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

对于在那个特殊岁月里当过知青的人来说，这首歌恐怕为很多人所熟悉。这首歌原名叫做《我的家乡》，又名《南京知青之歌》。它的作者是南京人，而且就是当年的知青，他的名字叫任毅。

1968年12月26日，也就是毛泽东诞辰纪念日那天，南京五中的一批学生坐着卡车，经过南京长江大桥，来到江浦县插队落户，任毅所在的生产队正好是公社所在地，于是他们这个知青点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全公社知青聚会的地方。

1969年夏收之际，南京知青中普遍弥漫着一种下乡后的失望情绪。全公社的知青经常跑到他们这里来聚会，大家情绪都很低落，感到前途渺茫，于是弹吉他的人多了起来，大家聚在一起，就唱过去的歌。

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南京五中的知青又聚在任毅那个小茅屋里，又把那些歌轮番唱了一遍。唱完之后，大家仍然觉得空虚，这时任毅的一个朋友唐又龙忽然站起来对任毅说：“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任毅，你就写一首我们知青的歌吧。”这句话给任毅的触动极大，当晚，他就抱着吉他谱写了《我的家乡》，等到第二天天色发亮的时候，这首歌终于完成了。任毅在歌谱上写下了演唱要求：深沉、缓慢、思念家乡的。然后又写下了“南京市五中集体词曲”。

这首歌一完成，当即就被人拿去传抄。然后它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在知青中间流传开来。据说，有一批上海知青去黑龙江的火车上一路吟唱这首歌，江西有一个县的知青在开会前的拉歌比赛中，居然也唱起了这首歌。当时任毅的朋友学着列宁评价《国际歌》的口气说，“凭着这首《知青之歌》，你任毅可以到处找到朋友，找到吃，找到住”。但是，对任毅来说，不但没有找到吃、找到住，却是灾难和不幸的降临。

1969年8月份的时候，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传来，任毅有一个同学叫郑剑锋，因为身体有点残疾，所以没有上山下乡。当时班上只有郑剑锋一个人留在城里，所以他家自然成了下乡知青回城时的联络点。郑剑锋的手很巧，爱装半导体收音机。有一天他在调试时，忽然听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任毅写的那首歌，他感到很意外，于是立刻偷偷地告诉任毅，并约他第二天在同样的时间再去听。

第二天下午4点钟，他们躲在郑家的小屋子里，偷偷地把半导体收音机拨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频率上，果然很快就听到了那首歌，它被称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并采用男生小合唱的形式，配上小乐队伴奏，效果不错。当时任毅都听呆了，一来他还是头一次听到自己这首歌正规演唱的效果，没想到它的感染力竟有这么大；二来他意识到莫斯科广播电台演唱了这首歌，对自己将是噩运的前奏，因为当时的中苏关系已经恶化到对立的地步。

1970年初，张春桥指示：迅速查清此人，予以逮捕。2月19日，阴历正月十五晚上，那是任毅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窗外手电筒雪亮的光柱不时地射向茅屋的每个角落。任毅的箱子被打开了，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因为不久前任毅烧毁了所有的文字东西。“带上你的洗漱用品，跟我们走!”

抓他的人出示了“逮捕证”。“按上手印，写好几点钟。”任毅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推进了一间屋子，随着大门的关闭，任毅才明白自己入狱了。就在这间牢房里，任毅被整整禁锢了165个日日夜夜，一直到8月3日，全省公判会上宣布判处他10年刑期后，他才被押到劳改农场去服刑。

从2月19日被抓到8月3日被判决，在这5个月的时间里，任毅天天被提出去审讯，而且经常是在夜里。他们逐字逐句地审查那首歌的歌词，光是“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这句他们就查问了好几天。他们硬逼着任毅承认当时不是写的“深浅”，而是“深陷”，任毅因为自己确实写的是“深浅”，所以拒绝承认。虽然是一字之差，可在当时分量大不相同，那时因为知识青年身上还存在没有得到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没有工农兵那种一往无前、脚踏实地的精神，脚步是浅浅的，而“深陷”岂不是成了对上山下乡的一种诬蔑么?

在被关押的5个月期间，任毅一共三次“陪绑”，当时的“公判大会”气氛是很恐怖的，每个在押的人都不知道落到自己头上的将是什么命运。在没有法律保障的状况下，小百姓有可能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疏忽而招致厄运。

1979年，任毅平反出狱，被安排在一家丝织厂工作。然而，当年那个青年已经满脸沧桑，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一首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