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要问谁是对民国教育事业贡献最大的人，我想应该是浙江绍兴人蔡元培。如果说孙中山是民国之父，那蔡元培就是中国现代大学之父。

1917年到1923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任期间，他把这座高校办成了“包罗百家，囊括大典”、拥有全国最前沿智慧、集中全国最精华学生、对整个国家都起了巨大引领作用的中国第一学府。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五四运动这两件永彪民族史册的大事，都策源于北大，以北大为主力，这是中外大学罕有的骄傲。

蔡元培之所以能在办学上有如此作为，首先是因为在那个新旧交替之际，他的“资格”无人能取代：文化上，他是前清进士、翰林、编修，又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研修哲学、心理学、美术史；文化遗老服气他，青年新锐也拥戴他。政治上，他是反清光复会的元老，民国成立后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不管用什么来要求，他都是无可挑剔的。

蔡元培积累下这样的完美资历，仿佛就是为执掌北大而准备；民国创立后基本荒芜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就等这样一个人来开拓。不可质疑的资历，加上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开阔的胸怀，他让大学精神一度照亮了整个民族，也成就了北大足以吃到今天的丰厚老本。

其实蔡元培的业绩不只是办好了一个北大。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他担任教育总长。那个教育部连他自己在内只有三个人：总长，次长和一个秘书；而且堂堂教育部连办公室都没有，借了别的部的两间房屋办公。但在这样的简陋条件下，蔡元培制订了一系列教育规章和政策，迅速把中国的教育从近代推向现代。延续到今天的，别的不说，只说最常见的一个名称———学校，就是蔡元培1912年下令废除“学堂”称呼，以“学校”代之的。

这位杰出的教育家获得了广泛的尊敬。民国人物评价上，海峡两岸都没有分歧、一致肯定的人，好像只有两个，一个孙中山，一个就是他蔡元培。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去世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推他为“万流景仰，高年硕学”；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称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而且在今天，有出身北大的著名“愤怒青年”频频弑父审母，但在“铁屋中的呐喊”里只要一提起昔日蔡校长，立马换了五体投地、恨不当年受教的情状。

蔡元培获得各集团、各阶层、各时代如此令人高山仰止的评价，我们在崇敬之余，也许会偶尔想到：他更多的不是做为学者，而是做为领导者、管理者而流芳。学者只面对知识、观念、精神世界，爱惜好自己的羽毛，保持一个道德完美的形象，虽然困难，但未必肯定不能；而领导者、管理者天天和现实人事打交道，在复杂的社会和污浊的权利场中周旋，经手那么多的事，真的能够做到“万世师表”而无可指摘吗?

从对待爱因斯坦和对待冯省三两件事上，我们看到了一位博学、崇高人物在社会现实前不能免俗、让需要偶像者心情复杂的一面。

二

1922年11月中旬，爱因斯坦去日本访问，在上海作短暂停留。就在到达上海的那一天，11月13日，他收到荣获该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正式通知。

第二天，11月14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安斯坦(即爱因斯坦)博士来华之准备》的文告宣布：经多次联系，爱因斯坦将于新年初来北大讲学!师生闻讯，顿时一片欢腾。

爱因斯坦这颗科学巨星似乎与中国如此有缘。

那时中国的自然科学极其落后，北大师生盼望能有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来校讲学；而谁是第一流的科学家，多数人还不甚了了。1920至1921年间，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在北京大学做哲学专题讲演，罗素在这期间反复说：“要论现代最伟大的人物，那就只有两个，一个是列宁，一个是爱因斯坦。”将爱因斯坦与列宁相提并论，这个振聋发聩的讲座使中国知识界“从罗素来讲演后，从此无人不知相对论”。爱因斯坦成为中国学界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名字。

在1920年，蔡元培就与爱因斯坦接触。当时在德国访问的教育部原次长致电蔡元培，说爱因斯坦有意来中国讲学，北大能接待否?蔡元培立即回电表示欢迎。但后来因爱因斯坦“一时不能离德”而未能成行。

蔡元培1921年3月到欧美考察，临行对学生说，他此次一定要请欧美的名教授来北大任教或讲学。邀请名单上，爱因斯坦名列前茅。

到德国后，蔡元培携夏浮筠和林宰平专程面见爱因斯坦，表达邀请诚意。爱因斯坦回答说非常愿意访华，但他目前要去美国，为犹太大学筹款；回来途中又要到英国和荷兰作短期讲学，而且他当时担任着物理研究所所长，不便长期离开德国，赴北大讲学事宜希望“期以它日”。

在这次谈话中，爱因斯坦还询问了到北大讲课用什么语言的问题，蔡元培当即答道：用德语即可，夏浮筠就可以翻译。

一年以后，爱因斯坦方面有了消息。这年3月，民国驻德公使致电蔡元培：“日本政府拟请Einstein(爱因斯坦)博士于秋间往东讲演，该博士愿同时往华讲演半月，问条件如何?”

机会绝好，蔡元培十分高兴，他当即复电表示欢迎；在待遇条件上，提出全包爱因斯坦在中国境内的旅费，“并致送酬金每月一千元”。而当时国内最大牌的教授月薪为四百元左右。

不久在德国的北大教授朱家骅转来了爱因斯坦的回信。这封信由顾孟余翻译过来后有些含糊，爱因斯坦说：“日本约我前往，报酬充裕，……我如果再往北京两星期，便与此相称。”日本开出的报酬很高，希望中国与之一致，这个意思似乎是嫌蔡元培给的条件过低。他还说：“就权利论，你们诚然是先约我的，但是日本人先提出优越的条件(我及妇居住费外，另报酬二千英镑)，似乎也有一种优先的权利。”意思是中国先邀请，他理当先来中国，但因日本给出了优厚条件，他可能要先去日本。

在信中，爱因斯坦还表示：“我希望我们两方可以满意的协定办法，并亲眼观看东亚文明的发源地……”

这封回信表明他也很想来中国，但在报酬方面有些意见，希望另订协议。不知是未明爱因斯坦意图，还是出于别的什么考虑，蔡元培对此没有做明确答复。

到了6月下旬，驻德公使馆又转来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信中再次表示愿意来中国讲学，并解释了他关心薪酬的原因：“关于修金一层，本可遵照来函所开各条办理，惟近接美洲各大学来函，所开各款，为数均在贵国之上。若对于来函所开各款，不加修改，恐有不便之处。”也就是说，美洲国家的大学开的价都比中国高，如果按北大的条件来，对美洲国家就不好说。

他这回明确了应有的条件：“一、一千华币改为一千美金。二、东京至北京，及北京至香港旅费，暨北京饭店开销，均请按两人合计。”

爱因斯坦当时年薪为四万马克，每月三千多马克，且1922年下半年开始，德国马克大幅度贬值。因此，每月一千美元的薪金，这个要求是相当高的。

蔡元培接信立即和梁启超商量。梁启超大力促成爱因斯坦来华，决定薪金的一半由他的讲学社承担。于是蔡元培向我驻德使馆表示：“条件照办，请代订定。”8月间，我驻德公使来信说，他们已将上述意见通知爱因斯坦，对方明确表示愿“于新年来华”。

现在，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奖，正好路过上海，蔡元培此时发表他即将来北大讲学的通知，人们都认为爱因斯坦“不久可来北京”。可以亲眼目睹这位牛顿之后最伟大的科学家，大家都兴奋万分。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爱因斯坦，北京大学举办了一系列关于相对论的讲座，有丁西林的《相对论以前的力学》，何育杰的《相对各论》，高鲁的《旧观念之时间及空间》，夏元的《爱因斯坦生平及其学说》，王仁辅的《非欧几里特的几何》，文元模的《相对通论》，张竞生的《相对论与哲学》。这些主讲人都是国内当时第一流的学者。

按照约定，爱因斯坦将于12月中旬来华，然而直到12月30日，爱因斯坦才从日本到达上海；到达上海后的行程叫等待者大大意外：不是北上去北京，而是在上海逗留两天，然后乘船去新加坡，来北大讲学的协议黄了!

这时最郁闷的人莫过于蔡元培。他一直等不到爱因斯坦的消息，就写了一封诚挚的信去催问，并重申了以前谈妥的条件。爱因斯坦的回信更让他摸不着头脑：说上海有一个叫斐司德博士的人，像是受了他蔡元培的全权委托，向爱因斯坦又提出了违背以前约定的要求，因此他不准备来了。如今接到蔡元培的亲笔信，才知道是误会，但他现在已经不能追改旅程计划，希望原谅。

事到如今，蔡元培只好遗憾地接受。他对同仁豁达地说，因为爱因斯坦即将来访，中国学界掀起了一股“相对论热”，让这一艰深学问为不少人了解，这本身也就是收获了。

为了给望眼欲穿的学生一个交代，他在1923年1月4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跋爱因斯坦来信》，并附其原信，说明此事非组织不周。他在跋语中说：第一，爱因斯坦计划于今年年初来访，是通过驻德使馆联系的，所以没有“特别加约的必要”；第二，信中提到的“斐司德博士”，“是我没有知道的事，读了很觉得诧异”；第三，爱因斯坦的光临，“比什么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重要的几十百倍”，所以我们出了每月一千美元的酬金，没想到最后计划还是落空。

八十多年后，人们重提这件令人遗憾的旧事，觉得这个莫名其妙的“斐司德博士”，估计是日本有人作梗；问题的根本在于爱因斯坦在日本看到中国的状况，产生了退意———当时中国军阀混战，财政困难，北京各校的教育经费都已经五个月未正常发放，蔡元培还为此联合其他学校校长到北洋政府索取。爱因斯坦听说这个情况，就感到北大能否兑现约定实在是未知数。他到北大讲学，推掉了美国几所大学的邀请，如果长途跋涉，最后连路费都无保障，那就不如不来了。

蔡元培在这件事上表现出了厚道和阔大之风，他对爱因斯坦没有流露任何怨言。在《跋爱因斯坦来信》中，他对师生说：“当我们在科学上有所贡献，并引起世界关注的时候，我相信爱因斯坦会专程前来访问的。因此大家千万不要懊丧，而应该互相勉励。”

蔡元培在和爱因斯坦打交道的整个过程中，尽显教育家的赤诚，一派君子之风，令人倾服。

三

在联系邀请爱因斯坦来北大讲学同时，北大发生了一场著名的“讲义风潮”。蔡元培在这件事中对一个弱势学生的做为，可能就不是他生平的加分因素了。

所谓“讲义风潮”，就是北大决定向学生收取讲义费、引起学生抗议的一场风波。

当时北大学费相当低廉，每人每学期仅为十元，不到私立大学的五分之一，且学生还享受补贴，因此办学经费基本靠财政拨款，计每年七十五万元。而那时军阀混战，财税来源无保障，到1922年9月，办学经费已被拖欠五个月，蔡元培联合其他大学校长向政府屡次交涉，并以辞职为威胁，好不容易索来两个半月的经费。

这个时候，为了节约经费，校评议会(与教授会并立的权力机构)成员联合向校长蔡元培提出：学校每年耗费在印刷讲义上的费用高达一万多元，而在购买图书上的开支却捉襟见肘；如果把花在讲义上的这笔钱向学生收取，节约下讲义费来补充图书，对学校、对学生都有好处。

蔡元培对此很有同感，他还考虑到：因为学校将讲义印好下发到学生手中，学生上课就不用功，到考试时再“恶补”讲义内容，成了一大弊端。于是他当即决定：以后收取讲义费充做图书经费；购买讲义与否，由学生自行决定，如上课能认真听讲做笔记，讲义尽可不购。

这个决定应该说还是很厚道，但“讲义要收钱啦”的消息传出，一贯免费享有的东西现在要出钱，顿时在学生中激起了强烈反响。

这是个有“造反”传统的大学，三年前的五四运动这样的大事且不说，就在五个月前，学校规定不缴费不准考试，就有学生对代总务长沈士远进行围攻，学校建筑墙上贴满谩骂沈士远的条子，更有人高呼：“打沈士远!”幸亏刚刚担任北大教务长十五天的胡适出面表示，未缴费者准他们先考，但到月底还不缴费，则成绩无效，把事态平息下去。

1922年10月17日下午，为抗议讲义收费，数十名学生闯进会计室，对职员大肆谩骂恫吓；10月18日早晨，又有数十名学生群拥至校长室，要求蔡元培废除讲义费。蔡元培将收费决定详细解释，并说三日内不收费；但学生寸步不让，双方面越谈越僵，而且校长室外走廊上迅速聚集了几百学生，呐喊起哄，局面一片混乱。

蔡元培又急又怒，一下站起身来，捋起袖口，向学生吼道：“我跟你们决斗!”然后满脸青筋地步步进逼。包围着他的学生害了怕，步步后退，逐渐散去。

蔡元培对这场风潮深感恼火和痛心，他当天就写下辞职呈文离开北大，文中说：“……该生等威迫狂号，秩序荡然。此种越轨举动，出于全国最高学府学生，殊可惋惜。废置讲义费事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涓涓之水，将成江河，风气所至，恐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

蔡元培辞职后，北大总务长蒋梦麟、庶务部主任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数学系主任冯祖荀分别刊登启事，宣布“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北大全体职员也发布《暂时停止职务宣言》，《北京大学日刊》也于当日宣告“自明日起停止出版”。大家都与蔡校长共进退。

为了挽留蔡元培，北大召开了教务会议和评议会紧急会议，教育部次长马叙伦也对蔡元培面劝。最后，蔡元培收回辞呈，讲义费则暂缓收取。

这场风潮并不是以蔡元培完全让步平息的，他坚持要处分带头闹事的学生。

事发时现场混乱，赶来喧闹的学生其实是出于自发，没有什么带头人物。挽留蔡元培时，校评议会开会就抛出了个替罪羊—一个叫冯省三的山东学生。评议会说就是这个冯省三带的头，决定予以开除!

了解冯省三的师生都知道，他性格单纯、直率，学习用功，只是心直口快，时常说话欠考虑。冯省三之所以被称为“头目”，是因为他在学生围攻会计室时喊了“大家到会计课去把讲义券烧了”，又在蔡元培和学生谈判时在校长室外说“我们打进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件事解决了”!

这几句话在学校查惩祸首以挽留蔡元培时被人报告，就成了他“带头”的“铁证”。其实，就是跟蔡元培谈判的学生在风潮中起的作用也比他大，他纯粹就是个看热闹瞎起哄的。

然而，蔡元培收回辞呈一返校，就根据评议会决定把冯省三开除。

这个飞来横祸让冯省三傻了眼。他根本没有组织这次风潮，却先被同学出卖，后被校方严惩，现在只好去找原本熟识的教务长胡适求情。

对冯省三受冤，胡适最清楚不过，因为报告冯省三“带头”的几个学生干部在胡家看见冯省三本人时，竟根本不认识他!开除他，就是为了给这个风潮找个负责者，以给尊严受到侵犯的蔡元培找回面子。说白了，就是拿冯省三做替罪羊。

现在冯省三来诉冤求情，胡适就朝他打哈哈：“你既已做了英雄，就英雄到底嘛!”拒绝为他说话。

那么，蔡元培自己是否认真调查过带头者呢?也没有。他开除冯省三后，也听到“其实不是冯省三带头”这样的话，但他一点没有查清真相的意思。如上所述，他就是要严厉处分一个跟讲义风潮有关的学生，一为严肃纪律，杀鸡儆猴；二为自己受学生围攻挽回颜面。

一定要开除一个不该对讲义风潮负责的冯省三，蔡元培后来一句话近乎赤裸裸———“纸老虎哪能戳一个洞!”

他承认他这个校长，在那时朝气蓬勃、斗争精神极强的青年学生面前只能算“纸老虎”，要管理好这帮人，威严就不能受冒犯，受了冒犯必须加倍找回来，否则以后说什么也不灵。

为了维护权威，就拿一个弱势学生做了牺牲品。开除学籍，对学生来说无异判处死刑，这种做法，难说不是草菅人命。跟他对名满天下的爱因斯坦的恭敬、理解和宽容比，讲义风潮处理中蔡元培的厚道君子之风荡然无存。

四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做人就不要做事，做事就不要做人”。意思是，要保持一个完美的道德形象，就不能沾染现实事务，因为在处理现实事务中，必然会有与道德相冲突的时候；如果完全按道德要求办事，那什么事都办不成。另一句老话“慈不将兵，义不掌财”，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蔡元培做为一所大学的最高管理者，当然是要“做事”的人，无法每件事都跟对待爱因斯坦一样处理。他认为在讲义风潮中不开除个学生，就做不好校长这份事，于是可怜的冯省三就被踢出了北大。

冯省三被开除，校纪有了威严，蔡元培有了面子，闹事学生有了替罪羊，教职员留住了校长，都皆大欢喜。至于这件事在道德上的说法，除了冯省三自己，就只有当时兼任北大讲师的鲁迅著文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