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正式宣告成立。在成立大会上，老舍真诚地说:“我是文艺界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上与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做的一切，我确是做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老舍是全国文艺界的一面旗帜

2009年2月3日，是我国饮誉世界的文学家老舍先生诞辰110周年的日子，社会各界以各种形式纪念这位文化巨匠、语言艺术大师。北京市文联、中国老舍研究会、北京语言大学、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老舍纪念馆等以不同的形式开展了纪念活动。

2月3日，在北京市文联举办的“缅怀敬爱的老舍主席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座谈会、图片展览”系列活动上，北京市副市长蔡赴朝说:“老舍先生既是全国文艺界的一面旗帜，更是我们首都北京的骄傲与自豪。老舍先生的艺术是深深根植于人民大众之中的艺术，无论在旧社会还是在新中国，他始终与人民休戚与共，心心相印，以为人民写作为己任。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他所熟悉和深爱着的北京普通人民的生活和情感，他那醇厚、传神的语言词汇也都源于劳动人民，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光辉，是深受广大文艺工作者爱戴和人民喜爱的人民艺术家。”

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朱明德讲到，老舍的一生是灿烂辉煌的一生，他的情感与祖国和民族的命运相连，他把自己的创作热情融入新社会，紧跟时代的步伐。老舍先生在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期间，以其勤奋多产被誉为“文艺队伍里一个劳动模范”，为首都文学艺术事业的繁荣发展和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青年作家蒋泥推出了评传作品《老舍的沉浮人生》，以纪念这位文学大师。该书详尽介绍、剖析了老舍成长过程中的曲折经历、情感历程、作品的艺术特色以及老舍1949年以后的经历，并从多角度试图还原出老舍沉湖自尽前的历史场景。

老舍的“人品和作品同样精彩”

北京市现任文联主席金铁霖感慨，老舍的“人品和作品同样精彩”。

据北京人艺苏民介绍，自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革”开始，老舍共给人艺写了17个剧本，名剧《茶馆》就是其中之一。“这出剧，最初叫《人民代表》，后来才在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等人的建议下改成如今的《茶馆》。”

苏民还透露，于是之曾代表人艺到老舍家“退”过剧本。“老舍招待年轻人特别热情，搞得于是之摸剧本的手从包里拿出来又搁进去，拿出来又搁进去，退稿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直至老舍带于是之出去吃好饭，两人在路口“分道扬镳”时，老舍才叫于是之“把包里的东西拿出来”。接过剧本，老舍先生只说了一句:“剧本啊，哪有写一个就成一个的啊?”

北京人艺话剧表演艺术家郑榕扮演过《龙须沟》中赵大爷一角，他说，演员们最爱听老舍先生读剧本，听他一读，仿佛这个人物就活了!我当时非常幼稚，光想着在生活中先找个进步思想的泥瓦匠来模仿。碰壁以后进排练场老挨批，只好早起一小时到朝阳市场一带去补课。导演见我老想教训人，就用一些打蚊子、揩汗、系腿带等生活动作来诱导我。后来老舍先生来看排练，说:“郑榕婆婆妈妈的还像个老泥瓦匠。”这才给赵老头定了性。“爱教训人”和“婆婆妈妈”表面相似，却差别极大。老舍先生说过:“幽默者的心是热的，讽刺家的心是冷的，因此讽刺多是破坏的……幽默似乎把人都看成兄弟，大家都有短处……”《龙须沟》演出成功，老舍先生赢得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他要在家里宴请我们，他请来的是过去走街串巷、背锅砌灶、为搭棚办喜事摆宴的大师傅。老舍先生说:“可别小看了他，光用猪肉他就能做出一百样以上的菜来!”就这样，《龙须沟》戏组全体人员那天坐在丹柿小院的板凳上享受了一顿毕生难忘的“庆功宴”!

“回来吧!文化!回到复兴之路”

1980年初，朱光潜曾说:“据我接触到的世界文学情报，目前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也只有沈从文与老舍。”老舍被公认为上世纪中国作家中较早具备世界性的作家之一。有一个统计，中国内地作家的作品中，被国外翻译最多的要数老舍，他的《骆驼祥子》被译成30多种文字，光是俄语版就发行了70多万册。2002年，德国、法国、瑞士不约而同地出版了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然而老舍本人却一直保持着谦虚的创作态度，他在《我怎样写〈剑北篇〉》中说:“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天才，但对文艺的各种形式都愿试一试。小说，试过了，没有什么惊人的成绩。话剧，在抗战中才敢试一试，全无是处。通俗的鼓词与剧本，也试写过一些，感到十分的难写，除了得到‘俗更难’一点真经验与教训外，别无可述。现在，我又搬起分量最重的东西来了——诗!我作过旧诗，不怎么高明，可是觉得怪有趣，而且格式管束着，也并不很难凑起那么一首两首的，志在多多学习，现在我要作的是新诗。”然而，正是他所谓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天才”，使他使用一种真正艺术化了的活的语言，创造出了令人民喜闻乐见的诸多佳作。老舍的小说和散文，都可以朗朗上口；话剧的对白，更是活泼传神；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语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点。

作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老舍废弃了封建士大夫笔下的文言，也没有采用话本小说、戏曲说白中的近代白话，而是从现代口语中创造便于反映现代生活、表达现代人心理活动的现代白话，作为新的文学语言——老舍对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他是北京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更重要的是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和提炼文学语言。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凑、过于欧化的学生腔的毛病；讲究提炼，能够脱离粗糙的自然形态，克服照搬滥用方言土语的弱点。老舍认为作家的风格首先体现在语言上，他的语言的确成为了表现艺术风格的重要手段，连他的理论文章的语言都是很有个性特征的。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还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围。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人主张以他的作品作为“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老舍致赵家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现代汉语教科书中经常引用的范例。

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通俗性、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因此较早地突破了新文学只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间流传的狭小圈子，为广泛的读者所喜爱。后来又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娴熟地运用“京味”十足的文学语言等特点，受到一些后起者的仿效。

“到手的”诺贝尔文学奖飞走了

最近，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提名问题，被炒得沸沸扬扬；而“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几乎被老舍得到”这一事实，长期以来却鲜为人知。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一次文学讲座上，老舍先生的儿子、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舒乙说，中国作为文学大国，始终没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原因除了政治偏见以外，还因为中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的太少，在交流上存在着技术上的难题。而老舍当时在中国作家中恰恰是作品被译介最多的，连瑞典文的也有。另外，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程序也很复杂，先是由国际著名学者进行提名，被提名者可能有几百人，然后层层筛选，最后剩下5位候选人，再由评选委员秘密投票，得票最多的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老舍在1968年被提名，到了最后5名还有他。秘密投票结果，第一名就是老舍。但是在1968年，中国已经进入了“文革”高峰。各国在传老舍已经去世，瑞典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下落，又发动其它国家进行联合调查，中国官方当时对此没有答复(编者注:老舍逝世于1966年8月24日)，瑞典方面断定老舍已经去世。由于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4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有一种情愫我们应该学会珍惜

新中国成立60周年，人们正在对20世纪中国文化走过的路程进行回顾，对其精神遗产进行清理和选择。为了前行的路，有一种情愫我们应该学会珍惜，鲁迅、郭沫若、茅盾、夏衍、丁玲、巴金、老舍、曹禺、叶圣陶、冰心、艾青、闻一多、朱自清、冯至等等，这些亲切而耀眼的名字，正是他们所提供的精神食粮，温暖了那些饥寒交迫中痛苦挣扎的人民的心灵。也正是他们，以他们的才华和良知，用来自于人民、最接近人民的艺术形式，谱写了那场中国人民自己的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