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影会是1979年一些爱好摄影的青年自发组织的民间摄影组织。

1976年清明节，人们自发地聚集到天安门广场，纪念刚刚离世的周恩来总理。 21岁的李晓斌当时在天安门广场旁的历史博物馆工作。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他拿起了照相机。

与李晓斌一样，一批爱好摄影的年轻人也来到天安门广场，用相机记录下珍贵的瞬间。此后，“四五”照片像《革命诗抄》一样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周恩来生平展览。展览的最后一部分展出了20多幅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照片。

就在这个展览开幕没几天，一个叫王志平的年轻人带着一本由他自己拍摄、题为《国丧》的“四五”影集来到历史博物馆找到李晓斌。四月影会的两个发起人就这样相识了。

1978年初冬的一天，李晓斌和王志平去圆明园拍照。王志平突然对李晓斌说，“晓斌，咱们玩艺术吧，办一个自己的艺术摄影展览。 ”两人躺在草地的斜坡上谋划起来。

1979年4月5日，中国摄影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掀开了：四月影会第一次《自然·社会·人》影展在北京中山公园开幕。 25天共有7万人参观了影展。

与以往“高大全”、“红光亮”不同，这次，作者把镜头对准了普通人。照片《春之歌》、《荷塘》等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美好自然；《回音壁》、《悠闲》、《圆肚鼎》表现了普通人的生活情趣；《画家石鲁》、《海上一辈子》则直面现实，不仅揭示了生活的伤痕与磨难，更突出了人们与恶势力和艰苦环境抗争的刚毅性格。

影展受到群众欢迎的同时，也引起一些争议。争议最大的是王苗的《笼里笼外》。这张照片是王苗站在动物园猴笼里从里向外拍摄的。由于拍摄位置不同寻常，产生了奇特的视觉效果，似乎不是笼外的人在看笼里的猴子，而是笼子里的猴子看着笼外的人群。叶文福还为照片配了一首小诗：“我很自由，你们也很自在，到底谁在笼里，谁在笼外。”后来这幅照片被批评为影射社会主义将人关在笼里，没有自由。在那个思想比较禁锢的年代，这样一个展览引起争议并不奇怪，但戏剧性的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对于影展的态度曾截然相反。

据当时的《人民日报》记者王永安回忆，1979年4月21日下午，当时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秦川把王永安叫到办公室，说：“昨天晚上，有位老同志给我打电话，说有一批年轻人在中山公园办了个摄影展，现在有人要批，搞得那些年轻人很紧张。你去看看，影展到底怎么样? ”

王永安赶到中山公园，立刻被影展的作品打动，回到报社后写了一篇短讯。文章说，拍摄者思想解放，大胆进行了摄影艺术的探讨。许多照片选材新颖、构图别致。从生活的真实中提炼主题，突破了以往摄影的一些框框，别开生面，使人耳目一新。报道经秦川审阅后刊发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

没过几天，新华社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必须坚持摄影艺术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文章，对影展的看法截然相反。文章对一些照片提出批评，说，《风烛残年》、《芍药冢》、《叶落归根》等风光照片让人看了徒增凄凉、消沉、压抑之情，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青年，拍摄那么多以枯树、枯草为主体的悲秋的作品，实在有点令人感到莫名其妙。

最终解决双方分歧的是时任中宣部长胡耀邦。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是李晓斌在历史博物馆的同事。李晓斌通过胡德平将影展照片拿给胡耀邦看。过了几天，李晓斌问胡德平，“你们老头子说什么了?”胡德平答：“我父亲说没看出什么大问题，就是有个别照片情趣不高。”李问是哪一张，胡德平说，“就是一个草帽下边露出女人大腿那张。别的就没有多说什么了。 ”

李晓斌事后得知，胡耀邦后来把秦川和当时的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叫到家里。经胡耀邦做工作，双方达成了一种默契，就是《人民日报》不再支持，新华社也不再反对。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1979年首届《自然·社会·人》影展的成功，给四月影会极大鼓舞。 1980年4月，第二届影展在北海公园画舫斋举行。 1981年4月，第三届影展升格到了中国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