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早年上大学时，老师介绍过范文澜的治学格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我们方知研究历史是很艰苦、很寂寞的事。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也有热闹的时候。“文革”开始，就是从历史学打开突破口的：批判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批判历史分期理论，批判关于李秀成的评价，直至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再后来评法批儒，批林批孔。不仅把史学搞成“影射史学”与大批判，真正的史学家也被一个个打倒了。史学还有另一种热闹的时候，就是“戏说”历史的热闹。20世纪80年代以来，影视作品频频与历史题材联姻，历史戏倒是热闹起来，但离真实的历史却渐行渐远。什么时候，读者也会对严肃的历史研究发生兴趣呢?这恐怕很难。历史学家也只好继续坐自己的冷板凳了。

近日读到台湾历史学家王尔敏著的《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一书，这也是一位坐冷板凳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名家。他的代表作有《清季兵工业的兴起》、《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等。这本新著是研究中国现代史学史的著作，研究对象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要流派之外的非主流史学与史家。这个题目本身就比较冷僻，感兴趣的人不会太多，但是因其论题新颖，填补空白，立论有据，而吸引了我。

王先生认为20世纪中国史学有两个主流学派：

一是科学主义学派，“史学家傅斯年、顾颉刚，教育家蔡元培承此科学主义思潮而倡率科学治史之学派。风从者众，亦具实力。所创历史语言研究所即是此一学派的结集中心”。另一是马列主义学派，“有重要史家循此方向，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范文澜、侯外庐等自是重要领袖”。王先生认为20世纪非主流史家有十家之多：一、国粹学派，是清末民初“国学保存会”的会员与《国粹学报》撰稿人形成的学派，代表人物有刘师培、马叙伦、章炳麟等8人。

二、南高与学衡，南高似指南京高等师范，学衡是指《学衡》刊物(吴宓主编)“30年代前后，南高史学已负盛名，大师有柳诒徵，博通中西者有徐则陵、向达、胡先骕，通史学与史学方法前驱有缪凤林、李思纯，年代学权威为郑鹤声，浙东史学名家为陈训慈……学衡派文学名家尤精深强大，有吴芳吉、吴宓、梅光迪、徐震等”。

三、战国策学派：此派“因发行《战国策》半月刊而得名”，代表人物有林同济、雷海宗、贺麟、沈从文等9人。

四、新亚学派：指的是传统史学一派，20世纪初有柯邵、罗振玉、王国维、王献唐、余嘉锡等11人。他还认为钱穆及其弟子也应归入这一派，支撑中国传统史学至20世纪之终。

五、历史地理学派，张其昀、宋晞等为代表人物。

六、国民党党史学会，中心人物为罗家伦等。

七、放眼江湖史学家，代表人物为李敖。王先生认为李敖“以学者入世俗混污流，揭发丑陋，挞伐恶棍。自具侠士之风”。“唯其学有根底，辩才无碍。早已声名远播，雅俗共钦，……李氏生平最高表现，即于去年(2005)受邀，到北大、清华与复旦三所著名大学讲演，举国轰动。”看来非主流史学家中只有李敖一人是不坐冷板凳的了。

八、香港史家，以简又文、罗香林、饶宗颐为代表。

九、海外学人，以周策纵、柳存仁、陈祚龙为代表。

王尔敏先生在这本书中重点介绍的是非主流学派中的第十派：南港学派，评述了这一派的史学家朱云影、郭廷以、沙学浚、刘广京、戴玄之、唐德刚、梁嘉彬、李国祁、陆宝千的学术传承和成就，介绍了南港学派的宗风、人物体制，回顾反思了20世纪的史学。

同样是对20世纪史学的反思、回顾，不同的学者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视角、结论。王先生对20世纪中国的史学一分为二：主流与非主流学派，并把观察的重点放在非主流学派，这是很必要的。因为非主流学派从1949年以后就缺乏专门的系统的研究。在中国大陆，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学历史的人，对非主流派学派的代表人物、学术成就知之不多。这不仅造成中国现代史学史的研究不全面，也不利于继承、发扬这些学人的成果。王先生大声呼吁加强对非主流学派的研究，他自己率先深入研究南港学派，并强调要深入研究国粹学派、南高与学衡派、战国策学派，这是很有见地的，也是这本专著的特殊贡献所在。王先生也注意到南开大学的江沛教授已有《战国策派思潮研究》专著问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台湾学者许宏义有论文研究国粹学派，香港区志坚博士在研究南高与学衡，研究状况已有所改进。

据我看到的文章，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现代史学史的研究已渐趋客观、全面，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丛书，共收入史学名家名著33种，既有所谓主流学派的如李守常、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尚钺、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的著作，也有所谓非主流学派的王国维、向达、钱穆等人的著作。而戴逸先生在为这套书写的总序中，也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成就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他认为进化史观的引进、唯物史观的学习运用、理性精神的张扬是20世纪中国史学转型、发展的特征。他对20世纪中国四代史学家的纵向发展作了分析，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关系、史学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他认为：过去常常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区分两代史学家，用阶级属性看待一位学者、一种学术，这并不科学。他认为“不应简单地突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对立，而看不到他们之间的继承性”。郭沫若的研究成果，是在王国维、罗振玉研究的基础上取得的。范文澜是黄侃的学生，而黄侃是章太炎的弟子，范老也是从经学起家的。这种学术上的传承关系，是历史的事实。他认为史学家无论从事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都各有长处，都有贡献，两种类型的史学家应当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史学大师多是善于把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研究的。

王先生对非主流史学流派的观察、研究、总结完全是必要的，也提示了从事中国现代史学史研究的人，要注意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王先生从1993年至2006年不断研究，写成此书，现在终于出版，可喜可贺。但这本书实际上只是一本研究文集，并未对所有非主流学派深入研究，涉及的主要是南港学派，其他九派只是在自序与前言中作了扼要介绍，这是很不充分的。比如书中三处提到历史学家郑鹤声先生(1901～1989)，王先生把郑先生列入南高学派是正确的，但认为他只是史学史名家，是“年代学权威”是“史表年表名家”这是不全面的。郑鹤声教授1920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文史地部，后历任云南高等师范学校、东陆大学、中央大学教授，1931年任南京国史馆纂修兼史料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第三所研究员、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他虽早年以《司马迁年谱》、《班固年谱》、《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名世，但治史60余年，研究领域十分广阔。在中国史学史、目录学、文献学、史料学、清史、中国近代史、民国史、中西交通及海外关系史、民族史、史学概论、历史教学法等方面均有建树，著述多达160余种，2000万字。可能王先生对郑先生早年史学史、年代学的研究成果印象颇深，而作此断语的。王先生的书中对非主流学派的划分、人物的分类、列示的代表也有可以商榷之处。比如台湾学者柏杨就没有列入，对黄仁宇也未提及，对主流学派与非主流学派的师友关系也未论及，这可能是出于王先生的一家之言了。

书中把南高与学衡列为一派，但未说明缘由。我读《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的郑鹤声自传才具体了解南高与学衡关系密切。郑先生在南高毕业时的史学论文《汉隋间之史学》，柳诒徵恩师读后大悦，在卷面批了“一时无两”四字以示鼓励，并推荐到《学衡》杂志上发表，此文后又印成单行本，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柳先生又为之题词。这些学术掌故王先生未及谈论，亦是缺憾。

从李敖列入非主流史家，我们可以悟出，史学家要做学问自然是非坐冷板凳不可的，否则就没有学问的基石。但是史家的学问要为大众所知，还是要从事史学的应用研究与普及工作，但这方面热心者少，成功者更少，这是否也是当代史学应当研究的一个问题呢?

王尔敏

1927年12月11日，王尔敏出生于河南淮阳县周家口市镇的一个书香门第。他曾就读于家馆学塾，修习四书五经，凡五年。后进入新式学堂读书，又对新文学产生有浓厚兴趣，涉猎各种文学作品。1950年，考进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攻读史地系，其时该校汇集一批后来极有影响的大学者，如朱云影、王德昭、张贵永、陶振誉、李树桐、曾祥和、戴玄之、蓝文征、姚从吾等。讲授近代史的郭廷以教授更是一代史学宗师，治学严谨，是王尔敏进入近代史学术研究领域的引路人，郭廷以先生早年出身“南高”“中央大学”，深受罗家伦之赏识，罗鼓吹要研究中国近代史，郭受其影响，乃投身近代史研究，成为近代史研究的开山者之一。1949年，东渡台湾后，任教于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并创建近代史研究所于南港“中央研究院”，该所成为海内外史学界公认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重镇，有“南港学派”的称誉。该学派深受傅斯年、罗家伦治史风格之影响，注重史实，史学研究由编纂大事记及整理史料入手。1955年，王尔敏大学毕业后，即应郭廷以之招进入“中央研究院”，参与近代史研究所的筹建，他一生的学问与事业由此奠基。

《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王尔敏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