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有一位著名的书画家，集清代帖学之大成，其行书传世甚多，他就是刘墉，乾隆朝宰相，后人称之为“浓墨宰相”。不过，这个刘墉和大家印象中的宰相刘罗锅却有着众多的不同。

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另有青原、香岩、东武、穆庵、溟华、日观峰道人等字号，诸城县(今属山东高密市)人，清朝大学士刘统勋之子。

刘统勋是清代名臣，26岁即考中进士，不到40岁便升为内阁学士、刑部尚书。他忠直勤奋，有大臣之节，善于决断，果敢坚毅。

与父亲刘统勋相比，虽然刘墉为官数十年，历任学政，知府，按察使，内阁学士，户部、吏部侍郎等职，但基本上没有像样的政绩，只是庸庸碌碌，随例调迁而已。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在朝为官之时，正是乾隆宠臣和坤当权之时。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刘墉唯以自保为念，不敢与和珅正面抗衡。

为什么墉会右汶样和《宰相刘罗锅》中弃全不同的表现呢?

刘墉在任江宁知府时，曾以清直闻名，但乾隆二十年，还在西北边陲的刘统勋因一纸奏疏而遭祸，刘墉及其家人均被株连，家产也被抄一空。一个多月后，刘墉被放了出来。出狱后，他在日记里提醒自己：今后为官要牢记“敏于事、讷于言”的圣训，三思而后行。电就是在这个时候，刘墉的为官之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开始变得圆滑起来，与电视剧中的机智多谋、刚直不阿的形象大不相同。

刘墉的圆滑世故，当时就遭人指责，将他比作汉代的公孙弘。公孙弘以儒学取士，官至宰相，但阿谀，好滑稽，无所建树，竞得善终。观刘墉一生，和公孙弘确有相似之处，可是，他刚直不阿的“艺术形象”是如何流传开来的呢?

其实，这主要是传说使然。

关于刘墉的传说，到民国时期多了起来。《所闻录》中记载：“清乾隆时，和珅当国，权倾一世，结党营私，道路侧目，朝士莫敢撄其锋者。时诸城刘文清公崇如(名墉)，总制百揆，亦无以挫其焰，心常衔之。癸未春首，侦知和应召入宫。值风雪载途，泥泞遍地，乃故著敞衣，迎之于路。和至，命人持刺，高谒于前曰：‘中堂亲自过府贺年，不遇，今降舆矣。’和无法，只好下轿，比欲寒暄，而刘已跪地与贺，和珅答之，玄裘绣袄，已污秽满身，哭诉宫闱，卒莫奈刘何。”

这个故事已经十分生动，开启了后世刘墉的滑稽故事之风，刘墉的形象也随之改变。

刘墉是清乾隆十六年辛未科二甲第二名，是科本拟刘墉为状元，但乾隆皇帝见其名为“墉”后便说：“状元怎能用‘墉’碌之人，我要当面看看。”乾隆一见刘墉，心中便有不悦，想当面难为他，便让其吟诗一首。刘墉岂敢违背圣意，便随口吟道：

“背驼自乾坤，胸高满经纶。一眼辨忠奸，单腿跳龙门。丹心扶社稷，涂脑谢皇恩。以貌取才者，岂是圣贤人?”

后来，人们根据此诗臆断刘墉是个罗锅儿。其实，这只是后人的想象，要想解开刘墉是否真的是罗锅儿，首先要了解一下清代的取士、选官标准。

在封建社会，选官向来是以“身、言、书、判”作为首要条件。所谓“身”，即形体，需要五官端正、仪表堂堂，否则难立官威；所谓“言”，即口齿清楚、语言明晰，否则有碍治事；所谓“书”，即字要写得工整漂亮，利于上级看他的书面报告；所谓“判”，即思维敏捷，审判明断，不然便会误事害人。在这四条标准之中，“身”居首位，是最重要的。刘墉系科甲出身，必在“身、言、书、判”这四个方面合格，方可顺利过关。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刘墉绝对不会是个罗锅儿。

还有一个旁证，可以从侧面说明这个问题。按照当时的制度，举人应会试三科不中者，还可以应“大挑”一科。这一科不考文章，只论相貌，标准是“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八个字，以字形喻体形和相貌。“同”指长方脸，“田”指四方脸，“贯”指人的头大而身体直长，“日”指身体端直而高矮肥瘦适中。可见，清代选官很重视被选者的相貌，所以，即使刘墉算不上仪表堂堂，但也不至于体有残疾。当然，“刘罗锅儿”的称号也是事出有因，据史书上记载，嘉庆帝曾称刘墉为“刘驼子”，足见他确实有些驼背。不过当时刘墉已经年逾八十，有些弯腰驼背也很容易理解。

刘墉与乾隆的关系，民间也有很多传说，比如说刘墉是皇太后的干儿子，刘墉与乾隆就是干兄弟。而“和坤使坏，刘墉参万岁”的传说还被编人传统相声《官场斗》里，把刘墉说成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然而事实上，这仅仅是老百姓的一种良好意愿而已。

作为官场中人，刘墉十分注意与乾隆搞好关系。乾隆四十二年秋天，当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向乾隆皇帝奏请自行刊刻乾隆的《御制新乐府》和《全韵诗》，使之在江苏全省发行，同时还建议赦发到全国各省。这一建议让乾隆觉得很舒服，刘墉也因此官运亨通，职务升得很快。

刘墉与和珅的关系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近几年热播的有关电视剧中也被渲染得淋漓尽致，通常把两人的关系捕述得忠奸对立、水火不相融，其实在历史上，两人的关系并非十分紧张。刘墉对和珅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独善其身。时人曾说：“和珅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莫不趋走，惟王杰、刘墉、董诰、朱珪、纪昀、铁保、玉保等诸人，终不依附。”刘墉调入京城后，调整了自己的为官思路，变刚直方正为滑稽模棱，尽可能不与权势冲天的和珅做正面冲突。但在乾隆帝“龙驭归天”之后，已是体仁阁大学士的刘墉却积极参加了对和坤的处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乾隆帝死后的次日，嘉庆帝即夺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职务，并任命刘墉为上书房火臣，入内当直，以供随时咨询。随后，各省督抚及给事中纷纷上章弹劾和珅，要求将他凌迟。不过，刘墉等人建议，和坤虽然罪大恶极，但毕竟做过先朝的大臣，不得不为先帝留下面子，请求次律，即令其自尽，保其全尸。

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打击报复，避免案件扩大化，刘墉等人又及时向嘉庆帝建言，妥善做好善后事宜。于是处死和砷的第二天，嘉庆帝就发布上谕，申明和珅一案已经办结，借以安抚人心。和珅倒台后，刘墉受赠太子太保，但他在处理和珅的案子上并未泄私愤，表现了一位政治家应有的风范。

如果说刘墉与和珅处于对立面的话，那么，他与纪昀的关系则相当融洽。纪昀出自刘墉之父刘统勋的门下，两人有师兄弟之谊。大学士英和在其《恩福堂笔记》中记载，纪昀与刘墉关系极好，纪昀才思敏捷，刘墉字写得很好，故纪昀常请刘墉为自己写对联，如“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便是纪昀非常喜欢的诗句，生前曾将此诗作为自挽联。纪昀去世后，刘墉将其写下来，作为挽联相赠。

刘墉和纪昀都好收藏砚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刘墉赠给任都御史的纪昀一方砚台，还特意在上面题识：纪昀喜欢我的黻文砚，因此我就送给他，而书之以铭文，“石理缜密石骨刚，赠都御史写奏章，此翁此砚真相当”。这不仅在当时被传为佳话，清人蒋师瀹也题此砚说：“城南多少贵人居，歌舞繁华锦不如。谁见空斋评砚史，白头相对两尚书。”

嘉庆八年(1803年)，刘墉又送给纪昀一方砚，称：“送上古砚一方，领取韩稿一部。砚乃朴茂沉郁之格，譬之文格，为如此也。”纪昀也记载说：“刘墉送我砚一方，左侧有‘鹤山’字，但我不以为然。刘墉又说‘专诸巷所依托，不过苏黄米蔡数家耳。彼乌知宋有魏了翁哉?’”大意是说，仿照宋代的古董，一般都宣称是苏东坡、米芾等人的东西，怎么会假冒魏了翁的名号呢?最后纪昀承认，刘墉所育“或是一说矣”。

嘉庆九年，刘墉还给纪昀送过砚，纪昀在砚卜题词说：“余与石庵皆好蓄砚，每互相赠送。亦互相攘夺，虽至爱不能割，然彼此均恬不为意也。太平卿相，不以声色货和相矜，而惟以此事为笑乐，殆亦后来之佳话欤?”除了写诗、赠砚，两人还经常在一起谈论佛法，可见两人感情之深，私交之好。

位于北京东城礼士胡同129号的四合院是刘统勋的府邸，刘墉自乾隆十六年入仕后，就一直住在这里，后来他被外放到州府，直到1782年才回到这里。这一年对于刘墉来说是个好年份，是年十一月，刘墉升任吏部尚书后又被奉派任上书房，也就是皇子们读书之处的最高行政官员，刘墉在这个岗位上兼职时间最长。

清代皇帝为了保证自己的江山社稷，对于皇子、皇孙的教育都非常正式、认真，对皇子们师傅的选择也极其严格。刘墉入值上书房意味着自己得到了皇帝的宠信和抬爱。同时，他也知道自己之所以能进上书房，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有一手写得出神入化的好字。

在清代，书法与做官的关系相当密切。满族帝王们对汉族文化非常喜欢，从顺治皇帝开始一直到后来的康熙、乾隆，都在书法上下过很大的工夫，从他们传世的作品可见，功力也非同小可。皇帝爱好书法是政治需要，一个少数民族要想统治庞大的汉民族和幅员广大的地区，不和汉民族的读书人通融是不可能的，而书法正是他们之间沟通的桥梁。

刘墉的书法在当时就有很大的名气，清代学者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诸城刘文清书法，论者譬之黄钟、大吕之音，清妙明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贤之大成也。”

刘墉书法的风格和明代以来传统帖学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追求一般学帖者习惯的流畅婉丽或纵肆跳宕，而是以丰腴浑厚的点画、率意松散的结字和浓重的墨色，成功地营造出一种雍容、静谧甚至还带有一些慵怠落拓之相的美感。在《履园丛话》卷十一《书学》中，清人这样评价：“近日所称海内书家者有三人焉，一为诸城刘文清公，一为钱塘梁山舟侍讲，一为丹徒王梦楼太守也。或论文清书如枯禅入定，侍讲书如布帛菽粟，太守书如倚门卖俏。余谓此论太苛。文清本从松雪入手，灵峭异常，非不古而不适用。”

这段评论比较接近真实，因为尽管康有为将刘墉誉为贴学大成者，而实际情况未必如此，说到刘墉误于《淳化阁帖》，遂至横棱终老是比较客观的。因为《淳化阁帖》并不易学，极易学成恶札。刘墉的书法，爱之者誉为集帖学之大成，厌之者则斥为“墨猪”。清人评价刘墉书法如枯禅入定，反映出刘墉书法气韵的温和含蓄。表面上，刘墉的书法容易给人一种慵懒散淡的感觉，实际上却另有情味，笔力如棉裹铁，精神内敛，不露锋芒，从容淡定，浑厚质朴，举重若轻，深不可测，没有很高的修养和平静的心态是无法写出这些字的。

另外，刘墉的书风形成还和他独特的运笔方法有关。一般人写字都是大拇指、食指和无名指执定笔管，而以中指和小指辅之，运笔时笔管不转动，主要运用手腕的转动带动笔锋。刘墉除了运用腕力，还运用转笔法，大拇指和食指在书写的时候随着结字的需要转动笔管，有时转得太狠，甚至掉在地上。清人包世臣在《艺舟双辑》中曾这样评价刘墉写字：“无论大小。其使笔如舞滚龙，左右盘辟，管随指转。转之甚者，管或坠地。”

当然，这不是人们应当普遍学习的执笔方法，它只能适应某些人的需要，是书法家在追求某些特效的时候才运用的，刘墉如此用笔正是为追求一种特殊的笔墨效果。我们今天看刘墉的字，许多点画确实用转笔的方法才能写出来，正常的运笔方法无法写得那么圆转。

此外，刘墉还十分注意墨色浓淡所形成的特殊效果，后人总结他的写字方法所形成的特殊效果，喜欢用“裹笔”取势来表达。所谓“裹笔”，就是不求点画书写而是用笔锋舒展，意到为止，未尽便收。运笔时，主要是提笔运行时又提得很高，这样写出来的字轻重区别就大，顿笔的地方往往浓墨堆积，十分肥厚，而提笔运行的地方则细若游丝。因为笔锋收裹而不出锋，所以点画多呈圆润之形。

用这种特殊的运笔方法，刘墉使自己的书法成了表达内心情感的一种手段。作为朝廷重臣，他本应该为国分忧，利人济物，而现实生活却不允许他这样做，内心的丰富情感只能强压在心里，通过书法流露出来。儒学的修养可以使人变得儒雅，温和的天性与对权臣、对官场的恐惧也使他处处裹足，随时提防。这种矛盾表现在书法上，便是刘墉书法的圆润、圆滑、厚重、敦朴、蕴藉、平和、忍让，婉转而曲折，外圆而内方。

我们不必仿效，也用不着指责，这是时代使然，像刘墉这样的人在中国古代有很多，只是善于书法又在书法中充分表露这种特色的只有刘墉一人而已。这也许是刘墉书法最大的艺术价值：温雅而含蓄，温雅代表着内心的平静和温和，含蓄代表着表达上的点到为止，不与人争。

刘墉的书法在清代赢得了很多人的喜爱，与其同时代的著名书法家王文治在《快语堂题跋》中反复说：“石庵先生功力最深，极意追踪古人，不肯少趋时径，真书法中有寒松古柏之操者”，“石庵前辈书，其书法宋元以来纵横妍媚之态，而笔意高古，拙中含姿，淡中入妙，近时罕有能及者。其工处殆在无人爱处耶!”真可谓是刘塘的知音。

除书法外，刘墉电有诗词存世。他的一首《咏象棋诗》写得不错，与其言行风格相当一致，诗云：“膈河灿烂火荼分，局势方圆列阵云。一去无还惟卒伍，深藏不出是将军。冲车驰突诚难御，飞炮凭陵更逸群。士也翩翩非汗马，也随彼相录忠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