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与鲁迅之间的恩怨，一波三折，耐人深究。林语堂初归国时，与鲁迅甚为相得，成为鲁迅领导的“语丝社”的重要一员。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鲁迅离京避难，应林语堂之邀前往厦门大学，二人往来密切。1927年，林语堂与鲁迅先后来到上海，林语堂日记中记录了1929年间二人的多次会面。然而就是这一年8月28日的南云楼事件，鲁迅与林语堂之间爆发激烈的冲突。在日记中可清晰地看到相关记载。

鲁迅逝世后，时在美国的林语堂亲撰《鲁迅之死》一文，称誉鲁迅为真正的 “战士”，并言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悼词情真意切令人动容，后人多据此推衍鲁林二人坦荡磊落，君子交恶却惺惺相惜。为尊者讳，为逝者讳，悼词中是英勇的战士鲁迅，而林语堂眼中的鲁迅，或许只能诉诸笔端，悄悄记录在日记之中了。林语堂自谓“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可知林与鲁迅曾有一段时光交情不错。

1923年夏，林语堂从欧洲留学归来，由胡适引荐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此时的北大教授已为两派，一以周氏兄弟为首，一以胡适为代表。林语堂与胡适私交甚好，却出人意料地加入《语丝》，站到鲁迅旗下。林的选择，与他热血激昂的性格不无联系，1925年学潮游行中，他曾与学生们一起走上街头，拿竹竿和砖石与军警搏斗，并在眉头留下一个永远的伤疤。这一激烈的行为，受到了鲁迅的赞誉。鲁迅两次致信林语堂，将林引为革命同志。

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时，时任女师大教务长才两天的林语堂写下 《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与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呼应闪耀。1926年邵飘萍遇害后，文人学者多南下逃难，林语堂远赴厦门大学，不久鲁迅离京，亦接受林的邀请前往厦大。在厦大的四个月，二人虽屡遭排挤，交情却愈加深厚了。林曾说“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追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林语堂《鲁迅之死》)。鲁迅也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其所以熬着者，为己只是有一个经济问题，为人就怕我一走，玉堂(即林语堂)立刻要被攻击，因此有些彷徨。”“昨夜玉堂来打听广东的情形，我们因劝其将此处放弃，明春同赴广州。”二人相知相敬可见一斑。这段岁月，该是林氏所回忆的“相得者”吧。

后人研究林鲁二人，皆称二人友谊以1929年8月28日的“南云楼风波”为转折。鲁迅在日记里说:“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林语堂在四十年后作《忆鲁迅》一文回忆道:“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账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和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称这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据郁的描述，当时鲁迅有了酒意，“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林语堂也起身申辩，气氛十分紧张，郁达夫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拉林语堂夫妇走下楼去。此番风波之后，林语堂与鲁迅便正式决裂了，鲁迅诸多文章中皆有对林语堂毫不留情的批评讥讽，而林语堂的日记中也写道:“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见1929年8月日记)

然而两位大师的决裂，当真是由一个小小的误会引起?若非事前已存有芥蒂猜忌，怎会公然在众友人前争执?细究林语堂日记，不难发现早在南云楼风波之前，林语堂与鲁迅之间已有分歧，林语堂眼中的鲁迅早已不复当年他所敬仰崇拜的新文学旗帜，日记中语及鲁迅，多有不恭之辞。

追根究底，这根源于二人对于中国人的“国民性”截然不同的看法。

林语堂的国民性探究是一种兼及正负的较为全面的研究和描述，他虽然也认为中国国民性中有若干缺陷，却也对一些国民性特征譬如“中庸之道”予以欣赏。他推崇的“高地人生观”，实则是一种融合了儒家的谦逊耿介和道家的超尘脱俗、自然简朴的人生理想和处世哲学。林语堂在上海创办《幽默》，以性灵闲适折射对世事的思索与批评，符合林氏一贯的国民性理论，而这样的做法，却被鲁迅视为怯懦与奸猾。鲁迅猛烈抨击的中国国民性，聚焦于占国民最大多数的农村底层民众的羸弱病态的精神状态。他所关注的大多是令他极难忍受的愚昧、麻木、怯弱、懒惰、巧滑、苟安、奴性、精神胜利、自欺欺人甚至“人吃人”等，一向痛加批判，且语多峻急，极尽讥讽。这一根本性的分歧，在林语堂的日记中亦有记载:“鲁迅说中国人谈不到个人主义，谈不到‘主义’，只是个体自由行动而已。我说‘欺负人’共‘被欺负’是中国社会的两阶级，是一切社会沉寂之原因。中国只有tribal morality 游族伦理观念——中国人之伦理进步只到此点而已。”(见1929年1月24日日记)此次讨论的不欢而散，使二人友谊濒临破裂。半个多月后，林语堂已刻薄地将探望鲁迅称为“看神经变态”了。 (见1929年2月16日日记)

谈及鲁迅与林语堂的恩怨，世人只知“南云楼”，却不知二人早为“国民性”争论分道扬镳，这段秘闻过往，若非林氏日记的重现，恐将湮没于长河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