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西方人，觉得日本人怪异神秘、难以琢磨，因此就撰写《菊与刀》供社会参考。其实，最难以把握的是中国人，他们身上的种种优点、缺点、弱点……总是紧密而矛盾地勾连在一起。早在一个多世纪前，清人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收录了一则有关顾炎武的笔记，这位清末学者劈面就把南方与北方的中国人编派了一遍，似乎“洪洞县里就没有好人了”。柏杨先生也点过这个题目，《丑陋的中国人》几乎剥了全体同胞的皮。

亭林先生尝曰：“北方之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之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

顾炎武这样说，未免偏执、狭隘，但是，他固守的是自己一尘不染的品性。偏激，是众多文化名流或显著、或潜在的性格特征，有了它的帮助，强调、证明自己观点就多了一种新手段，暂时的矫枉过正是不能回避也难以省略的权宜之计。显然，顾炎武具备偏激的特点，他的言论不是“琉璃球”和“无缝蛋”；而是令人警醒顿悟的“当头棒喝”。满纸“正确的废话”、号称著作等身的思想家，和不着一字、只有几条格言传世的僧道渔樵相比，无疑后者离神明最近。顾炎武“君子不夜行”的癖好也代表着一种清高的品位、一颗孤傲的人心。

中国人身上的优点与缺点与生俱来，相辅相成，无论是平头百姓，还是饱学之士，都具有这个挥之不去的精神烙印。比如，清高中有自卑，谦和中有凌厉。表现形式，因人而异。说脾气禀性也行，说怪癖雅好均可。总之，中国人不是外人能三招两式弄懂，更不是异族能一朝一夕所征服的。

清末学者章太炎，人称“民国的祢衡”，他的疯、癫、狂也同他的学问、声望一样广为人知。早年在日本，东京警视厅让他填写户口调查，章太炎十分反感，各栏写道：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回国后，他找袁世凯的麻烦，三九天，反穿羊皮袄，手执鹅毛扇，声言：“我是在上海坐过三年西牢的‘章神经’。”并一怒之下，操花瓶砸碎了“大总统”的画像。他在钱粮胡同寓所，满墙贴着“袁世凯”的字条，用棍棒痛击，取名“鞭尸”，又在正堂悬挂两个大字“速死”，以发泄对独夫民贼的切齿之恨。

辜鸿铭的怪癖就是“耍活宝”。这丝毫不妨碍他是一座中外仰慕的文化重镇。常说艺高人胆大，辜鸿铭一肚子学问，中西兼备，在学术江湖上还怕什么?怎么玩都出不了边儿。

清末民初中西方的文化界，谁都知道他是一位笑料迭出的“老怪物”。五四时期，早已是“民国”了，辜鸿铭还是长袍马褂、小帽长辫的满洲遗老打扮。他受过正规的西方教育，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腊和意大利语，却把西方文明视为罪恶之源，动辄破口大骂，把高傲的西方人批得体无完肤。

辜鸿铭是半路出家学汉语，字写得很糟糕，却并不妨碍他言必称孔孟，他处处以卫道士和教师爷自居，所著的《春秋大义》也成为辜氏兜售个人观点的教材。奇怪的是，一大批有思想的西方人对怪诞的辜鸿铭格外尊重。罗曼·罗兰认为：“辜鸿铭在欧洲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晚年的列夫·托尔斯泰则把他引为“同道”。1924年，来华访问的泰戈尔声称：“辜鸿铭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中国人。”曾挨过他当面臭骂的英国作家毛姆也心悦诚服地表示：“他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做到外国人敬重的地步，除了学识，还有一点点怪癖。记得有位年轻人列举过所有文人的美德，但是，老先生还是摇头，老人最后说：“你具有一切作家的优点，惟一缺少的就是——偏激。”想必略有一点怪异的中国人天生就是艺术家的胚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