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是古代最伟大的军事著作，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说它的作者是春秋时的孙武，却大有问题。

一、《史记》中的孙武不是大军事家

在《史记》中有孙武的传记，就可以作为孙武存在的依据，司马迁这位严肃的历史学家为之作传，必有其根据，不能轻易否定。不过，按孙武传中的事迹，说是位大军事家却大有问题。在这篇传记中，真正实说的有两件事，一是编写了兵法十三篇，献给吴王，二是训练女兵，把吴王爱姬杀了。其它事迹都是一提而过，并无实事。在伍子胥传中的孙武就好像是个随帮唱影的，没有独立行动，不像个大军事家。

孙武教练宫女，仿佛是个传奇故事，不像真事。如果有人去投一个君主，想建功立业，第一次见面，就把君主的爱姬杀了，即使君主还让你脑袋留在脖子上，想让君主不恨你不容易，更别说能不能得到君主的信任了。何况，《孙子兵法》强调的“诡道”和“势”，由头读到尾，也根本就找不到强调以杀戮来树纪律的阐述。

《春秋左传》对于吴国的事情，特别是吴国攻占楚国首都，讲得比较详细，其中提到伍员，伯噽等，未见孙武之名。由此不能断定孙武存在与否，但却可以说，在吴国的这些事件中，孙武只是个二流角色，绝非伟大。

如果十三篇兵法就是《孙子兵法》，那当然是伟大的，不过，这是不可能的。《孙子兵法》应是战国中后期人所写，春秋时的孙武献给吴王的不是这部兵法。

二、《孙子兵法》不可能是春秋时人所编写

从宋朝开始，就有学者开始怀疑《孙子兵法》不可能是春秋时人所写，因为其中有大量的春秋不可能出现的语言。按《史记》，孙武曾助吴王攻楚，这是春秋时的事，也就是说孙武应是春秋时人。所以，《孙子兵法》不会是春秋时的孙武所著。宋朝以来直到近现代，不少历史学家在这方面作了很细密的考证工作，下面举一些他们研究的一些结果：

在《孙子兵法》中，将曾出现数十次，指专门领兵作战的高级军官。这是战国以后的用法。在春秋时代，出征时统率大军的多是君主本人，如是臣下，也就是那个平日管理国家的重臣，多是君主的近亲或大贵族，将相多是由一人兼任，并没有“将”这样一个管理和指挥军队的专门职务，将相分离是战国时的事。《孙子兵法》一再提到将军或将，只能说这书是战国时编写的。由于将军及将出现次数甚多，不可能是后世人抄写之误。

在《孙子兵法》中讲到军队时多次提到“十万”字样，如“带甲十万”、“十万之师”、“兴师十万”等，而在春秋时代上战场的军队人数都没达到过十万之巨。周朝对于诸侯国的兵力是有限制的，所谓三军，也就是三万多人。春秋末兵员逐渐增大，出战的兵员可达五万左右。只有到了战国中期，大国才能在一次战争中动用十万左右兵力，动用数十万大军更是战国末期的事。所以，《孙子兵法》只能是战国中后期的著作。

在《孙子兵法》中写到军费开支时，多次提到“千金”二字，也还提到“百金”，这也暴露了此书应写于战国。春秋时金还不是货币，不会出现数词和金连在一起的说法。在《春秋左传》中，就没有这样的例子，“金”可能是指金属铜或金属乐器等。到了战国时期，金成为货币，于是在文献，如《战国策》、《庄子》中，大量出现如十金、百金、千金之类的词。

还有，在《孙子兵法》中有“势如扩弩，节如发机”的说法，而弩是在战国时才发明的。

在《孙子兵法》还说到“越人之兵虽多”，“吴人与越人相恶”等语。吴越交战虽是春秋时事，但是却是在《史记》中写孙武献兵法给吴王后数十年，这里也有着矛盾。

能说明《孙子兵法》不可能是春秋时的孙武所著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春秋战国时“孙吴”指的是孙膑和吴起

也许有人以为“孙吴”这两个字连用代表了孙武和吴起是春秋战国时代两个大军事家。在先秦文献中，确曾出现过“孙吴”这样的提法，也出现过吴起的名字，其事迹也曾被津津乐道，不过，孙武这名字却从没有在这类文献中出现的。而所谓孙子指的是孙膑。

例如，在《韩非子·难言》中写道：“孙子膑脚于魏，吴起抆泣于岸门，痛西河之为秦。”显然，这里的孙子说的是孙膑，所讲吴起的事见《吕氏春秋·长见》，其中“抆泣”是拭泪。

在《吕氏春秋·不二》中列举了春秋战国时十大著名学派的人物及其学派特点：“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关尹贵清，……孙膑贵势，……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可见在战国时期，孙武在兵家中并没有很高的位置，其最高人物是孙膑。至于吴起，生存年代早于孙膑，但在兵家，或军事家的地位上看，孙膑最高，影响最大。吕氏春秋中只提孙膑，不提吴起。这也可能是为什么二人并列是说“孙吴”，而不说“吴孙”的原因。

还有，在《战国策》提到孙子的名字多次，例如在卷八中提到“孙子谓田忌曰……”熟悉孙膑故事的人，都知这个孙子一定指的是和田忌合作的孙膑。在卷十三中讲到：“士无反北之心，是孙膑、吴起之兵也。”也是孙膑、吴起并称。

由此可见，在先秦文献中提到的孙子应是指孙膑，而非孙武。“孙吴”并称中的“孙”应是指孙膑。说“孙吴”中的孙指的是春秋时的孙武，则是后世的事。

四、《孙子兵法》的著者是谁?

现在所知道的资料对此问题只能存疑。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许多严肃的学者认为《孙子兵法》的作者就是孙膑。但是，在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个汉代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竹简，其中既有《孙子兵法》，也有《孙膑兵法》。这样，《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就应该是各有作者了。说《孙子兵法》是孙膑所著遇到了大困难。

《孙膑兵法》和《孙子兵法》中有一些内容是相似的，例如都在强调“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按《韩非子》，“孙膑贵势”，而《孙子兵法》第三章中就专门讲“势”。从孙膑的指挥战争实践来看，不论是“增兵减灶”或“围魏救赵”，还是教田忌赛马，都是《孙子兵法》中“诡道”的实际典范。所以，两部兵法都应该和孙膑有密切关系。

《孙子兵法》表述要比《孙膑兵法》更系统概括，看来好像是将《孙膑兵法》抽象系统化后的论著(也不能排除吸取了其它兵家著作的精华)。《孙子兵法》是孙膑的门徒的杰作也是可能的。在《韩非子》中明确地说孙膑就是最重要的兵家首领人物，这部中国最伟大的兵家著作出自于他的门下，也是完全正常的。当然这只是推测而已。

由此可以肯定下列几点：

《孙子兵法》是部伟大的兵家著作，这是毋庸置疑的。

《韩非子》明确讲兵家之最高代表是孙膑，而在先秦文献中没有提到过孙武是兵家之祖，应该承认这一点，承认大多数先秦文献中的“孙吴”中的孙是指孙膑。

《孙子兵法》成书于战国，不可能是春秋时人所写。既然《史记》中讲到孙武向吴王献兵法，不能轻易否定，但是，所献的不是现代流传的《孙子兵法》。

孙武不是《孙子兵法》的作者，在他传记中所记载的事迹又不突出，称他为大军事家，就有些根据不足了。

这样，孙武就不能列入中国古代伟大军事家，除非发现新考古材料，能证实春秋时的孙武的伟大。

论及中国古代的伟大军事家中，孙膑必然占一席，而且应该占首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