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在华夏大地享有崇高的声誉，108位个性鲜明的好汉形象也在人们心里定格。然而，《水浒传》终究是小说，虽有其历史依据，但也难免虚构夸张，甚至是对事实颠倒黑白的歪曲，在所有人物角色中，武大郎和潘金莲几乎是被泼污、扭曲最典型的代表。千百年来，这对恩爱的夫妻其实一直遭受着世人天大的误解，蒙受着千古奇冤。

那么，现实中，他们究竟是什么样子?对他们历史性的误解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武大郎本名武植，山东清河县武家那村人，武植虽出身贫寒，但聪颖过人，崇文尚武，少年即考中进士，出任山东阳谷县县令。而潘金莲乃知州家的千金，住在距武家那村1.5公里处的黄金庄。

史载，武、潘二人和睦恩爱，育有四子。武大郎的墓碑铭文就是澄清这些事实的最有力证据：“武公讳植字田岭，童时谓大郎，暮年尊日四老，公之夫人潘氏，名门淑媛。公先祖居晋阳郡，系殷武丁后裔，后徙清河县孔宋庄定居。公幼年殁父，与母相依，衣食难济。少时聪敏，索文尚武，尤喜诗书；中年举进士，官拜七品，兴利除弊，清廉公明，乡民聚万民伞敬之。然悠悠岁月，历历沧桑，名节无端诋毁，古墓横遭毁劫，令良士贤妇饮恨九泉，痛惜斯哉。今修茸墓室，清源正名，告慰武公，以示后人，是为铭记焉。”

铭文中的“孔宋庄”即武家那村。从中不难看出，武大郎虽然出身贫苦、历经坎坷，但绝非沿街卖炊饼的平庸之辈。相反，他“中年举进士，官拜七品”，且“兴利除弊，清廉公明”，算得上是造福一方的父母官，而本是名门淑媛、原本贤良的县令夫人潘金莲却被后世描述成“裁缝家的穷苦女，九岁被卖做家伎”，且以美女荡妇的形象背负千载恶名，遭到唾骂，实在是比窦娥还要冤!

如今，在我国北方的一部分地区，“武大郎”常被当作专指名词使用，带有侮辱性地称呼一些外貌丑陋、身材矮小之人，在小说及影视剧作品中，也都把武大郎描述刻画成“三寸丁，谷树皮”的“矬人”形象。这其实是对其真实形象的又一损毁。

据1946年武植墓的发掘者依据比例和经验推断，武大郎实际身高应该在1.78米以上，算得上是伟岸，另外，不容忽视的是，武植墓的规模比较大，并且他的棺木用料是珍贵的楠木，这岂是一般人家所能做到，又岂是一般人所能享有的丧葬待遇?

那么，武、潘二人的真实面貌为什么会遭受历史残酷的“毁容”呢?据武植的24世孙武双福等武家后人介绍，这其中另有因由：

早年贫苦的武植曾经得到过一位王姓同窗好友的资助，武植做官之后，这位王姓同窗家境败落，于是便千里迢迢来投奔武植，希望能谋得一个职位。然而，在武家一直住了大半年，仍不见为官清正廉明的武植提拔他，王氏愤怒之下便不辞而别，为发泄心中怨恨，他在回乡的路上四处编造、张贴武、潘二人的各种丑事，极尽污蔑损毁之能事(这或许就是后世各种故事的雏形)。而先前武植得罪过的当地恶少西门庆更是与之沆瀣一气，煽风点火、添油加醋，很快，有关武、潘的各种谣言便传遍街头巷尾，且版本颇多，令其声誉遭受极大损毁。

而王姓书生回家以后才发现，武植早已为他重修了房舍，并购置了家当。这时，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无比的懊悔，并发疯似的揭撕自己沿街张贴的污蔑言论。然而，谣言一旦传开，又如何能收得回?

后世的文学作品，不论是《水浒传》还是《金瓶梅》，就文学创作本身而言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其价值和地位在中国文学史上也都举足轻重。但是，为了创作的需要或者剧情的安排，作者都不可能也没必要对这些道听途说的故事蓝本做史学家们一样的确凿考证。于是，在他们取得文学创作巨大成就的同时，无疑对这些原本用以污蔑诋毁的“谣言”的流传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