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黄呼声高涨

解放初期，黄金荣蛰居上海，不少人以为他早已逃往台湾或香港，或被人民政府逮捕入狱。因此，当黄金荣的自白书(悔过书)刊登出来后，市民的反响极其强烈，都说没有想到这个大亨还活着，一时杀黄呼声高涨。

其实，解放初期，黄金荣也还是过了一段平静安逸的日子。以抽大烟来说，政府虽有明令禁止，但黄装糊涂，照吸不误。虽然有人举报，但一直没人去管他。人民政府还允许黄金荣照常经营他的产业，如大世界、黄金大戏院等，每月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

1951年初，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黄金荣的日子难过起来。偏偏这个时候，公安局又得到情报，说黄金荣家中藏有枪支。此事非同小可，公安局马上派人找黄金荣谈话，责询有无此事。黄金荣一脸无辜，连连否认。后来查明，黄家确有一批枪支，黄金荣也可能确不知情。这批枪支是其二儿子黄源焘所藏，因其曾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分队长。

时值镇反高潮，黄家匿藏武器的后果可想而知。黄金荣本人真正感到了恐惧，担心政府随时会来抓他，甚至会真的枪毙他。他彷徨徘徊，只好整日关在家中，束手待“毙”。

不动黄金荣的原因

实际上，对于上海的帮会人物，如何做好其工作，为我所用，党中央在上海解放前夕，已有明确的方针，即只要他们不出来捣乱，不干扰上海解放后的社会治安，老实接受改造，就不动他们。特别是对于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帮会头面人物，“观察一个时期再说”(刘少奇语)，目的是“努力使上海不乱”(周恩来语)。

陈毅市长和分管政法工作的潘汉年副市长，都坚决地执行了这一方针政策。潘汉年分析了黄金荣的情况，认为黄金荣是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靠山，他和他的门徒在上海干了许多坏事。但是他在解放上海时没有逃走，没有破坏，说明至少对我党不抱敌意。他现在不问外事，我们就不必把他当作专政对象，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

勒令写悔过书

针对围绕着黄金荣的诸种情形，有关部门作了三点指示:

一是，如此多的革命群众检举揭发黄之罪行，要求对黄采取行动，说明群众觉悟很高，对政府信任；二是，对黄金荣这个头号流氓之处理，为照顾策略，宜以削弱其实力，分化瓦解其组织为主；三是，对于黄金荣本人应责令写悔过书公诸报端，向人民谢罪，由人民“裁判”。

不久，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派盛丕华、梅达君、方行三同志为代表，出面召见黄金荣，向他说明既往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老实认罪。

1951年5月20日，上海《新闻报》《文汇报》刊出了《黄金荣自白书》，自称“自首改过”、“将功赎罪”，“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云云。结果反而引出更大的风波，已如本文开头所述，“黄金荣可杀不可留!”的呼声响彻上海滩。

黄金荣的自白书出来后，此时已在香港的杜月笙自然急于知道黄金荣的自白书，是否提及他，又是如何提及他的，故香港《大公报》一登，便急忙叫管家万墨林念给他听。

听完，杜月笙长长舒了口气，显得若有所思，轻声说:“我懂了，我懂了!”杜月笙如释重负的，是没有听到他自己的名字。

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情况，原因也很简单。杜月笙是中共方面想要争取的一个统战对象，并且已经做了不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