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7月29日，周氏三兄弟中最小的周建人在北京逝世，他在三兄弟中是做官做到最高的。(出版总署副署长、高教部副部长、浙江省长、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和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和副主席、“民进”中央主席)。

做官，尤其是衣锦还乡，鲁迅生前有所谓“包围新论”，是说“阔人”等等如何被左右的人“包围”而陷溺不拔，周建人却讲究自律。甚至自己位居国家领导人，外出公办可以坐专列(“公务车厢”)，他一直也“不敢”坐。“高车骏马，顾盼自豪，是古人春风得意的境界，今人也未能免俗，机关团体滥耗公帑，竞买豪华轿车，国务院三令五申也未能禁阻，乔峰(周建人字)老人则安步当车，怡然自得”(柯灵语)。

此外，对伸手有所请托的，他也一概婉言辞谢，秉公而不徇私。因此，在他担任领导的那些机关里，有人就不尊重他，甚至连他身边的警卫员因为跟了他显不出威风，也不很听他的话，他其实工作得很苦。

周省长自己清廉，眼里也容不下沙子，见闻官员强行征粮、营私舞弊、鱼肉百姓便怒不可遏。

碰到些百姓村民的冤案，周省长就认真，派人调查核实；法院徇私，他就打电话直通最高法院院长杨秀峰。结果就恼了一些人，于是给他难堪。

甚至，在他身为省长时，他还给毛主席上书为一个普通的女村民讨一个公道。原来，1960年大饥荒时，浙江临海一个女社员饥饿难耐，偷吃了队里几个玉米棒子，被村干部发现后残酷斗争，至剥光衣服游街示众。周建人听了甚为震怒，因为从前他从事文化运动，主旨就是提升人权的，尤其是要解放和保护妇女和儿童权利的，怎么解放了还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呢?周省长实在想不明白，于是上书毛主席，要求采取措施，以杜绝此类事件会再次发生。

1961年年初，他还给胡乔木写信，胡将信转给毛的秘书田家英，胡并请田赴杭州时与周建人谈话。此后周又给胡写信，“着重谈农村干部作风问题”，说的也是浙江遂昌、黄岩等县的干部违法乱纪、对待农民群众粗暴野蛮等等。于是胡给毛主席写信，信中说：“周建人同志说的问题，在别省也有，甚至还更严重，更荒谬。他的信态度恳切，语重心长。”毛泽东读后在信上批示：“此信及附信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这个工作会议也就是此前“经济浪漫主义”运动后纠左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对被错误批判的“右倾分子”实行了甄别平反，还承诺以后不再给人戴政治帽子了，于是周建人的几次上书也并无大碍。

后来周建人返京，九十多岁的老人了，甚至身体到了“已经对面不相识，认人只能辨别口音”了，但心依然炽热，口不甘缄默”，“对有些他认为违反科学的现象，还是忍不住要公开站出来说话”，尤其是“对妇女命运的关切也一如既往”。重庆某县有个小学女教师遭人毒打，当地政法机关反而包庇坏人，压迫被害者，老人仗义执言，在报上揭露，同时和叶圣陶老人联名给中央书记处写信，帮她们伸了冤，平了反。

周建人其实是身份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但他很长时间是以爱国民主人士、鲁迅弟弟、科学家的身份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的，这样他比一般党外人士要多一些信息，却又比党内同志少一些信息。他“太单纯了”。周建人妻子王蕴如回忆说周建人“当省长对他是极不愉快的经验”，因为他“不能适应政坛错综的棋局”。

周建人时常说：“‘认真’是我们共产党人办事的作风，共产党办事最讲认真，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要认认真真，不可马虎，不管大事小事，都要一样认真。”所以，他甫到任，就到基层视察，倾听百姓的声音，结果他发现解放十多年了，人民生活并没有多少改善，文盲也很多，至于干部素质更不敢恭维。他隐隐感到：党内有一种居功自傲、好大喜功的风气，家长制、一言堂抬头，知识和人才得不到尊重，违反科学规律的事时有发生。他不胜忧虑，一有机会就倾吐意见，也不怕忤上和忌讳。他回到北京工作时，要警卫拆除掉住所周围的铁丝网，以为这会影响到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无形中与人民群众隔离开来，因为他已经意识到：正是因为脱离了群众，听不到他们的呼声，才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以及干部特殊化、吏治蜕变的根源。

周建人本来可以是一个道地的生物学家或科普作家，然而身不由己入了“政治家”的队伍，结果就有上述的尴尬和不适，包括以他名字出版的那些有关回忆鲁迅的书籍和文章(现在还在重版)，其实许多是他人代笔捉刀的，有的地方去真实的鲁迅甚远，因而影响不能算好，也是柯灵先生后来为之诠释此背景：“在‘文革’的炼狱中老人经受的是另一种煎熬。‘四人帮’不可告人的阴谋需要堂皇的旗帜，现成的偶像以外还要抬出一尊历史的偶像，那就是鲁迅。他们的鬼蜮伎俩是任意揉捏鲁迅，利用乔峰老人的身份地位、和鲁迅的关系，是更卑污的一手。老人那时已到八十开外，枯藤老树，古道西风，生命的夕阳已经西斜，加以双目失明，根本丧失了阅读和写作能力，而报上却出现了由他署名的文章。这类文字不免招来白璧微瑕之感，但我们怎么能要求他对此负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