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上班前看天气，是我们今天的习惯，夏天雨多，更是要注意。可是在没有天气预报的唐都长安，就比较难办了。下小雨当然很显诗意。但是雨下大了也是很麻烦甚至要命的事情。

贞元二年(786年)夏某天，下了一场大暴雨。长安街道上水深数尺，吏部侍郎崔纵去上班，结果在崇义里西门这个地方，被水围困，之后在水中漂浮了几十步远，街道两边店铺里的伙计们看到后，呼叫者相继进到水中救他，才使他免遭一死。但是其它人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这一天长安溺死了好多人。

类似的事还发生在元和七年(812年)，当天的情形，见于《旧唐书·五行志》：“京师大风雨，毁屋扬瓦，人多压死。水积城南，深处丈余，入明德门犹见车辐”。

中国的城市排水工程建设，应该说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唐长安更是修建了比较完整的明渠和暗渠相结合的排水系统。据考古发掘，唐长安城每条大街的两侧或一侧都有水沟。

而上述两起特大降雨所造成的积水，主要是因为长安城排水设施遭到破坏的缘故。从时间上看，上述两起恶性事件都发生在“安史之乱”以后，战争使城市公共设施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城市污水被堵塞宣泄不畅，终酿大灾。

在立秋之后，长安酷热的情况就渐渐好多了，诗人王建这样书写了自己的感受：“住处近山常足雨，闻晴晒曝旧芳茵。立秋日后无多热，渐觉生衣不著身。”

同样，秋雨多了也很是令人犯愁。长安的秋季多霖雨也有据可查。《旧唐书》卷八、九《玄宗纪》里录入几次较大的霖雨。“(开元)十六年九月丙午，以久雨，降死罪从流，徒以下原之。”“(开元)二十九年九月——霖雨月余，道路阻滞。”“(天宝)十载 ——秋，霖雨积旬，墙屋多坏，西京尤甚。”“(天宝)十三载——秋，霖雨积六十余日，京城垣屋颓坏殆尽，物价暴涨，人多乏食。”

霖雨接连下了两个多月，其后果不堪想象，因为霖雨而赦免罪犯，历史上也几乎没有二例。这些能够进入正史的，也仅仅是几次特大霖雨，那些较小的霖雨应该也很多，正史虽忽略不计。细心的诗人们却将之收入囊中，天宝十三年，杜甫就写了三首《秋雨叹》，其中的“秋来未曾见白日”和“城中斗米换衾绸”，与历史记载正相吻合。

交通：道路宽阔平直，没有拥堵和塞车现象

唐代时，官员在苦寒、雨雪、酷暑时均会享受到不上班的待遇。其中尤以雨雪造成泥雨放朝的情况最多，这与长安纯为泥土大道有关。因为若逢雨雪，土道经行人车马践踏，行走会极为不便。白居易写过一首《和韩侍郎苦雨》，就说到了这种情况。韩侍郎就是时任兵部侍郎的韩愈。秋雨下后，朝廷已经发布了放朝的消息，而韩愈没有听到，仍然照常赶赴早朝，走到半路才知情，无奈踏泥而归。那时放朝的消息是通过内廷的鼓声传达给散居长安各街坊的官员的!长安那么大，难免有人会听不到，如果像今天有事打个电话就方便多了。

政府也曾考虑过解决雨天道路难行的问题，在唐代诗文中屡见的“沙堤”就是为了官员上朝方便所铺设。它又叫“沙路”、“沙道”、“堤沙”等等。修沙堤的沙，多取自浐河。天宝三年(744年)，时任京兆尹的萧炅首先提到这个建议。他在上疏中称应在长安郭内南北、东西各三条与城门相通的、直至大明宫的交通要道上，将泥土和沙子相混夯实，然后再铺上细沙。萧炅本人是天宝年间奸相李林甫的狗腿子，但是他铺设的沙堤却堪称长安道路建设中造福士庶的一件大善事。所以许多人尽管鄙夷他的为人，但在这一点上还是肯定他的作为。因为“长安大道沙为堤，早风无尘雨无泥”。对习惯了行路苦的长安人来说，走在上面的确感觉很舒服!

众所周知，唐长安城布局极为规整，街道更是南北交错，宽阔平直。长安城从未发生过因道路拥挤，阻塞交通的现象。唐诗里有不少关于上朝、下朝的记载和描述，字里行间，给人的印象是行人稀少，街道极为幽静，毫无熙熙攘攘之状。

在唐长安城的大街两边，还广泛种植有槐树。一些广场上，更是列槐树数百行为队，根本就没有房屋，人们“相与揖让，或议论槐下。”同时也给上下班增添了些许情趣。

唐德宗时，有一个名叫吴凑的京兆尹，当时官街槐树缺少了一些，施工的人就以榆树补缺，吴凑知道后就说：榆树根本配不上九衢大街的气势。立即下令让换栽槐树，等到槐树长成，绿茵罩地时，吴凑去世了，人们就指着槐树，怀念他的政绩!从这个小故事里，颇能看出唐代长安官员对槐树的珍重。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因为槐树坚固耐老，而且多阴凉，在盛夏酷暑之时，长安行人就会走到槐树下，躲避炎热!唐诗中有许多描写槐树的句子。槐叶多露，益发会让人感到秋天的清凉。

就餐：长安街市摊点众多，吃饭很方便

在唐朝关中，尤其京师周边地区灌溉设施修建及管理大大增强，冬小麦产量迅速增加。长安城里，人们开始流行吃面食。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饼的种类和加热手段，可以说在唐长安城基本上也都全部出现了。所以在某些层面，我们今天吃的早餐，和唐代长安百姓所吃的，也差不到哪里去!比如煎饼，在当时就很流行。有记载说，元和十二年(817年)宣阳坊户部吏员家的夜宵就是喷香的煎饼。

在安邑坊的巷口，每天一大清早，就有卖饼的人在那里吆喝。元和十年(815年)，刑部侍郎刘伯刍住在这个坊里。他看见那人可怜，给他许多钱做本，每天早晨上班时，都会顺路吃饼。

天宝九年(750年)六月左右，在升平坊的北门内侧，有一间门面房，挂着帘子。里面住着一位卖饼的胡人。他每天拂晓，就点起炉灶。那一会儿在他门外的路边，已经挤满了等待击响晓鼓、打开坊门准备出去办事的人们。这些人都纷纷来到他这里买早点。同样在春明门附近，大和(823—835)初年也有一家在晓鼓敲响前的清晨卖早餐的店铺，生意照样很是红火。大历十二年(777年)的一天早上，上书左仆射刘晏起来晚了，肚子饿的咕咕叫，又着急上朝点卯，恰巧在路上看到有卖蒸胡饼的，就买了捧着大嚼起来，边走边还给同路人赞叹：“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还有一天清早，一个新科进士在住所的巷口买糕，这时适逢几个吏员路过，他就赶紧热情的和他们打招呼，并说相请不如偶遇，爽快的请几位可能会成为同事的人吃了早点。

在长安城里，既能看到大街小巷的饭店，也有小贩把饼装在小车上推着边走边卖的，可以说非常方便。宣平坊的一位老人和贺知章住对门，贺知章感觉他道行很深，就和妻子拿了一颗明珠去向他请教，结果老人转手就给了隔壁的小孩子，让替他换了三十多个胡饼。有些人买的饼吃不完了，到处胡塞，西市一个商人家养的狗，就是因为过多吃了行路人扔下的饼，差点噎了个半死!一些饼店还经营旅馆，尤其开设在权贵宅第附近的饼店，因为奔走者众多，一人要出到一千钱的高价才能住下。这些都是见于历史记载的。

不过对于那些被允许能经常参见皇帝的官员，早朝完毕后，朝廷还会给他们管一顿早饭。吃饭时也得守规矩，行为稍有不检点，就会被参劾，遭到处分，看来这碗饭也不好吃。午后下班，吃饭就在自家，或者和朋友们聚餐娱乐了。

时间：白班一般八小时，还要经常值夜班

在唐代都城长安的官署里，共有内官两千六百多人，他们又分为常参官和非常参官。常参官就是每天必须面见皇帝的职事官。一般在五品左右才有资格。人数大约有近千人。官街鼓一般会在今天的早上五点左右响起，而散居长安各处的官员们当会起的更早。因为如果迟到或无故不到，一月白干不说，乌纱帽可能都会玩完。早朝一般在六点半至八点半举行，之后官员们会到各自岗位办公，处理完相关公务，下午三时多就会下班，在沿路商贾百姓们的注视里回到自己的家中。非常参官们不必日日早朝，相对就显得清闲些。

细算一下，唐人每天工作八个小时，和今天相似。有学者考证，今天关中许多农村，人们在劳作之余，早上九点吃早饭，下午两三点吃午饭，很可能就是唐朝遗留下来的作息习惯。

当然这些官署也不能一走而空，每天下白班直到晚上通宵都要留人值班，这和我们今天许多单位的做法类似。皇帝白天和朝臣所拟定的军国大事，许多要在晚上列出相应文件，所以一些重要部门的夜班就更为重要。

夜班可轮流换值，一些官员值夜班与否以及值多长时间可视官阶即公事要紧程度而定。中宗景龙三年(709年)，有姓苏的父子二人同在中枢为官，因此常常同值夜班，儿子后来上疏请放自己出外为官，皇帝惜才，没有批准。

值夜班的官员，白天已上了一整天班，通宵之后，还要继续上白班。有的甚至接连上多个夜班，连轴转非常辛苦，常常就有“过劳死”的!

上夜班如果有两三个人陪伴，自然不会寂寞，如果一个人，就显得孤单冷清。所以没事时，官员们就靠做诗打发，或将诗稿送往其它有人值夜班的官署，唐诗中有很多这样的应和酬答之作。朝廷对这些官员自然也有优待，发给他们枕被以供睡眠，还根据时令的不同赐衣赐食，宫女出来燃香。当然下夜班后，有些东西宫女还要收回去盥洗熏香，以备下次之用。

当然如果家中有事，夜班也可请人代值。开元二十年(732年)九月二十日，某部门轮到一个叫梁升卿的人上夜班了，可是第二天恰逢他父亲忌日，就想让同事元彦冲代自己上。元彦冲正和朋友聚会喝酒，不愿意去。梁升卿只好将具体情况写个条子，恳求其代劳，自己就回家了。结果元彦冲喝醉，没有按时到岗，宦官又正好拿着皇帝的命令来问事，发现衙门里没人，回去一禀报，唐玄宗很是生气，随即将元彦冲贬到邠州任刺史，梁升卿贬到莫州任刺史，这俩人都为自己的玩忽职守付出了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