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对于他而言，已经成为传达信仰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方式；当信仰与拍摄合为一体，他的影像表达的便是对人类生存的宗教性感悟。

动身之前，杨延康再次检查了摄影器材：两台莱卡的相机，一个35mm的镜头，一个50mm的镜头，若干黑白胶卷。就这些，足够了。很少有人会选在12月去西藏。杨延康却不介意：“这个时候人少啊。而且山上都是雪，拍片漂亮。藏区的人，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裹一张毛皮就可以过冬。我为什么不行?”已经53岁的杨延康，现在一年有7个月的时间呆在藏区。其余时间，他在深圳，把自己关在暗房，看着照片一张张地从药水里洗出来。那是他的作品，更是他的信仰。

杨延康从一开始就对底层的生活感兴趣，在深圳的大街小巷捕捉平凡人的身影。然后，他采风的地方越来越多，西藏、四川、云南、甘肃、陕西……1993年，他正式举起相机，开始对心里沉淀许久的陕北乡村的天主教生存状态进行影像考察。一开始，他采取的是一种“望教”的姿态，也就是以一种外部观察者的身份，捕捉天主教徒们的一举一动。但他渐渐发现，很难捕捉到教徒们最自然、最真实的状态。更重要的是，他对观察者的“外部”定位本身也起了怀疑。“如果我顽固地维护那种所谓‘批判’的意识，就会对拍摄对象采取一种猎奇的，甚至嘲讽的心态，刻意地去寻找他们身上那些矛盾的、不合时宜的，甚至所谓‘愚昧’的东西”，杨延康说：“但这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我想要拍出他们的真情他们的心灵。”于是，杨延康在1997年受洗，成为他拍摄对象中的一员，此举让这位摄影家完成一个根本的转变，把影像从视觉层面转换到了信仰层面。

2002年，杨延康十年磨一剑的“陕西乡村天主教”在京展出，轰动全国。评论指出，杨延康的作品体现出“对真相的深刻尊敬和对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积极诠释的创作欲望”，其工作已经超出摄影本身，而成为有社会史学价值的图像文本。

2003年1月，杨延康去了甘肃的拉卜楞寺。就在那座寺院，杨延康皈依了藏区佛教，开始“藏传佛教”的主题拍摄，这一次，他依然打算花10年的时间。一会儿接受天主教受洗，一会儿又信仰藏传佛教，许多人质疑杨延康的宗教态度。有人批评说，他的信仰完全处于功利目的，为了拍某个教，就去“信”某个教。杨延康对此不置可否，在他看来，宗教没有太多的框框和壁垒，关键在于内心的虔诚，在于你是否真的信仰，在于你是否能从信仰中得到信念、信心，以及随之而来的幸福。他还告诉记者一个小故事。一年春节，两位陕北的天主教神父到深圳去找他。正巧，一位藏区的活佛也借住在他家中。四人共处一室，其乐融融。他们一起畅谈宗教，惺惺相惜。不过杨延康也坦言，说到底，他最信仰的，也许是“影像教”。

为了捕捉最真实的图像细节，杨延康使用便携而隐匿性高的35毫米莱卡相机。那些在朝圣之路上三步一拜的藏民，自然被他收录在胶卷里；但他更关注的，是出家人僧众们如何度过他们的日常生活。他拍摄阳光下玩耍跳跃的小喇嘛，脸上带着微笑逗引小猫的年轻女尼。已过知命之年的杨延康至今单身，没有孩子。但他用看着家人的目光注视身边，那一草一木，一沙一石，天地之间，皆是神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