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86岁的吕恩有惊人的记忆力，对那些几乎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很多细节，她仍能娓娓道来，言谈间依稀可见当年的爽朗。对于自己的戏剧生涯，吕恩时常慨叹时运不佳———当年在重庆她刚刚登上话剧巅峰时，抗战结束了；她回到上海一切从头开始，在香港地区拍电影，一部一部向上走时，又离开了香港回到内地；50年代重返话剧舞台，因“繁漪”而大放异彩时，却又赶上政治运动。这也使得她的名字并不像与她同时期的那些演员如秦怡、张瑞芳等那么耀眼。但与外界赋予的声名相比，活在她心底的那些鲜活记忆，却更是一笔财富。

　　戏剧启蒙

我本姓俞，叫俞晨，是江苏常熟人。1938年在重庆考进了国立戏剧学校。国立戏剧学校是1935年成立的，是全国唯一的一所戏剧最高学府，从美国留学归来的余上沅被聘为校长。教务主任是曹禺，张骏祥、梁实秋等都在学校任过教。为了躲避日军轰炸，1939年学校迁到四川宜宾的江安。

曹禺当时在学校任教务主任，我们都习惯喊他“万先生(曹禺原名万家宝)，那时他还不到30岁，已经创作了《雷雨》而名声大震。

曹禺的第一位夫人叫郑秀，是他清华时的同学。那时郑秀也住在学校里，我们喊她“万师母”。当年，曹禺和郑秀也是经过一番热恋才走向婚姻的，但遗憾的是，这段炽热的感情没有维持多久，有了两个女儿之后，曹禺在江安又爱上一位“愫芳”式的人物。郑秀与曹禺一直分居到1951年，后来还是在万分痛苦中和曹禺离婚。有一次我在街头偶遇郑秀，还是习惯地张口就喊“万师……”但又觉得不合适，郑秀听到后，眼泪刷地流了下来：“我早就不是你们的‘万师母’了……”

黄金时代

1942年，《北京人》在重庆复拍，我很幸运成了“曾瑞贞”这一角色的扮演者。1943年，我离开重庆，加入到了“中国艺术剧社”，在“中艺”一年多，我参加了《家》、《棠棣之花》等很多剧目的演出。抗战8年，是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也是我个人艺术生涯的巅峰时期。

1945年抗战胜利，我离开重庆回到阔别8年的家乡。1948年，夏衍从香港来信，要上海去一批导演、演员到香港，参加拍摄一些进步电影。我、吴祖光、张骏祥等都加入了永华影业公司。《山河泪》、《火葬》、《虾球传》拍完后，我们都回到了内地。

往事如烟

吴祖光是个天才，脑子特别聪明。我们在一个剧团成了同事。他脾气也好，对人也不错。我也没多想，一直拿他当好朋友。吴祖光后来写《牛郎织女》，他和我们一块到成都演出，我们就是那时慢慢好上的。但不知为什么，我对他就是没有热恋的感觉。吴祖光和我通信，也和别的女孩子通信，奇怪，我一点儿也不嫉妒。他对别人说：“要是吕恩嫉妒，她就有爱我的意思了。”那时两个人开始住在一起了。

有一次我回常熟老家，他没有和我商量，临时来了。当天晚上他和我母亲说了一晚上话，两人很投机。第二天他走了，母亲对我说：“你回去跟他结婚去。”我那时刚刚结束了痛苦的第一段婚姻，还不想就结婚呢，母亲说：“你一定要结婚。”我想反正我也是要结婚的。1946年3月，我们在上海梅龙镇酒店结了婚。

我们俩生活方式不一样。吴祖光虽然祖籍常州，但他是在北京长大的；而我是南方人，对北京欣赏而不习惯。他喜欢京剧，我喜欢跳舞，他要吃饺子，我要吃米饭。我们那时各住一个房间，他那时做编剧，我出去拍电影回来得很晚，早上醒来时他已经出门上班了。我们俩每天都不见面，有事互相留纸条。这些看似是小事，但时间一长就会影响感情。

吴祖光后来在北京认识了新凤霞，我们决定分手。其实他和新凤霞在一起非常合适。他们的趣味、习惯什么都一样，他们在一起我真的一点也不生气。吴祖光生气“我不生气”，总是觉得我不爱他。

2002年，我最后一次看见吴祖光。他是被背下楼、背上车的。他弟弟祖康指着我问他：“你认识她吗?”他点点头。人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轮廓变形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告别舞台

与电影相比，我更喜欢话剧舞台。1953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我又回到了熟悉的舞台。这一年，“人艺”决定复排《雷雨》，所以当我得知被分配演繁漪时，兴奋的心情不能用语言形容。

“文革”开始后，《雷雨》被扫下舞台。当若干年后《雷雨》被再次搬上舞台时，我只能坐在观众席里看《雷雨》，百感交集。劫波度尽，时光已逝。我退出了话剧舞台，而赵丹、金焰、舒绣文这些当年的好友，却早已退出人生的大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