐宪宗所说的“岁暮”和“子午之忌”，不过是一时的推辞，因为他压根就没想立皇后。

　　《旧唐书·后妃传》给出的答案是“帝后庭多私爱，以后门族华盛，虑正位之后，不容嬖幸”，《新唐书·后妃传》也称“时后廷多嬖艳，恐后得尊位，钳掣不得肆”。

　　私爱和嬖艳，均指后宫美女。作为一代帝王，不能否认，唐宪宗确有风流的一面，有泛爱的一面，有追求“性福”的一面。新旧《唐书》的说法很直接，唐宪宗之所以不立皇后，是因为怕皇后吃醋，进而干涉自己宠爱别的女人，妨碍自己在三千粉黛中寻欢作乐。老实说，这也未必不是一个答案，但这个答案未免太过浅薄。

　　唐宪宗执意不立皇后，除了追求“性福”，还有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唐宪宗很注重吸取历史教训，在他看来，之前的几位唐朝皇后，诸如高宗的武皇后、中宗的 韦皇后、肃宗的张皇后，她们要么牵制皇帝，觊觎皇权，要么党同伐异，拉拢山头，要么假传圣旨，搅乱宫廷，都以皇后的高贵身份干预朝政，都让丈夫一筹莫展，忍气吞声。唐宪宗不立郭氏为皇后，就能避免郭氏将来像武后、 韦后、张后那样为所欲为。郭氏的贵妃地位比其他妃嫔高出一大截，她虽然掌摄六宫，形同皇后，但终究不是皇后。

　　唐宪宗不立郭氏为皇后，还在于他顾忌郭氏的出身和地位。郭氏出身非同一般，她既是军功世家之后，又是皇室公主之女(父亲郭暧为驸马都尉，母亲为代宗长女昇平公主)，加之她的儿子 李恒又是皇太子，是功臣、皇室、嗣君的联合和纽带。在大臣们眼里，郭氏无疑是最佳皇后人选;但在唐宪宗看来，郭氏的这三个优势，哪怕是其中的任何一项，都足以对皇权构成威胁，何况她还是三者兼备，唐宪宗又如何敢将皇后之位交给她。唐宪宗不立皇后，不光是冲着郭氏来的，其他宫嫔同样没份。终其一生，唐宪宗除了将郭氏封为贵妃，将纪氏封为美人，将杜氏封为秋妃，其他甚至生有皇子皇女的宫嫔一概没有得到封号。

　　唐宪宗有三十八个孩子，封嫔妃仅三人的史料记载来看，唐宪宗的确是在有意压制后妃。只要没有名号，这些宫嫔就没有机会干预朝政，就不会肆意兴风作浪。

　　不立皇后，使唐宪宗及其后世得到了“性福”，避免了来自皇后和外戚势力的干扰，同时也引发了三大问题。一是缺少了皇后的管教，皇帝大都荒淫短命;二是生母地位较低，皇太子缺失了应有的威信;三是没有了争权对手，宦官势力越发猖獗。唐朝后期，宦官欺负太子、谋害皇帝如同儿戏，不能不说与后宫空虚有着莫大关联。作为唐朝后期不立皇后的皇帝的“带头大哥”，唐宪宗对皇权旁落和帝国覆亡有着不容忽视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