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与学生合影

学者张岂之曾经指出，二十世纪我国教育家群体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两位：一位是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还有一位就是创办私立南开学校的张伯苓。

张伯苓，(1876～1951)，“南开”的创始人，在任“南开”校长40余年历程中，穷尽所能地办中国最好的教育，并培养并带领了一支神奇的团队，先后建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和重庆南开中学，它们几乎都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重镇，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培养出一大批栋梁之才。

他也是一名颇具传奇色彩的校长。年轻的时候，因为遭遇“国耻”，他决然放弃了海军军官的大好前途，弃武从教，开始了新式教育的漫漫之路。他在学校里做了很多前瞻性的实验。他以“利用厚生”作为科学的根本目的，注重培养学生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他重视体育，为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提出“强我种族，体育为先”的主张。他白手起家办学校，可是从来不怕预算超支，也不会因经费短缺而放弃自己的理想，可谓目光远大，能屈能伸。抗日战争爆发后南开遭遇兵火，多年心血毁于一旦，而他毫不屈服地站出来鼓励师生。在日常生活中，他待人谦和，严于律己，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他以非凡的毅力与大仁、大智、大勇的气度，使南开在最困难的时候，非但没有停步不前，反而培育出了与众不同的“南开精神”。

何谓“南开精神”?张伯苓先生说，南开精神即“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他就旧中国的五大病端：“愚”、“弱”、“贫”、“散”、“私”提出了五项教育方针：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团体组织、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允公允能”，也就是强调德才兼备，在他眼里研究学问固然要紧，熏陶人格才是最根本的事情。

前两年适逢南开大学百年校庆，张伯苓的名字也重新被人一提再提。当时有人问，今天，我们还要向张伯苓学什么?我想，要学的太多了，他的教育救国论，他的远见卓识，在现实面前愈挫愈进的奋斗姿态，他提倡的那种敦品重德的人文精神与服务社会的奉献意识，即使时光前进了一百余年，也仍然会令我们觉得不可企及吧。尽管今天的我们不再有那种对近现代历史灾难的深切体验，但一样面临着教育的困惑与挣扎，忧患与危机，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感又何尝能够卸下?张伯苓那个时代的校长们通常既是学者又是实干家，是时代的积极参与者，到了今天这个时代，有多少学校的管理者能够真正具备那样的识鉴与气度，真正成为学校精神的化身，有多少学校能够真正让师生共同组织和管理学校事务?又有多少校长能够躬身实践，将开拓进取的口号落到实处?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的民办教育从无到有，从幼儿园到高等学府都出现了一大批，面对民办教育的诸多问题，例如高收费、贵族化等等，又该何去何从?在面对这些困惑并且探索着它们的时候，我们可曾想过张伯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