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五四”当年，陈独秀“白帽西服”，亲自到北京“新世界”屋顶花园上散发传单，何等的风采!即使入狱也是风光无比，光焰万丈，举世注目。他亲自起草、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无疑是一次“直接行动”，是一个北大教授、前文科学长的“直接行动”，更是一个普通公民的“直接行动”。1920年4月21日，离轰轰烈烈的“五四”还不到一年，这位“五四运动总司令”在《时事新报》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一文，他将五四“特有的精神”概括为直接行动与牺牲精神。“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这是他和无数青年身体力行所创造的五四“特有的精神”。在不断侏儒化的后人眼中，他们的这些举动也许就是飞蛾扑火、以卵击石，即便在学者专家笔下，五四精神也不再是什么直接行动与自我牺牲的精神。顺便提一句，《北京市民宣言》是由胡适“译成英文”的。重温历史就会发现，我们今天与“五四”巨人的距离首先不是时间上的，而是精神上的。

在陈独秀被捕之后，我们更是看到了1919年的中国，那年头的世道人心、社会元气。一个社会是需要几分元气的，这元气首先就来自公道人心，也就是说要有一点“人味儿”，否则与禽兽的社会何异?1919年的中国，不只有学生运动，不只有馬克思主义的传播，1919年的中国还有一点“人味儿”。从6月11日到9月16日，98天的牢狱没有打倒陈独秀，“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他实现了自己男子汉的承诺。这个社会也是爱护他的，没有让这位“思想界的明星”失望。即使身在囹圄，他也不是孤立的。这是我们在1919年看到的亮色：

6月13日，北京《晨报》、《北京日报》率先报道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全国舆论一片哗然。14日，上海《民国日报》全文发表陈独秀的《北京市民宣言》；15日发表《北京军警逮捕陈独秀 黑暗势力猖獗》的述评：“当此风潮初定，人心浮动之时，政府苟有悔过之诚心，不应对于国内最负盛名之新派学者，加以摧残，而惹起不幸之纠葛也。”同日，《时报》刊出《陈独秀被捕》时评。 17日，老牌的《申报》刊载《北京之文字狱》杂评，尖锐指出“陈独秀之被捕，益世报之封禁，皆北京最近之文字狱也”：“利用黑暗势力，以摧毁学术思想之自由”，批评北京当局“树欲静而风又来，是诚何心耶?”上海《神州日报》、《时事新报》等各大报纸都纷纷发表消息、评论。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界、各省函电交驰。6月15日，北京学生致函警察总监，提出二点：“一、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倘此次以嫌疑遽加之罪，恐激动全国学界再起波澜。当此學潮紧急之时，殊非息事宁人之计。二、陈先生向以提倡新文学现代思潮见忌于一般守旧学者，此次忽被逮捕，诚恐国内外人士疑军警当局有意罗(织)，以为摧残近代思潮之地步。现今各种问题已极复杂，岂可再生枝节，以滋纠纷。”同时通电上海各报各学校各界：“陈独秀氏为提倡近代思潮最力之人，实学界重镇。……除设法援救外，并希国人注意。”很明显，这是在向当局施加压力。

16日、20日，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等9所高校40人， 民国大学、新华商业专门学校、私立毓英中学等7所学校29人，分别联名致函警察总监，称陈独秀“此次行动果如报纸所载诚不免有越轨之嫌，然原其用心无非激于书生爱国之愚惘”，要求“宽其既往”，“爱护士类” ，予以保释。目的无非是为陈独秀开脱。在署名的69人中有著名的教授，也有普通的中学教员；有新派人物，也有旧派人物，如因病卧床的刘师培等。

从6月17日起，国民大会上海干事部、江苏省教育会、北大全国校友会联合会、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工业协会等团体，乃至对五四运动持反对态度的田桐，广东护法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等纷纷发表函电，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中华工业协会在6月25日《时报》刊出致当局的电文：“陈君提倡新思想，著书立论，无非研究学理的关系，既不与共和国家法律相抵触，亦适合共和国民思想自由之心理。兹值全国人民愤激甫息之时，当局岂可遽兴文字之狱，而以北京學潮迁怒陈君一人。窃恐大乱之机将从此始。”

6月22日，章士钊分别致电龚心湛、王克敏等政要，谴责这是“忽兴文网，重激众怒”，称陈独秀“英姿挺秀，学贯中西”，“向以讲学为务，生平不含政治黨派臭味”，自己与陈“总角旧交，同出大学，于其人品行谊知之甚深。敢保无他，愿为佐证。”敦促“立予释放”。

陈独秀是安徽人，当时掌握北京政权的就是皖系军阀，警察总监吴炳湘也是安徽人，安徽各界纷起营救。据6月16日、24的《申报》，由旅沪皖人组成的安徽协会几次致电北京安徽会馆，要求以同乡关系，“速起营救”、“竭力设法营救”。在为陈独秀获释而奔走的同乡中，既有他的好友，也有与他素不相识的人，余裴山致函安徽协会，称陈“为革新思想之先守，实吾皖最优秀之分子”。他在写给《时事新报》张东荪的信中说：“我和陈君并靡有一面之交，但不过我觉得他这样的爽直敢言，是很令人可敬的。”甚至还有反对白话文的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叔节等，他们认为陈独秀“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吾等“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稔”，恳请准予保释。连安徽省长吕调元也致电吴炳湘：“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积习。然其人好学深思，务乞俯念乡里后进，保全省释。”他们的政见也许不同，甚至相反，他们的学术观点或许大相径庭，但并未妨碍他们在那一刻站出来为这位同乡说一句公道话。

6月29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28号)发表两则随感录，《研究室与监狱》重申了陈独秀的那句箴言：

“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爱情与痛苦》则说：“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得住痛苦”。

7月14日， 远在湖南的青年毛澤東在《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为这位“思想界的明星”大声疾呼，他说：“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舆论的呼声发挥了作用，这是1919年，五四浪潮汹涌澎湃，军阀政府还不敢太肆无忌惮，逆流而行。值得一提的还有吴炳湘其人，当年7月25日的《申报》报道：“尚幸警察总监吴炳湘，脑筋较为新颖，虽被军阀派多方威胁，及守旧派暗中纵恿，然其对于陈氏始终毫无苛待(当陈氏初被捕时，步军统领王怀庆即与吴争执权限，斯时陈最危险，盖一入彼之势力圈，即无生还之望，幸吴警监坚执不肯让步，故仍得留置警厅)。”

在各方的压力下，9月16日，陈独秀在被迫具结“以后安心问学，……不再作越出法律范围举动”之后恢复了自由。李大钊、刘半农、胡适、沈尹默等同人在《新青年》发表白话新诗，欢迎他的出狱。

1919年6月11日，当陈独秀被捕之后，学界、新闻界，政治人物、故旧朋友的反应自在意料之中，最让后人难以理解的恐怕是中华工业协会，尤其是反对白话文的老辈人物也站出来为他呼吁、奔走。对此，胡适6年后还念念不忘，1925年12月，他在“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事件”发生后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说——

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