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仃爷爷九十多岁了，口头语还是：我是个小学生。

放眼二十世纪中国，艺术界再也找不出一位像张仃这样百科全书式的大师——早年悲郁沉雄的抗战漫画；开国时承担的国徽、政协会徽和一系列开国邮票、宣传画的设计，以及新华门、中南海怀仁堂以及天安门等建筑装饰设计；上世纪五十年代被称为“山水画革新里程碑”的水墨写生；六十年代“毕加索加城隍庙”的装饰绘画；七八十年代首都国际机场、长城饭店、北京西直门地铁站、贝聿铭设计的香港中国银行大厦等处的巨幅壁画，以及《哪吒闹海》等动画片；晚年风骨峥嵘、意境苍茫的焦墨山水以及炉火纯青的篆书书法……但他还是把自己当做一个小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下。我对他说：“我要写你。”他反问：“我有什么好写的?”

2009年，我作北京电视台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我爱你，中国》总撰稿，想把他请到演播室作采访，做了半天动员，软硬兼施，连哄带骗，把爷爷骗到电视台，只说了几句，他发现上当了，就“封口”了，打死也不说。

主持人问：“张老，您再想想?”

他说：“记不清了。”

主持人问：“张老……”

他的回答永远只有一句：“记不清了。”翻译成外交辞令就是：“无可奉告。”

他并非说谎，关于他自己的经历，许多真的是他“记不清”的。当年他对延安的环境失望，他不写《野百合花》，也不写《三八节有感》，而是一怒之下决定出走，毛泽东亲笔手书，劝他留下，这封“最高指示”，他不知塞到哪里；粉碎“四人帮”后，方毅副总理给他落实政策分房子的条子，他弄丢了。很多事情，他表现一种“难得糊涂”的漠然。

1976年，黄苗子和郁风去香山看望养病的张仃，他们像村子里的孩子们打听张仃，没有人知道，又向他们打听一个白头发的画画的小老头，孩子们都知道，争着给他们领路。爷爷喜欢“小老头儿”这一身份，这一属于普通者的、非权力化的身份让他心里踏实，他不做“大师”状，这是一种大自由。

有一次，在香山，黄苗子惊讶地发现，这个被打到社会底层的臭老九仍然“诗意地栖居”着。他买来了小学生临帖用的元书纸，借用村里小学生的一管秃笔、一方残砚，这样就开始作画了，像一个小学生一样，以好奇和兴奋的目光打量眼前的世界。《香山》十四开册页那批画，是他较早的焦墨探索之作，在故宫博物院，我面对这批原作，心想，即使今天看来，仍然是精品。陆俨少当年看到这些画，写了四个字：“外枯内膏”。这个世界上只有创作这一件事情能让他投入，他不再需要别的。

爷爷深知中国民间的好，以至于他晚年在京郊九龙山，自己设计建造了一座风格古朴的建筑作为最后的居所，在那里，听得见狗吠，看得清星月。房子里面，蓝印花布、手工贴纸这类民间工艺品到处可见。他不会被城市里的高档公寓、宽大气派的画室、记者的镜头、众星捧月的画商以及一大堆吓人的头衔隔离起来，他知道那是来自功利世界的阴谋，而所有的阴谋，在他淡定的面容面前都显得不堪一击。

这个自然面前的小学生，每天清晨都会做早课，认认真真，毕恭毕敬。

昏迷五个月后，他去世了，不知这算不算逃学?我想他在另一个世界里，也会找到自己的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