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一书中，乔松都以一个女儿的独特视角和挚切情感，为读者展示了外交家乔冠华和龚澎的传奇人生和三十年风雨同舟的动人情感。本书还首次披露了其母1970年因病去世后父亲再婚的境地，并回应了关于乔家“家变”的种种传闻。现摘如下：

　[爸爸的难言心事]

1973年初的一个下午，家中只有我和爸爸两个人。爸把我叫到了客厅，点燃了一根烟。我静静地陪他坐着，等待他先开口。

其实，两个月前哥哥就告诉我，爸爸已决意再婚。哥哥还说，一些知情的同事和朋友谈到这位女士当时的婚姻状况及一些做法时，都感到忧虑(2007年当事人已就这段经历在香港出书)。他们认为，爸爸已经撑过最艰难的时期，正走向事业的高峰，现在“文革”尚未结束，还是谨慎为好，不要辜负了老同志们的期待。哥哥将这些议论中的部分内容以转述的方式极其婉转地告诉了爸爸，可是爸爸听不进去。此后，哥哥几次试图同爸爸深谈，都没有进行下去。

哥哥说，我们希望爸爸今后生活幸福，不反对他再婚，但我们希望爸爸能选择一个合适的人。他非常严肃地告诫我，爸爸的事情最终只能由爸爸自己决定，子女不能说反对的话，否则一旦有他人挑拨，连最起码的关系也难维系了。

哥哥长我9岁，中学时就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会主席，“文革”前在清华大学又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一般情况下，他说的话我都听。可这回，情况不一样。哥哥成家了，只有我跟着爸爸过。我想，爸爸要找就找一个善良诚实的人，她不但接受现在的爸爸，也接纳爸爸的过去。对爸爸好的人也会对孩子好的!这是我心里的小九九。

满屋子都是中华牌的香烟味儿，一根儿烟抽完了，爸爸终于说话了：“我想找个伴儿，你们都在外面忙，我一个人很寂寞。可是我还要这个家，你和你哥哥谁也不要离开我。”爸爸说，彼此都是有孩子的人了，他向对方提出的条件就是孩子们都不离开他。望着和妈妈生活了将近30年的家，爸爸的声音哽噎了：“我们一家三口不能再分开了!如果我们再分开就太对不起你妈妈了!”至今他那呜咽的声音还回响在我耳边。

我点点头，爸爸，我愿意你过得好，我和哥哥都希望你找一个对你合适、对咱们家人都好的人。爸爸认真听着我的每一句话，沉思片刻后，他像对待老朋友一样诚恳地对我说：“你的话爸爸全都听进去了，我知道你是为爸爸好，我会当心的!”爸爸欲言又止：“要是你再早一些对我讲这番话我会采取另一种做法的，可现在……已经有些晚了。”当时我没有完全听懂他的话。望着女儿疑问的目光，爸爸低下了头。

怎么能让19岁的女儿更多理解自己此时的境地呢?这是一个艰难的话题。爸对我说：“我尽最大可能争取最好的结局，不管怎样，我走到哪里就把你带到哪里。有一件事是我保证可以做到的，今后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和变化，我决不会做对不起你和伤害你的事情!”

作为子女和这场家庭变故的“接受者”，我当时还不清楚事情的全貌。记得此后不久的一天，爸爸回家后就对我说：“有人把我们家的事告诉主席了……”在那样一个年代，伟大领袖有着至高无上的威慑力，作为一个“毛主席的小战士”又能说什么呢?以后，我们父女间再也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话题。

[哥哥为什么要搬走]

又一个牛年来到了。

春节过后，我的小侄子快出世了。爸爸对哥哥说，他希望哥哥一家三口能够搬出去住(当时我们全家住在一套单元房子里)。爸爸说，他需要一个安静的生活环境。爸爸希望哥哥另行安排住处(按父亲的要求，小侄儿出生后，一直没有回过报房胡同的家)，可是，成家不久的哥哥搬到什么地方呢?在住房紧张的上个世纪70年代，这可是大难题。住房都是单位分配的，哥哥参加工作只有几年，这样的资历是排不上队的，买房就更没有这一说了。

爸爸委托有关部门协调此事，当时有关部门已经做了相应的调整，准备把哥嫂和即将出生的小侄子安置在同一条胡同的另一座宿舍楼里。房子很简单，但好处是距离父亲近一些，家里有什么事可以随时过去。爸爸生性不喜欢求人，能够有这样的安排已经很好了。我还记得他回家告诉哥哥这个消息的时候，脸上洋溢着欣慰和慈祥，让人感到暖融融的。

然而，第二天爸爸一出去就改变了主意。这样反复了两次，我猜出来了，爸爸准是遇到了难题!可我感到困惑，组织上已经考虑到家里的困难了，还有什么是不可逾越的呢?最后，爸对哥说，他的住房是国家分给他工作用的，除此之外，他不能向组织提出更多的要求，爸爸让哥嫂自己想办法解决。

尽管无处分房，更无处买房，可面对父亲的难言之苦，做儿女的只有体谅和理解。哥哥决定，和怀着小侄子的嫂子回丈母娘家，在一个大革命时期的红军老干部家里住下，嫂子的妈妈张开双臂热情地欢迎孩子们。

时间飞转，预产期将至，哥嫂携带一些随身的用品在嫂子家住了下来，那是一处朴素的四合院，他们准备等孩子平安出生后再慢慢安顿。报房胡同的家越来越寂静了，静得令人感到丝丝的寒意。除了周末，爸爸每天都归来得很晚。

8月中下旬的一天，哥哥终于搬走了。本来哥哥搬走早已成定局，只是没有去处拖了下来。爸爸允许哥哥继续使用他小屋里的家具和物品，哥哥带走了其中的床、桌子和书架，离开时应宿舍管理员小贾要求，列出了清单，并签了名(当时家里使用的家具都是租用单位的)。

母亲去世后，父亲一直说，家中一切摆设保持母亲生前原样，谁也不许动。可不到两年，情况大变，哥哥担心他走后，母亲的物品将被弃之如垃圾(事情果然不出所料)，所以，匆匆将母亲的一部分衣物、信札、随身用品等一起带走。哥哥的同学帮助借了一部老解放牌汽车运走了这些物品。

当时，家里够得上“大件”的物品是我每天练琴用的东方红牌立式钢琴；我的东西是两个约60×40×50厘米的木制包装箱，里面装着儿时攒起来的小人书、各国糖纸、在海边收集的贝壳、爸妈出国为我买的洋娃娃……

爸妈一生两袖清风。妈妈常说，共产党员没有私人财产，除了买药看病等临时费用外，他们没有其他储蓄。唯一值点钱的，大概算是爸妈留下的几幅字画、册页等，但这些东西我们连动也没有动过。

家里就剩我和爸爸了。那时我一直以为，我有把握和父亲沟通。我想马上告诉爸爸，不管他将来搬到什么地方，无论如何要把钢琴保存下来。可是父亲上班还没回来，我要按时回单位(部队规定战士不能在外过夜)。怎么办呢?情急之中，我在一张便条纸上给爸爸写了几行字，拜托他一定要替我保存好这架妈妈留下的钢琴，然后用胶水将其贴在钢琴头上。我想，爸爸下班回家就能看到我的留言了，他会明白我的意思的!即使爸爸顾不上，我相信周围的长者，他们一定会协调处理好这件事的。可是我实在是太天真了!此后不久，我再也没有见到那架东方红牌钢琴。

30年后，一些媒体在从未与当事人核实的情况下，对乔家的事情作了片面失真的描述，一些误传在弥散着。而哥哥搬家这件事亦被刻意渲染，严重损害了他的声誉。有媒体煞有介事地说，乔冠华的儿子从家中擅自拿走了几百张唱片，并引伸出“乔的子女搬走了一切”。首先，我家从来没有数百张唱片，更不要说经历“文革”抄家浩劫之后了。其次，哥哥至今保留着封套有母亲签名的唱片。至于搬走一切的说法更属子虚乌有，完全违背了事实真相，作为亲历者，我们有必要还历史一个真实的面目。

　[我离家时心被撕裂]

当我照例从单位倒休回家时，我惊讶地发现，家里的大门重新换了锁，原来的老钥匙不能用了。十几分钟后，家里新来不久的保姆M买菜回来了，我跟着她进了家门(在我家做了十几年的老阿姨不久前走了)。不管怎样，我打算先配一把新钥匙，M顿时紧锁眉头，她向我透露说，已经有人交待过，她不能把大门钥匙交到我手里。

我不想和她多纠缠。不给钥匙就算了，我直接去找爸爸要!“那不行!今天的事你不能告诉他!”M狐假虎威地说。

“为什么?”我惊讶了，“你有什么权力干涉我们家的事情?”“不是我不给你钥匙，是有人交待安排了，我不这么做就别想在你家干下去，我家还有孩子等着我供养上学呢!”M又变得可怜兮兮的。

我冲动地回到自己的小屋子，从柜子里翻出几件换洗衣眼，塞进随身用的小挎包中……我刚刚靠在床上松口气，M紧跟着走进了我的屋子。呦!你这是去哪里啊?我愣了一下，这是我的家，我去哪儿?

“那你收拾东西干什么?告诉我你要去什么地方，我也有个交待啊!”对我来说，离开家只有回单位宿舍，可是M对我的回答似乎不满意：“宿舍是临时休息的地方，你打算长住在哪里?”

本想先在家休息一下再说，前一天我在单位值晚班，此刻只想躺下来好好睡一觉。或许，睡一觉冷静下来一切就平静了，此时脑子里很乱……可M瞪着一双混浊的眼睛站在我的屋子里不走，“你快说，你准备去哪里呀?要不然我没法跟你爸交待啊!”我能去哪儿?我是爸的亲生孩子，从小在他身边长大，我的根就在这里!可M一步步逼问得紧。我不想靠家里，我自己能独立生活!在这样的激将下，我犹豫的心逐渐坚定起来。我看了一眼小挎包里的东西，里面是一件淡蓝色的确良衬衣，两三条换洗的裤子和几双袜子，还有从抽屉里随手拿出的手绢和一本爸送我的《马克思传》。在拉上拉链的时候，我的手有些颤抖。

与爸妈在一起的往事化作无数金星在脑海中闪烁着，也不知怎么走到的大门口。我惊讶地看到，M早已直挺挺地站在门口恭候。走到306室外面我站住了，最后回头看一眼亲切的家，心仿佛被撕裂一样。

　　[原来的家彻底没了]

在集体宿舍住了一周之后，哥哥打电话告诉我一个简短的消息：咱们报房胡同的家已经腾空并要交回部里，你不要再去了，爸爸已搬到别的地方去住了。这个消息是由爸爸单位的工作人员通知他的。

片刻我才缓过神来，我问电话那一边的哥哥：那搬家了怎么没提前告诉我们一声呢?哥说：“刚刚我才知道，这不是告诉你了嘛?”此刻我真想插翅飞回去，家里还有许多东西要收拾：我读过的书，穿过的衣物，巴扬手风琴，费了很多心血制作的天文望远镜……还有妈妈的遗物。

“那我这就回家，回报房胡同看看，收拾一下妈妈和我们留下的东西!”

“回家?”哥哥笑了，“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报房胡同的房子已经腾空收拾干净，交还外交部了，哪有什么家?你去找谁?你去看什么?房子是国家的，妈妈不在了，爸爸搬走，交回住房是按国家规定办的。”

什么?报房胡同的家就这样没了!她和妈妈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那年头我还没够上找朋友的年龄，看来，我真的要浪迹天涯了!我欲哭无泪：“那爸爸住的新地址呢?”哥哥说，还没有通知他，目前只知道那是一个四合院，“这件事就这样了，没你什么事，就别问了。”哥哥在电话中叮嘱我：“一定沉住气把现在安排好，最重要的现实问题是你要有一个固定的宿舍，否则你今后怎么生活下去!”

放下电话，我首先想到当务之急是要为自己“号”一个相对稳定的铺位。在热闹的集体宿舍里，我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安顿好一切。然后便骑着自行车一口气从北师大骑到西单，又骑到电报大楼，这里没有认识我的人。我停下来，再也不想忍耐，面向东方(我家住东城)放声痛哭。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没有出嫁的女儿总是与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的，即使远在万里之外学习工作，也有探亲回家的这一天，可是我却被迫离开了家和父亲。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承认，在经历了这场家庭变故后，我们家原有的格局被打破了，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与爸爸生活了几十年的亲人一个个从他身边消失了，我从一个备受呵护的女孩子成了一个“独行者”———从20岁开始，我走上一条完全独立的生活道路，独自在人海茫茫的世界里打拼着。爸爸的选择改变了他自己的轨迹，也改变了女儿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