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

　　“其一是‘文革’期间，众多的重要干部包括国家副总理在内，相继落马，被罢免职务，遭受迫害，处理国家政务的担子主要落在总理身上，长期过度身心疲劳，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

　　其二，没有得到及时的手术治疗。在确诊为患膀胱癌的时候，成立了一个治疗组，王洪文为治疗组长，治疗组的意见是暂时不向七爸（周恩来）透露病情真理，进行保守治疗。

　　周尔鎏在书中提到：“1974年的这次谈话，七妈（邓颖超）避开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秘密地打电话约我个别见面。她用了很长的时间让我详尽地汇报‘文革’以来我的遭遇和表现，看来她对我的情况早就有所了解。”

　　周尔鎏向邓颖超谈到康生和江青后，邓颖超说道，“至于你提到康生，他称外事口的工作不仅是‘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少），甚至无限上纲为‘三降一灭’（投降帝国主义、投降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你说他将矛头除明显指向王稼祥同志外还指向七爸这是对的。‘四人帮’也是这样，我们没法跟别人讲，这次就要跟你讲彻底。江青她就是反你七爸的，看来是狼子野心，有点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意思。”

　　“总理已染重病在身，居然还受到这种恶毒的污蔑和攻击，你作为侄儿并且一度是外事口的干部，对你七爸非常了解，对这样极不公正合理的遭遇当时是会感到义愤的。其实不仅如此，这不幸的遭遇也可能会降临到你和你的家庭，这也是七爸让我再次特地召见你的原因之一，希望你预作最坏的准备……北京的形势如何，七爸的病情如何发展都很难说。”周尔鎏在书中回忆邓颖超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