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

　　除了预测中国革命的爆发，伊藤博文同样精确地预测了这场政治雪崩的真正根源：“各省咨议局被赋予了太大的权力”。日本首相桂太郎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宪法、国会、资政院这些东西本身虽是极好的，可是要使一个国家能运用它们，必须要做许多准备工作”，而清帝国显然并没有足够的准备。

　　半年后，伊藤博文到访哈尔滨，拜会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他告诫大清官员，“贵国土地辽阔，统一甚难，办理宪政，亦非容易。中央政府自不可放弃权力，然地面太大，亦易为人倾覆，我为此事，极为贵国忧虑。不怕贵国见怪，此事艰难异常，一时恐难办好。今尚有一不利之言，即是革命二字。贵国政府防范虽极严密，然万一发生，于国家即大有妨害。此时贵国办理新政，外面极为安帖，一旦有意外不测，危险不可不防。”

　　帝国出轨的导火线，就是当时的支柱产业铁路的失控。

　　一向对民营资本很不放心的大清政府，在铁路建设上表现了罕见的宽容。在1898年11月矿务铁路总局颁布的《矿务铁路章程》中，就旗帜鲜明地为民营资本保驾护航。1903年，更是明确宣布对民营铁路公司“不另派监督、总办等员，以防弊窦”，同时还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在立法上将保护措施落实下来。到1910年全国已成立了17家商办铁路公司，热火朝天。

　　但是，民营资本其实也没有钱，各地政府便纷纷出台扶持政策，强行上马铁路项目。以川汉铁路公司为代表，不少民营铁路公司都得到了特殊政策，就是向农民强行摊派征收以“租股”为名的资本金。四川几年间就筹集了700多万两铁路建设资金，其中大多数来自平民小股东。这些连“铁路”及“股票”概念都不清楚的农民们，据说有7000万之众。

　　此类高管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且把持地方议会，“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导致公司内部之腐败与混乱，丝毫也不亚于国有企业，反而因为老“公”(公家)缺位而更为缺少监督和制约。17家民营铁路公司，家家都是乌烟瘴气，丑闻迭出。

　　川路公司，几乎将当时民营企业的所有问题都集于一身，而一个小小的经理人居然动用了已筹股本的一半即300万两，在上海炒股和放贷，并且基本都脱离了任何监控体系的视线。1910年，持续三年麻辣火爆的上海股市彻底崩盘，300万两全部泡进了黄浦江。

　　此时，一个解套的机会到来了：铁路国有政策，全面收购商股，以便重新推进被这些伪民营公司大大耽误了的铁路建设进程。川路公司借机要求中央为其违规炒股的300万两损失埋单，遭到拒绝后，随即通过群众运动给政府施加压力。

　　川路公司高管借助其政治地位，不仅阻挠地方政府贯彻各种惠农文件，并且号召罢工、罢市和罢课，群体性事件遍布全川，哥老会等帮会势力与同盟会等革命组织相结合，乘乱而起，爆发了流血冲突，四川局势迅速糜烂。最后，湖北驻军奉命入川，武昌空虚，引爆了武昌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