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共和国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主要人物，当然无可避免地要参与到政治领域，特别是思想文化方面的每一场运动中去。在每一次的运动中，郭沫若除了是他自己——一位学者，或是一位作家，他还是全国文联主席，是中科院院长……这就决定了他并不能仅以个人的身份置身于这些运动中。他还需要以那些政治身份去讲话，去做事。

当人们回顾过去的那一段历史时，发现郭沫若也讲过错话，做过错事，但显然这并不能归咎于他个人的原因，那是时代的政治环境所决定了的。郭沫若的老朋友、老战友李一氓、夏衍后来很中肯地指出过，在我们党犯了错误的时候，他也不可避免。

即使如此，郭沫若也并非没有自己的主见，他会努力去争取好的结果。 1954年底，在文联和作协的一次联席扩大会议上，身为全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在发言中讲到展开学术上自由讨论的问题。他说道：

“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这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这和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是应该有所区别的。……”“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凡是自由讨论的风气旺盛的时代，学术的发展是蓬蓬勃勃的；反之便看不到学术的进步。”

1954年10月，思想文化界已开展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及对胡适唯心主义的批判，文联和作协的这次会议即是与此相关，而且1951年5月思想文化领域已经展开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从郭沫若讲话的通篇内容看，尽管已经不可避免地带有当时政治文化背景的印记，但他这一番关于展开学术上自由讨论的见解，说明他对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还是具有清醒的认识的，也有自己的见解。而敢于在那样的政治情势下把这样的见解讲出来，当然是需要勇气的。

再譬如，在反右斗争中，中国科学院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老知识分子多，著名专家学者多，从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也多，根据这样的特点，郭沫若与院党组专门向中央汇报，建议对科学家采取保护政策：凡回国不久的，不参加运动；对于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一时难以区别的，先作为思想认识问题处理；对于一些著名科学家，即使是对问题认识错了，只采取谈话方式给予帮助，不能采取批斗方式。这一建议得到党中央同意，并责成中科院代中央起草了一个有关自然科学界反右斗争政策的文件，作为中央正式文件下发。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中科院系统(包括在外地的分所、研究机构)都是按照这一文件去执行的，保护了许多同志。

1965年11月10日，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遭到批判，郭沫若实际上也被牵扯到了。1966年初，郭沫若给张劲夫同志写了一封信，提出要正式辞去中国科学院院长职务。 4月，他在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言，表示自己过去写的书应该通通烧掉。会后，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康生看到这个发言记录，拿去发表在报纸上，立即在国内外造成了很大影响。

郭沫若在讲这番话的时候，恐怕并没有想到自己的话会被作为宣传之用。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他做出这样的表示，或许只是出于自我保护意识，同时其中也未必不包含真诚。这与他浪漫主义的精神个性有关。

在郭沫若漫长的一生中，这种浪漫诗人的心性和精神特质带给他的并不全是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的得意。在一些他所涉足的领域中，他无法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反而会陷入无可奈何的尴尬或勉为其难的窘迫。但无论如何，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浪漫主义恰恰是郭沫若身上最可宝贵的东西。

当时，郭沫若有一本叫作《英美抒情诗》的小书，是一位日本朋友赠送的。在无法写诗的情形下，郭沫若把这本诗集拿来读，一边读，一边便忍不住把它们翻译了出来，并且随手写在书页四周的空白处。

尽管郭沫若自《浮士德》和《生命之科学》全部译完出版后，已经有20年时间没有再翻译作品了，他在此时信手译出这些抒情短诗，显然并不是将其视为一项翻译的事情在做，在那样的时代环境下，这样一些诗歌作品是决没有可能出版的。郭沫若应该是怀着创作激情去翻译那些文字的吧!他在寻找一种精神寄托的方式，让被压抑的情感可以有宣泄的去处，以排解一个握了一辈子笔的老诗人无法写作的寂寞。

成仿吾在读到这些译诗后感慨道：“在他将近晚年的时候回到翻译这种短的抒情诗，虽然是由于偶然的原因，但是，难道我们就不能从他的这种经历中得出某些可能的推理吗?”

确实，从郭沫若所选择翻译的这些抒情短诗中可以看出他实际上在表达关于诗歌创作的，他曾经一以贯之的某些主张。而当时流行的创作思想却是 “高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