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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大书写耿飚 - 人物故事6

历史今天:1988年11月15日 巴勒斯坦独立宣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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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大书写耿飚

耿飚,我国杰出的军事家、外交家。我国第一批派驻外国的十位大使之一。他一人曾同时出任瑞典、丹麦、芬兰等三国大使。

他的一生,经历丁数不清的大仗恶仗和大小战役,惊心动魄,辉煌传奇;他的一生,始终践行“三敬”:敢讲真话,敢做实事和敢负责任;他的一生,严于律己,对干部、对妻儿坚持原则,不徇私情。纵观耿飚91载的人生途程,无疑是人生的一部大书。

他是第一个敢于对阿尔巴尼亚说“不”的中国共产党人

1968年度,耿飚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终于走出了“牛棚”。

1969年5月16日,他作为党的“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位大使,来到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他遵照中央方针,为推动和增进两国团结合作的关系,积极开展友好工作。但是,他从阿领导人谈话中渐渐地察觉到,中阿两党在一些国际问题的观点上有着深刻的分歧。特别令他忧虑和棘手的是我国对阿的援助问题。

众所周知,我国对阿援助一直是在外遭帝国主义势力封锁,全国人民勒紧裤带的情况下提供的。从1954年以来,我国给阿的巨额经济、军事援助高达90亿元人民币。要知道,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300万,平均每人高达3000多元。这对当时每月工资仅几十元的中国广大工人和一年收入只有十几元、几十元的中国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可是,在阿方领导人看来,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天经地义。阿劳动党总书记霍查曾毫不掩饰地说:“你们中国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阿总理谢胡竟然反问道:“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访阿期间曾问谢胡:“你们拿了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的回答说:“我们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身负中国驻阿特命全权大使重任的耿飚,怀着一腔对祖国对人民忠诚负责的情怀,开始有意识更是顶着巨大风险在阿一些地区进行实地考察研究,一桩桩触目惊心的事实令他更加感到问题非同小可:第一、阿方在向我国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要求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我国广大的城乡除了北京、上海等大都市,连黑白电视机都少得可怜!第二、我援阿纺织厂建成后,他们却无米下锅没棉花。我方还得动用本来就少得可冷的外汇为其进口棉花、织成布、做出成衣,反过来硬要卖给我们从中赚钱。第三、我对阿方提供的军事援助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巨大,远远超出了阿国防需要。第四、我援建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阿方一公顷地达到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第五、阿副总理查尔查尼提出,要我帮助更换化肥厂主要设备。按说,要更换也应更换我国生产的设备。阿方竟然指定要从意大利进口,我们却委曲求全,用国家外汇购买,再帮助安装。后来,这些设备坏了,查尔查尼仍坚持硬要我国再用外汇从意大利进口送给他们。“天下的好事不能让你们占尽了。”刚直不阿的耿飚当即断然拒绝。

令耿飚尤为痛心的是,阿方对我援助物资的浪费惊人。他亲眼看到:在阿方马路边大量堆积的电线杆,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成的。我国援助的水泥、钢筋,绝大多数被阿方在仅有2874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高达1万多个!我国援助的化肥也被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而当时在国内,这类物资十分紧缺,按计划限量供应,远远不能满足生产建设的需要。

耿飚,这位贫苦农民的儿,童工出身的外交官,心潮难平,寝食不安。他认为,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一要按照我国的实际能力量力而行;要根据对方实际需要用好援助的物资。如果像现在这样援助,实际上是把我国人民的劳动成果倒进了一个无底洞!这不仅加重了我国经济困难,而且也养成了对方的懒惰习惯和依赖心理。作为大使,应该把这一真实情况如实向国内高层领导反映。可是,赴阿前夕,周总理当面指点他:“派一名中央委员去任大使,表明我国对发展中阿关系的重视。阿尔巴尼亚是当前我国外交的重点国家之一。”“加强中阿两国的团结合作,对整个外交工作的开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毛主席更是多次称赞阿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

汇报了真实情况,如果被误解甚至被利用,岂不等于“说了‘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的坏话?”“帮助了帝修反?”后果难测呵。万一被“中央文革”扣上几顶“反对国际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岂不要二进“牛棚”?

对国家对人民强烈的责任感,驱散了他心头的阴云,决心将个人得失乃至安危置之度外,将一股激情凝聚笔端,给当时主管欧洲事务的乔冠华副部长写了一封长信,一针见血地提出:我国对阿的援助客观效果并不好,不但没有使他们的经济得到发展,反而助长了他们的骄傲、懒隋和依赖思想。他大胆提出了对援阿规模、内容和方法均须重新考虑、通盘调整的重大建议。乔冠华对他如实反映情况的精神和胆略表示赞赏,对他提出的修改援阿方略的建议也表示肯定,立即将耿飚的信转报中央。不久,当耿飚回国述职时,李先念风趣地对他说:“你胆子真不小呵,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周总理高兴地告诉他:“毛主席看了你的信后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我要问问在座的,如果做错了事,老百姓还会不会赞你们求情?!”

耿飚,无论是在乱云飞渡时,还是身处逆境中,乃至青云直上、身居高官时,他都能一如既往地不讲违心话,不做违心事,挺直脊梁真真正正活在百姓之间、天地之间。

“文革”结束后,耿飚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等重要职务。但是,他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有多高的职位,一颗赤诚之心从来没有离开过人民群众。

1991年,心里装着陇东人民的耿飚和夫人赵兰香商量重回阔别50年的庆阳,看看那里的父老乡亲,特别想在庆阳庆祝他俩整整50年的婚姻。

这年7月初的盛夏时节,夫妇双双来到了陇东大地,来到了赵兰香任教的那所学校,来到了当年举行婚礼的那间教室,来到了田家城度过新昏日月的窑洞……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半个世纪过去,一桩桩一幕幕美好的回忆仿佛就在两位老人的眼前:

庆阳一带地区有个习俗,女子不与外乡人谈婚论嫁。赵兰香的父亲指望女儿不再为贫困所累,能在当地嫁一个家庭比较富裕、有一定地位的人家,更不忍吧女儿跟着耿飚过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反对这桩婚姻。

他哪里知道女儿的心思:耿飚渊博的知识,平等待人的作风,特别是他从一名矿工成长为红军高级指挥员的传奇经历,已经深深地打动了女儿的心,暗暗下定决心:“非耿飚不嫁”!父女间关系有些紧张,都不说话。结局是赵兰番成为庆阳五女子冲破传统习俗嫁给八路军指战员中的第一人。

1941年7月5日,耿飚与赵兰香简朴而热烈的婚礼就是在庆阳女子小不一间教室里举行。没有甜言蜜语,没有山盟海誓,但两颗火热的心在为共同的理想跳动。

……

50年后的这天晚上,县委招待所外人声鼎沸,黑压压一片。他们多数是慕名而来。但是,也有不少人是来告状的,还有通过赵兰香的亲戚转过来几封告状信。

夫妇俩面对百姓的呼声和不满,心情十分沉重,彻夜难眠,夫妇俩忆起了人民群众在战争年代所作的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贡献和牺牲!

耿飚离开庆阳的那天早晨,专门接见了县里所有的主要领导人,以及甘肃省颐委的负责人。他饱含深情地叙说了这种一件事:

“50年前,我们385旅在这里驻防时,部队的一个战土犯了严重损害当地人民群众利益的错误。旅部决定按纪律将这个战士枪毙。当我们在操场上集合了队伍、准备对这个战士执行枪决的时候,来了一大群老百姓替那个违反纪律的战士求情。

“我坚持要执行纪律。没想到那个受害少女的父母电赶来求情。我决不能允许人民军队的战土欺压百姓,所以仍然要坚持执行纪律。不料,受害少女的父母竟跪倒在地上向我求情。紧接着,一操场的群众啊全都跪倒在地,哭着说:‘共产党都是好人啊!请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吧!’我反复向群众说明我们八路军的纪律,可群众说什么也不起来。最后,我们是流着泪接受了群众要求的!”

军民鱼水,胜似家人,感人至深、终身难忘。

耿飚说到这里,激动地高声问道:“现在,我要问问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做错了事,老百姓还会不会替你们求情?!”

爱之深,责之切。全场鸦雀无声,一片寂静。只有他那字字干钧、句句出自肺腑的话语,在叩击、拷问着一个个干部的灵魂。

心中没有对百姓生存状态的思考关爱,没有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怎能发出如此令人猛省的诘问?!

他与夫人风雨同舟,并肩渡过悠悠六十载

1937年,甘肃庆阳解放。八路军129师385旅旅部设在庆阳城外田家城。耿飚时任该旅副长兼庆阳县城防司令。庆阳县城第一个走出家门参加工作的女子赵兰香正在该县女子小学担任国文和美术教师。385旅政委甘渭汉的夫人赵文为任该校校长。

1940年夏季的一天,扎着皮带、打着绑腿的耿飚引起了赵兰香的注意:清瘦的睑上浓眉大眼,高高的个子通身焕发出青春气息;粗布军装洗得发白,风纪扣却系得一丝不苟……啧啧,一副标准的军人形象。有意思的是,赵文为校长专门让耿飚认识了赵兰香。耿飚一见赵兰香就很投缘,马上和蔼地同她聊起了家常,询问了家庭和工作等情况。赵兰香见这位八路军首长没有官架子,渐渐滋生了相见恨晚的情愫。她后来方明白,她和耿飚的相识并非偶然,幕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甘渭汉夫妇暗暗地在为这对有情人穿针引线呢!

1944年春,组织上派赵兰香到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耿飚正好在中央学校学习。他俩在中央党校宿舍门前开垦了一块菜地。当时,驻地的老鼠又多又肥。耿飚自制夹子,把夹到的老鼠埋在菜地里。结果,长出的白菜颗颗都有20多斤。他俩就兴高采烈地把这些菜交到伙房,改善战友们的生活。他俩还自己动手纺棉花、织袜子。心灵手巧的赵兰香很快成为纺织能手,一个星期天能纺四两多线;不甘落后的耿飚东拼西凑,居然鼓捣出一台织袜机,一个小时能织好几双袜子!在那艰难岁月,他俩的日子过得很清苦,却其乐融融。

当耿飚率部奔赴抗日前线时,赵兰香服从组织决定,依依惜别丈夫,回到庆阳,在西华池镇从事医务工作和宣传工作。抗战胜利前夕,她奉命和几位同志一道从延安向晋察冀解放区进发。她为减轻部队负担,毅然把孩子们留在庆阳父母家中。

男附,耿飚正在晋察冀军区任副参谋长。赵兰香骑马去晋察冀途中,要经过情况险恶的敌占区。为躲避日寇盘查,她们只能晚上行军,白天住在老乡家里。每当夜幕陶临时,由自告奋勇的当地老乡、民兵和游击队克服千难万险,帮助她们通过一道道封锁线,再由秘密交通员护送。当赵兰香到达晋察冀军区时,耿飚正准备赴前线指挥打击日伪军,进行收复张家口的战役。赵兰香又马不停蹄随军挺进。

战斗是紧张的,但赵兰香在战斗间隙,总是动情地向丈夫叙说起通过日寇封锁线,穿越国民党军队控制区的日日夜夜。她总是说,没有老乡、民兵、游击队和秘密交通员们的不畏艰难,不怕牺牲,她们无论如何走不到晋察冀边区,也不可能与他团聚。正是基于这样的情愫和良知,耿飚夫妇无论是进城后,还是在驻外使馆,都将百姓的利益挂心间。

张家口被我军收复后,很陕成为晋察冀军区机,关所在地,赵兰香被分配在军区联络处。从此,耿飚夫妇再也没有分离过。解放战争中,他俩相互关心,紧密配合。耿飚在前线指挥,捷报频传;赵兰香在军区直属队和十九兵团直属单位,随部队转战华北和西北各个战场,兢兢业业从事后方工作。共和国建立后,赵兰香随耿飚一起调到外交部,先后在我国驻瑞典、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大使馆任职,积极酉己合丈夫的工作,并作为大使夫人参加了许多外事活动。在驻瑞典使馆时,已是几个孩子妈妈的她,为了外事活动的需要,在丈夫的鼓励下,不怕困难,强记硬背学习英语……

在异国他乡,每当夜深人静时,他俩常常在灯下互教互学,纠正对方的英语发音。那样虚心,那么专注。凝视着这样一幅夫妇夜读图,谁能不为之动心?

1967年,同样是我国外交部的多事之年。当时,各驻外使馆人员均奉命回国参加“文革”。耿飚一下飞机便开始了被审查批斗的苦难历程。夫妇俩依然相互鼓励,患难与共。耿飚每次挨批斗或审问后,心情总是格外沉重。这倒不是自己受了冤屈,更多的是为党和国家正在陷进一个不测的深渊而担忧。因此,回到家中,不免愁眉苦睑,长吁短叹。赵兰香总是劝慰开导他,给他增加点营养,让他休息好。每逢这时,耿飚更是过意不去,心里清楚,夫人此时的心情也不轻松。每次批斗大使,大使夫人都要站在大庭广众之下陪斗。就是说,每逢斗耿飚,赵兰香必被陪斗。“是我拖累了你啊!”耿飚又反过来安慰妻子。

今天,每当赵兰香回首这段往事,总是情不自禁地感叹道:“在文革中,我们夫妻就象两棵紧靠在一起的大树共同抵御着狂风暴雨,在相互支撑中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他俩就是这样相濡以沫,风雨同舟,并肩渡过悠悠六十载。

“因为你是我的孩子,父子俩在一个单位影响不好,对你的成长也没有好处。”

“文革”前,耿家住在东交民巷的外交部宿舍,耿飚和姬鹏飞、曾涌泉、罗贵波等四位副部级干部住在一个院内。文革初期,他和这几位副部级干部被扣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帽子,限期搬家。耿家被指定搬到黄镇家的楼上。当时,耿家连老带小共有八九口人,住不下,而住楼下黄镇家人也不少,也很挤。耿飚没法子,就叫已成家的长子长女自己想办法借房子住,还把心爱的小女儿送到山东济南,拜托他的老战友、时任济南军区军司令员的杨得志给找份工作。

当时,对女孩家来说,最时髦的工作莫过于上军校、当兵。这点愿望,即使在当时只要杨司令让秘书给打个招呼也是十拿九稳的事。但是,耿飚自己不,更不让老战友以权谋私,只是让女儿去一家工厂当了一名钳工。

也许,有人会说,这有啥,“文革”中的耿飚无权无势,只能这样,我们不妨看看他大权在握时又是怎样?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耿飚相继担任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要职务。按说,给孩子安排好一点的工作,既易如反掌又无可非议。他不,要求孩子们服从国家分配,如对工作不满意,征得组织同意后自己想办法解决。他说到做到,从不食言。

在耿飚任副委员长还兼着全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的时候,该委员会急需人才。在光电所工作的耿志远觉得自己有文凭、又年轻,就向父提出调动的要求。

哪知,他父亲连脑子都没过,不容商量地说出两个字:“不行”。耿志远纳闷:“我向父亲推荐了两个同学,没怎么费事就调过去了。怎么到了我这里就卡了壳?”父亲的回答是耐心的却又是不能通融的:“你介绍的两个同学毕业干清华,经面试,有真才实学,工作能力出很强。所以,我们才同意调进。至于你,不同意调的原因并不是你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父子俩在一个单位不合适。影响不好,对你的成长也没有好处。”听罢父亲的解释,厚道的耿志远不但想通了而且感受到父亲的这种严,其实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很快打消了去父亲单位工作的念头。

不久,他靠同学的帮助,到一家大公司当了一名职员。这原本是很正常的事情,偏偏有人要做点文章,一封“揭发”他靠其父的势力调动工作的信送到了纪检部门,说耿飚为儿子的工作调动搞了“特权”。

这封信偏偏落到对这件事颇感兴趣的某书记手里,很快派员对耿志远进行调查,长达数月之久。结果事实证明,耿飚在儿子工作调动上,别说插手,连招呼也没有打过一声!

这就是耿飚,无论是在乱云飞渡,还是身处逆境,乃至青云直上、身居高官,他都能一如既往地挺直脊梁,真真正正活在百姓之间、天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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