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暗杀成风，如史坚如谋刺两广总督德寿，吴樾谋刺出国考察的五大臣，袁世凯遭炸弹袭击，彭家珍炸毙宗社党首领良弼等等，一时间暗杀活动如火如荼。汪精卫也是当时的杀手之一，曾暗杀过摄政王载沣。

汪精卫，广东番禺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曾主编过《民报》，后随孙中山在南洋一带进行革命活动。1908年后，国内数次武装起义均遭失败，《民报》也被查封，革命党人意志消沉，革命暂时处于低潮时期。汪精卫打算杀掉一个清政府的重要人物，来激励民志。

不久，汪在东京与黄复生、喻培伦、陈璧君、黎仲实、曾醒、方君锳等7人，组织了一个暗杀团。他曾写信给同盟会东京总部的吴玉章，索要炸药，吴回信劝阻，汪回信说："革命之事譬如煮饭。煮饭之要具有二：一曰釜，一曰薪。釜之为德，在一恒字。水不能蚀，火不能融，水火交煎，皆能忍受。此正如我革命党人，百折不挠，再接再厉。薪之为德，在一烈字。炬火熊熊，光焰万丈，顾体质虽毁，借其余热，可以熟饭。此正如我革命党人，一往独前，舍生取义。……弟素鲜恒德，故不愿为釜而愿为薪。兄如爱我，望即赐寄各物"。

吴玉章见其意志坚决，即将炸药寄去。 1910年，汪精卫等到北京，先计划谋刺庆亲王奕劻，因警卫过严，无从下手。后又谋炸赴欧考察回国的载洵、载涛两贝勒，但因火车站天黑人多，难以下手。最后决定谋炸摄政王载沣，皇帝溥仪年纪还小，父亲载沣是实际的掌权人，杀之可以震惊中外。

载沣的醇亲王府在后海北岸，今天的卫生部，每日上朝经甘露胡同、鼓楼西大街、地安门大街，过景山至紫禁城。原计划在鼓楼西一短墙后投掷炸弹，正逢修路，载沣改变了进宫路线。又想在烟袋斜街由屋内投弹，但苦于一时租不到房子。最后决定在王府附近一小石桥下埋设炸药。

一般人以为是银锭桥，其实不是，现在这座小石桥已无存。为了行动方便，又在什刹海附近清虚观，向道士租了一间房，又定制了一个能装50磅炸药的铁罐。

3月31日，喻培伦、黄复生去桥下挖坑，因惊动四周犬吠，被迫撤走。第二天，两人去将铁罐埋好，又因导线太短而停。第三天再去接线时，被一居民发现，报告了警察厅，铁罐也被挖走。当夜，汪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喻培伦去东京重新购买炸药，陈璧君和黎仲实到南洋筹款，汪和黄复生留京，观察动静。4月3日，黄复生再去小石桥侦查，被醇亲王马队卫士发现，一直跟踪到住所琉璃厂守真照相馆。

4月16日，黄复生在守真照相馆被捕，汪精卫在前门外住所东北园被捕。 汪精卫一进监狱，便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写了许多诗，其中有一首，脍炙人口，为后人传颂。题名叫《被逮口占》："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也被当时青年做为英雄来敬仰。

他也确实曾想过自杀，一次看到狱中有小井，欲坠井而亡，但此井上口大，内口小，小得不能容身，自杀未成；又一次见墙壁上有寸大的铁钉，欲触头而死，但钉子太高，触不到，又不得死。可谓很可笑的两种自杀方法。

当时审汪一案出现了两种论调。御史胡思敬等主张极刑；肃亲王、厅丞章宗祥、警卫军统领良弼等人认为现在正推行宪政，革命党人也不止汪、黄二人，若来一个杀一个，冤冤相报，何时可了，不如从宽处理。

摄政王也批谕："我国正在预备立宪，该生等系与政府意见不合，实不知朝廷轸念民庶情形，宜以渐进，徐图改良国政。该生等燥急过甚，致陷不轨之诛，日后当知自误也。此与常罪不同，我国罹罪，宜从宽典"。

4月29日，判汪精卫和黄复生永远监禁。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各省纷纷响应，宣告独立。

30日，清政府不得已，发布了开放党禁的谕旨。11月6日，汪精卫等被释放出狱。

从此，汪精卫蜚声海内外，成了革命英雄。"不负少年头"的诗句也到处传颂。

但是，1927年7月，汪叛变革命。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举行四届六中全会，在开幕典礼拍照时，晨光通讯社外勤记者孙凤鸣决心除掉蒋介石救国。但蒋并没有出来拍照，而刺客孙凤鸣已服鸦片烟炮，毒性将定时发作，于是一不作二不休，退而求其次，向汪精卫开了三枪。历史是多么的相似，当年汪也并没有一开始就准备要刺杀载沣的。

1938年底，汪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充当了第一号的汉奸、卖国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