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

——沙飞

沙飞(1912～1950)，原名司徒传，广东开平人，中国新闻摄影的先驱者。正像布勒松之于世界纪实摄影一样，沙飞的名字，也几乎是中国新闻摄影的代名词——尽管这一名字曾被历史尘封了四十余载。作为中国最杰出的战地记者，沙飞用自己数以千计的作品，树起了中国摄影史的一座丰碑；但对他富于传奇的一生，则不论解读或评价，都显得困难重重。因为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一个以摄影机作为武器的艺术家，而且也是一个最终被精神错乱“葬送”的天才。

19岁以前，原名司徒传的沙飞一直生活在广州这个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的重镇。这个被其开药店的父亲视为“桀骜不驯”的犟孩子，很早就受到各种激进思潮的影响，并显露出一个现代艺术家的潜在气质：对人生苦难的敏感和同情，对自由创造不可遏制的向往；还有热情、幽默与天真。虽然有几年，他曾为了尽长子、丈夫、父亲的责任，一度屈从于生存的压力，安于待遇优厚的工作和“小康之家”的温暖，但后来他的行动证明，这一切都是暂时的，而且只会逐步加深内心的痛苦。毕竟，“独立行走”才是他至死不泯的志愿。

1936年秋天，沙飞毅然辞职离家，赴上海寻求“作一个前进的摄影记者”的机会。此前，他已迷上摄影和木刻，并加入了“黑白影社”，正式以“沙飞”之名发表作品。是年10月，鲁迅逝世，沙飞因成功地拍摄到鲁迅生前的最后留影及其殡葬情形而一举成名，引起了社会的广泛瞩目；但与此同时，却被当局下令通缉，被就读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勒令退学。这成了沙飞人生道路的转折点。

随后，沙飞回到广州，靠借钱举办了自己的首个影展——“沙飞摄影作品展览会”。期间，他先后经历了“生活的压迫，妻子的威胁，商人的利诱”和自杀的危机。但他终于挣脱出来。在《写在展出之前》的文章里，沙飞这样写道：“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是人类最大的耻辱，而艺术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人类去理解自己，改造社会，恢复自由。”在沙飞看来，摄影家必须自觉充当人类投向自由理想的一束永不躲闪的“目光”。

于是，当卢沟桥枪声一响，刚刚又一次成功举办了“革命性”影展的沙飞，便立刻从桂林只身北上，站到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前沿。从此，他那独立行走的“目光”，便再也没有离开过在血泊和苦难中奋起的祖国，没有离开过那个正义与邪恶、自由与奴役、新生与腐朽、光明与黑暗殊死搏斗的波澜壮阔的伟大年代。在整整12年的血火岁月中，沙飞通过摄入他镜头的一个个画面，完成了一次对中华民族独特而层次丰富的“显影”，使全世界再度被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所震撼。此刻，我们当然可以在这里列举沙飞那一串不朽作品的名单，但我们更想知道，是什么使他的“观照”具有“史诗”般的力量，并经受住了时光的冲刷。这显然是一个秘密。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它肯定来自自由行走的心灵。

沙飞是抗战时期第一个到达华北晋察冀军区参军的知识分子，并创办了第一份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摄影画报《晋察冀画报》。由于这份画报摄影、印刷的质量很高，完全可以与大城市出版的画报相媲美，日军甚至根本不相信它是出自条件简陋的山沟。

在战场上的沙飞，用镜头记录下了数以万计的战地影像。但等到历史烟尘消散，人们再来回顾这些照片，却看出无法掩盖的矛盾。

他的《鲁迅先生和青年木刻家在一起》，被公认为鲁迅的照片中最传神的一幅。这是鲁迅唯一一次在照片上露出笑容。因此，作为鲁迅离世前11天的最后留影，当时国内几乎所有报纸，都将其放在了头版位置。

他1937年拍摄的《战斗在古长城上》，则被视作中国八年抗日战争的经典缩影。这张照片，被印刷到无数的传单与海报上，激励了许多普通中国民众，投入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争洪流。

许多所谓精神错乱的人，其实都具有这种自自由行走的心灵，只是由于难于承受现实的残酷与控制，而不幸地被“意外”搁阻于人类精神成长的途中，沙飞就是其中之一。1950年3月4日，38岁的沙飞因神志失控错杀为他治疗的日本医生而被“自己人”枪决。许多人为之扼腕，然后却深信，他是无罪的。而唯一可以告慰沙飞的，则是祖国的天空，在那里，他的“目光”将更加深邃辽阔，并永远注视着人类迈向自由的脚步。

在中国摄影史上，沙飞同样开启了一个“用相机记录历史”的时代。这个时代延续至今天，成为多数摄影记者的共识。

他是中国革命新闻摄影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然而，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性的传奇色彩—— 这个奇迹般地创造了难以 枚举的“第一”的中国革命新闻摄影“第一人”， 却“第一个”倒在了年轻共和国的抢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