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苏轼独立见解和独立人格依然故我，又不赞同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的新法。于是他又不得司马光派的赏识，不曾飞黄腾达。又过了数年，司马光派失势，苏轼却被认定为司马光派，又被贬官。司马光执政时宋哲宗的年号是“元祐”年号，这一时期的官员被称为“元祐党人”，被打入“另册”，苏轼自然也在册中。此后苏轼被一贬再贬，直到贬到遥远的海南岛。好在宋朝不杀文士，所以苏轼也只是被一贬再贬，而没有削职为民，更没有被杀。官小了，俸禄低了，但温饱还是有保证的。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

　　苏轼无论被贬到哪里，都仍然忘不了、放不下自己的文学生活，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写作。每到一地，都留下了优秀的篇章。在山东密州，写下了《密州出猎》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被称为 中秋节的绝唱;在赤壁，写下了气势磅礴的《念奴娇·大江东去》和前后《赤壁赋》;在黄州、在琼州，也都风流倜傥有遗篇。虽然其中也流露出“人生如梦”的低迷，但主旋律乐观向上，倾注了他对生活的热爱。

　　所以他也才被列入了诗词的“豪放”一派。不仅如此，他每到一处，都不凑合地过日子，“食不可无鱼，居不可无竹”，尽量把自己安排得舒适一些，为自己盖自己设计的房子。也“入乡随俗”地享用当地的特产。如在惠州，当地出产荔枝，他就“日啖荔枝三百颗”，让自己活得有滋有味。给有的人，处在这样的一贬再贬的背井离乡中，还不知道怎么怨天尤人、痛不欲生呢，可 苏轼，无论多么颠沛漂泊，都保持着一种好心情，乐观、潇洒、豁达地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