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而且是募捐艺术家，他一生为南开教育募款超过千万。先后开办了中学、大学、女中、小学、重庆南开中学。有人间他：张校长，你是怎么像变戏法似的，就能办了这么多好学校?他回答：当校长用不着博土、硕士头衔，只要能找钱就行。这个“能找钱”，包括募捐和争取政府公款补助。也有人看到他经常三万五万地捐回钱来，问他有什么募捐的诀窍。他说：这没什么，瞅准了，一抓就是一把。在他这句简单的话语中，饱含着他艰辛的募捐经历和高超的募捐艺术。

张伯苓募捐艺术内涵丰富，其中有一项是合理、有效、得体地回报捐款人。当有人把十万、几十万巨款捐给你兴办教育，你不能仅仅以“爱国”、“造福桑梓”、“施教广惠”等简单的词语回复了之。那么如何更好地回报捐人?也许有人想不到。当时一般私立学校的回报方法是以捐款者的名、号命名建筑物；向政府申请给予褒奖；立碑、入地方志、国史册等。张伯苓也不例外，南开校园里有许多以捐款人命名的建筑，如慰廷堂、木斋图书馆、芝琴楼、瑞廷堂、思源堂、受彤楼、秀山堂等。1944年10月17日是南开建校40周年，张伯苓纂述《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对曾向南开捐款的人一一念及，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此外，他还灵活、恰当地运用一些特别的方法，来感谢捐款人，由此带动其他人相继捐款。因此几十年来他能源源不断地获得捐款，使南开教育发展到从小学到大学，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

民国史上有8位总统，其中有4位先后向南开捐款，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其中袁世凯是在未做总统之前捐的；黎元洪是下野后；徐世昌既有未任总统时，也有在任的“豪举”；蒋介石捐款(包括公款补助)最多，前后几次达百万银元以上(以1936年币值折算)。这其中虽有多种原因，也和张善于巧妙、得体、恰当地回报不无关系。

看似偶然巧合　实为精心安排

在早期，由于严修的关系，在任官员向南开捐款现象十分普遍，那时的回报是由严修担当。到南开大学创办后，严修因病难以顾及，张伯苓逐步接过回报责任。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张的回报也适应这种变化，创造性地运用多种方法感谢捐款人。值得注意的是，张对捐款人的感谢是建立在尊重事实，绝不是毫无原则地胡乱吹捧，更无媚态的基础之上的。有时他对捐款人是经过深思熟虑，甚至是经过几年的精心准备和安排。让捐款人感到恰当得体、惬意，堪称天合之作。

吴鼎昌曾任中国银行监督，1916年加入段棋瑞“人才内阁”，任财政部次长，成为财阀。后任《大公报》社长。因驻天津，与张发生联系，对南开教育有所了解，对张十分钦佩。曾向南开捐款，并发起“南大学生奖助金运动”，对贫寒学生给予资助，每年每名学生可得资金300元，名额30-40名不等。，张一直设法给予恰当回报。不久，吴从政，每次因公路过天津，张只要在津，总是在木斋图书馆设宴致谢，做陪的就是那些接受奖学金的学生。这是很好的感谢方式。当吴看到由自己资助的学生向自己述说学业的进步，美好前途在召唤他们时，感到十分欣慰，超过张伯苓百句的感谢的话。这样便促使吴更加对南开予以关心和支持。

张学良曾多次捐助南开，还在公款补助上给予照顾。张伯苓创办“东北研究会”，张学良捐款500元。1928年冬，张伯苓赴美募捐，路过沈阳时，与张学良会见。少帅对张伯苓以半百之躯，远渡重洋，投身教育救国，深受感动。决定向南开大学捐款20万元，分10年付清，第一笔两万当即交付。张伯苓对此十分感激。张学良出任东北大学校长后，张伯苓给予大力支持，派他的东北籍学生宁恩承出任东北大学秘书长。1930年该校发生纠纷，张学良任命年仅30岁的宁恩承为校长。宁恐年轻，不敢担当，从东北赶回到天津请教老校长。张伯苓给予宁坚决支持，还多次亲赴沈阳指导，又派出南开主管后勤的专家孟琴襄到沈阳帮助解决具体问题，不久，东北大学校园里“电灯亮了，马路子了，水沟通了，自来水问题解决了，教授们的抱怨少了。一年中节省经费20多万元”。可是张伯苓出任东北大学校务委员，不接受一分钱的报酬，连多次往返的路费也由自己负担。成为张回报捐款人的佳话。

傅作义1928年任三十六师师长，天津警备司令。因驻军天津的关系，与张伯苓有所接触，对南开有所了解。1930年5月23日傅到南开大学参观，就学校发展事宜与张商谈，进一步了解到南开经费之窘迫，募捐之艰难，深受触动。到同年冬，傅电请阎锡山同意，将小站营田数千亩捐归南开大学为学田，每年可收租金2.5万元，约占南开大学年收入的6.25%，甚为可观。傅此举遭到军政界的不满，因为这笔租金原是拨出其中的3000元，作为天津县乡村教育的经费，捐归南开后，乡村学校经费减少，为此天津县教育局长刘宸章、县财政局长徐镜波多次找张伯苓协商，无结果，又四处托人“拜庙”索讨。到了1933年3月12日何应钦接替张学良兼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后，张伯苓就有一种担心，他找到颜惠庆想通过颜的努力，将小站营田通过正当手续划归南开。颜通过了解认为：把军事部门的地产转拨到私立学校名下是不可能的。果然，1935年北平军分会终于将营田收回。张多次找何应钦洽商，无结果，又赴南京找汪精卫，也没有改变。又转而求其次，希望政府给予同等补助，依然无效。

1936年11月，傅作义在内蒙古抗击日军激战获得全胜，这就是闻名中外的“百灵庙大捷”。张伯苓立即致函傅表示祝贺。不久张收到远在南国的厦门大学师生委托转交的“援绥捐款”。1937年1月张再次向傅致贺，并转交捐款。全面抗战爆发后，傅作义将赴前线杀敌，家属如何安排是个问题。正在为难时，张伯苓建议暂居重庆南开的“津南村”，以使傅驰骋疆场，无虑后顾，谢当年傅捐地兴学的义举。傅对张“托妻寄子”的回报，十分感激。

化学家范旭东与兄长范源濂都与南开有密切关系。早年，范源濂由于得到严修的赏识和提拔，步入仕途。出掌教育部后，对南开尽力襄助，参与南开大学的创办；南开成立董事会后，出任董事长。1927年12月23日范源濂去世，张伯苓十分悲痛，1928年1月7日，南开大学在“秀山堂”举行追悼大会，张致悼词。1914年范旭东回国在天津从事实业与化工研究，多次向南开捐款。抗战爆发，大批工商企业、机关学校向西南迁移，重庆成为战时首都，人员拥挤，房舍十分困难。范旭东和他的“久大”、“永利”迁到重庆后，正为房舍发愁时，张伯苓力邀范暂居“津南村”，并早已将最好的房子腾了出来，范旭东十分感激。1945年10月范去世，葬礼就是在“津南村”由张与“久大”企业共同主持的。

邀请贵宾来校

参观座谈讲演

每当南开举行各种活动，张伯苓都邀请一些捐款人前来参加。如开学典礼、校庆日、毕业典礼、新校舍落成仪式等，把他们作为贵宾接待，请他们参观校园，了解南开的新变化，为毕业学生颁发毕业证，向学生发表讲演。当来宾看到朝气蓬勃的学生步人社会，与取得巨大成就的返校学生交谈，听到学生对他们所表示的感谢时，他们就感到也有自己一份功劳，因为“我是捐款人”而心里充满了自豪感。

徐世昌素以“文治总统”称世，与严修“同年同科”，相交致密，多次捐助南开。1906年，南开建新校舍，徐捐出巨款。从1908年起，他又每月向南开捐银200两，一直到1911年5月南开改为公立为止，前后捐银近万两。1919年严修、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徐首先响应严修的募捐呼吁，捐“京钞三万元”(折合银元16744.7元)。到1922年，徐捐足8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徐是惟一以在任总统身份向南开捐款的官员，对促使北洋军阀各系统资助南开产生连带影响。

1917年6月2日张伯苓邀请在野之身、自称“水竹邮人”的徐世昌于6月26日来南开为毕业生发文凭，这对失意的徐来说，无疑是一个精神慰藉，且与徐“文治”身份相符。对南开来说，有前大总统徐世昌这样的人物来参加毕业典礼，自然是求之不得。以徐来说，在自己失意的时候南开没有忘记自己，不愧早年捐款结下的善缘。在政界，徐素以吝啬称著，流言他当总统时，竟有“盗卖北海鱼”之说，也曾因吝啬遭大书法家华世奎的不满和嘲讽。但是他对南开还是相当慷慨，这其中虽然因与严修有深厚私谊，也与张伯苓善于回报捐款人不无关系。

这次对徐的邀请，奠定了两年后的徐捐“京钞三万元”。此后张又多次在恰当时机邀请徐到南开参观。1923年5月20日张再次邀请徐参观新建的南开大学校舍。这一天离徐复任总统后再度下野只有10天，不知是张伯苓偶然巧合之邀，还是严修早已探知徐在总统宝座上不舒服，饱受曹锟、吴佩孚倾逼之苦而有意安排的。所以严修也前来与徐伴游，并“在校午餐，泛舟而归”。1934年8月已经80岁的徐世昌与其十弟徐世章，应张的再次邀请畅游南开大学，这时的南开大学已是名满天下。这一天下起了大雨，徐在日记里惬意地表述了：“登楼远望，雨景极佳”，可见心情不错。张伯苓回报捐款人的艺术在这里又一次得以极致地发挥。

曾任北洋政府总理兼陆军总长的靳云鹏，下野后移居天津英租界。1923年靳应严修的劝募，向南开大学捐款1万元。1926年11月2日，张伯苓致函靳云鹏，请靳参加南开建校22周年纪念活动及同时举行南开女中新校舍落成典礼：“蒙枉驾惠临，非常荣幸。拟请我公特别匀暇，届时光降加以训诲，特教情殷无任欢迎盼祷之至。”对于像靳这样的人物，下野后自然有所惆怅和失落，但是如果能有南开这样著名的学府还没有忘记他，请他参加庆祝活动，则心里又是一种满足。

1930年11月24日张伯苓致电在北京的张学良，邀请少帅在返回东北路过天津时“贲临”南开大学。同年12月10日，张学良携夫人于凤至来南大参观。在欢迎大会上，张伯苓致欢迎词：“今日欢迎副司令，一方面因为其倡导和平，促成统一，功在邦国；另一方面张副司令过去在经济上及精神上，对我校有许多帮助。”接着学生代表致欢迎词。张学良在答词中说：“14年前在辽宁青年会上，聆听贵校长张伯苓先生《中国之希望》讲演，其中有中国之希望不在任何党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于每一个中国人之发奋图强，誓力救国。予闻之，大悟悲欢之非当，乃立誓尽个人之能力，努力救国。予之有今日，张先生一言之力也。”

扶危济困　情感士林

陈芝琴早年做洋行买办生意，家资富有，笃信基督教。他不但多次向南开捐款，而且还对其他公益事业给予资助，受到各界的尊敬，与张伯苓结为知己笃友。抗战胜利后，张回到天津，得知这位老友的住房被警察局借“接收”为名非法侵占，非常气愤，立即致函他的学生、天津市长杜建时，说陈芝琴先生素笃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捐建南开女中校舍，名“芝琴楼”，此外大学、男中、重庆南开中学等都有陈捐建的“芝琴楼”，其人可敬可佩。经过八年抗战，其产业衰落，目前“仅供鬻粥”。张请求杜“给予同情之援助”。此事在社会中传出，无不对张深表敬意。

同年9月29日，陈芝琴去世，张非常悲痛，经常向同人念及：“老友先亡，至甚伤恸，不惟失一知己，且生前对大中两校及重庆南开多所捐赠，实令人思念不已。”他在写给胞弟张仲述的信中说：“前为芝琴先生送殓哭泣之后，为风寒所中，致患急性肺炎经医用盘尼西林注射三四十次始愈。”可见他对捐款人的感情之深。

张伯苓对于普通人身受不公之遇，也常能尽自己能力给予救助。宋则久为天津工商企业家，曾任天津国货售品所经理。宋对南开的捐助并不多，但张仍视为知己好友。1926年只因宋欢迎过国民党军，与冯玉祥交往密切，得罪军阀李景林。李污宋为“赤化要犯”，将售品所查封，并逮捕员工10人。宋为救店救人，不得不准备满足李的要求，将自住楼房卖掉，连同流动资金凑足4万元送给李景林，李才肯放人。张从外地回到天津听说后，立即于同年11月29日写信给李的上级张学良：“查其为人，并未尝入过国民党籍，苓所深知，兹闻又有传言，谓其为国民党总务部长，殊非事实，亦乞我公代知各方面，俾免误会为荷。”

像张伯苓这样济人出危难的事例，在他的募捐生涯中有过多少次，难以知晓。这些行为到底在他的募捐艺术中起多大作用，也难以确定。但他与人为善、爱人以德的处世原则，为世人所敬佩。

合理使用捐款　坚持申请褒奖

如何合理、高效使用捐款，不仅是学校本身的事，而是涉及到捐款人的愿望和社会舆论。如果有人捐5万元，建一座校舍，而建成后仅价值3万，捐款人自然不会满意，社会舆论必有反映，下回募捐就会受到影响，反之则必然受到赞扬。所以，合理、高效地使用捐款也是一种有效的回报捐款人的好方法。

天津富商章瑞亭曾多次向南开捐款，1934年其子章玉荪、章绍廷秉承父志，向南开中学捐款10万元建一座礼堂。经过精打细算，建成后的礼堂高大明亮，可容学生2000多人，有双层斜倾式看台，舞台一侧还有化妆室，整个礼堂富丽堂皇。落成典礼时，成为天津文化界一大盛事，参观者络绎不绝。《大公报》称之为当时的“中国第一话剧舞台”，所费不过6万元。与此同时，天津英租界的耀华中学也建造了一座相同的礼堂，却花了60万。这是因为租界当局用华人纳税的钱不注重节约。这件事在当时广为巷议，对租界当局糜费华人税款大为不满，而对南开学校无不钦佩。章瑞亭一家人也为南开能有效用好捐款感到高兴。由此带动其他人对南开的捐助。

还有一次，南开大学建两座相同的学生宿舍，第一宿舍是由建筑公司设计施工的，花了5万元。第二宿舍是他们自己设计建造的，只花了两万元。两座宿舍大小相同，只是第二宿舍没有地下室，暖气不是用“片”的，而是用“管”的。可见南开精打细算，处处注意节约，可以让每一位捐款人放心。

南开对捐款兴学者，历来坚持向教育部门申请褒奖。卢木斋是著名学者和实业家，早年任直隶提学使，对南开多方维护，其中既有公款补助，也有私款相赠。南开大学创办后，经亲家严修的劝说，卢慷慨捐出10万元建图书馆。张伯苓以南开大学名义向教育部申请褒扬。1930年1月2日，国民政府颁发的《捐资兴学褒扬状》转发到南开大学，张率领南开师生敲锣打鼓送到卢府，沿途招徕路人围观，形成捐资兴学光荣的社会风气，卢木斋也十分欣慰。

天津士绅王心容曾向南开小学捐1万银元建礼堂。南开校董会呈请市教育局转呈教育部给予褒奖。经国府批准，由教育部颁发甲字第34号奖状，于1931年1月31日转到南开学校。文曰：“天津市民王心容，以私财建造南开小学部礼堂一座，计值银一万元。照捐资兴学褒奖条例规定：特授予一等奖状。此证。兼理教育部长职务蒋中正。教务次长刘大白代行。中华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张伯苓带领男女教职员和学生代表敲锣打鼓把奖状送至王宅。

1935年9月4日，教育部根据南开的申请，对本文所述章氏兄弟捐款兴建南开中学礼堂的褒扬状转发下来，文曰：“河北省天津市公民章玉荪、章绍廷捐助私立南开中学礼堂建筑费，合计国币七万三百元。按照捐资兴学褒奖条例之规定，授予一等奖状。”张伯苓带领学生敲锣打鼓将奖状送到章府。

尊重事实　致祭逝者

南开学校对于像袁世凯、李纯这样地位较高、捐款数额较多、社会影响较大的捐款人，采取命名建筑物、挂牌匾、建纪念堂、立铜像、举行纪念活动等方式，取得很好的社会影响。

早在1907年4月，南开兴建新校舍，当时任军机大臣的袁世凯因严修的关系，向南开捐款1万银元。这是南开创办后获得的第一笔数额最大的个人独自捐款，对南开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带动了其他官员对南开的资助。南开以此款兴建一座礼堂，为表示感谢，定名为“慰廷堂”(袁字“慰廷”)。这是南开第一座以捐款人命名的建筑。民国后，袁世凯权倾一时，由内阁总理而总统，由总统而“皇帝”。张投有因此而趋炎附势，也没有借袁的声望抬高自己，弃教为官；而是安心他的南开教育，苦心积虑地四处募捐，赢得社会人士的赞誉。至袁死后，各地声讨诛伐，张亦没有因其“万夫所指”而改变对袁捐款兴学这一事实的态度，“慰廷堂”的牌匾依然供瞻，后来还是在学生和校友的多次要求下，才撤下牌匾。当时有一种现象，某人得权当道时，就吹捧无限，下台后又贬损其一无是处，这种不尊重事实，前后矛盾的褒贬，常常让人不可理解。而张伯苓不是这样，他不因政局的变动，而改变对捐款人的态度，是其不断获得捐款的一个原因。

1920年10月12日，一向重视教育、在天津创办过3处秀山小学、曾多次捐助南开的“天津老乡”、时任江苏督军的李纯自杀。李在临死前立下遗嘱，将家产的四分之一，约合50万元捐给南开大学作为永久基金。这对创办不久的南开大学来说，不但是一个极大的经济支持，也是巨大的精神鼓励，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由此带动其他有识之士、包括北洋军阀在内的许多人对南开的资助。

1921年4月南开大学收到李纯遗嘱的10万银元，以及不能兑现的200多万元“九六公债”(折合约50万银元)。张伯苓以南大董事会名义，推举李纯为大学创办人，李纯之弟李馨为南大基金保管人。南开以此款立即兴建一座礼堂，为纪念李纯，命名为“秀山堂”(李纯字秀山)，还在堂前立李纯铜像。每年在李纯忌日时，校方都举行纪念活动，由张伯苓出面，喻传鉴坐陪，邀请李纯家人，包括李的故旧部下、妹妹等人前来在铜像前致祭。致祭后，宴请座谈，缅怀其捐款兴学事迹，畅谈南开发展的前景。天津各报竟相刊载，传为佳话。多年来成为传统，直到抗战爆发，南开迁校四川，条件不许可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